（一）非太空国家对太空国家完全缺乏制衡手段必将遭受对方“碾压”，战略稳定性无从谈起，太空军备控制相关议题方案的达成也必然无法实现。

由于太空力量在国家安全功效方面强大的战略意义，当几乎没有太空能力的国家遭到具有较强太空力量一方的攻击时，如果没有一定的包括核在内的战略威慑体系作为最后的屏障，结果肯定是遭遇毁灭性打击。譬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广泛使用太空系统、以信息支援的方式展开的联合作战，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对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军队发动了令世人震惊的进攻。

“海湾战争是拥有当时最先进航天系统的一方对没有航天系统一方的一边倒的战争，使得美国的太空力量得以尽兴地表演。”在整个战争中，美军动用了几乎全部军用卫星系统，同时征用了大量商业卫星系统，其90%以上的战略情报信息、75%的军事通信和100%的导航定位是由卫星提供的，由此使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对伊军的情况了如指掌，成为美方取胜的关键因素。

海湾战争作为一场现代化的高技术局部战争，“这种‘完胜’和‘完败’的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局部战争史上是少有的。虽然这场战争的胜负，一开始就由战争双方力量悬殊对比决定了，但从战争全过程看，美军太空力量在战争中的运用，对战争的结局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太空安全领域“能力—脆弱性”悖论为太空弱国非对称性制衡太空强国提供了契机，但太空弱国的太空能力必须达到特定的“阈值”，双方才有可能坐下来谈太空军备控制相关机制建构的问题。

一个国家太空力量仍然近乎为零，主要采取一些被动的、零碎的非对称抗衡手段，虽然看到了对方太空系统存在的脆弱性，但无法构成对作为太空强国的敌手构成致命性打击时，结果仍然可能是“完败”。美国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分别使用了56颗、78颗、94颗和163颗卫星。

这些军、民用卫星支撑的太空信息系统，为美军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侦察、监视、预警、通信、导航、定位、气象、测地等作战信息和通信服务。伊拉克军队利用沙尘暴、甚至引爆油井的烟雾等手段遮蔽美卫星信号和干扰精确制导武器；伊拉克还从俄罗斯“购买了大约200个GPS干扰装置，用于干扰采用GPS制导的精确制导炸弹和导弹。”

采取这一措施后，美、英联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多次偏离目标，联军在多次作战出现误伤。但总体来看，太空弱国的非对称反制如果达不到类似核威慑对峙中的麦克纳马拉标准那样特定的“阈值”，形成实质上的相互确保脆弱的局面，就无法维护安全互动中的战略稳定性。

（三）太空大国之间相互确保脆弱有利于维护太空安全领域的战略稳定性，这时太空军备控制相关机制的建构往往更有可能。

太空力量相对较弱的国家可以利用太空领域“能力—脆弱性”悖论，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与太空强国进行对等的太空攻防对抗准备。太空力量相对较弱的国家只要具备一定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和较成熟的低、中、高轨道兼备的发射能力，或其他有效的非对称性制衡手段，就可充分利用体系结构破坏方式，破坏对方的信息优势和联合行动优势，使得对方感觉到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不仅无法获胜或获益不大，反而会由于太空系统遭受破坏而损失惨重，进而不会因为其他危机而挑起太空冲突或战争。

显然，在太空安全互动中如果出现这种相互确保脆弱的情况，因对峙双方中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太空冲突或战争就不易爆发，危机稳定性就比较高。从国际安全领域的现实来看，今天美国和俄罗斯太空安全互动状况就是这种危机稳定性较高的情况。美国太空力量总体上要比俄罗斯强大，但俄罗斯利用其反卫星能力足以非对称反制美国，加之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和美国对太空系统超高的依赖程度，很难想象美、俄会由于其他一般性危机而大打太空战。

太空力量发展的超高成本，太空系统“能力—脆弱性”悖论以及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将苏联拖入军备竞赛深渊的恐怖经历，使得今天的俄罗斯会更多选择非对称制衡手段对付美国。因此，耗费相近成本的太空军备竞赛不易出现，太空军备稳定性也较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因有类似美、俄这样的太空大国之间相互确保脆弱的情形存在，太空安全领域的战略稳定性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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