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银行开始审视金融发展的经验教训，发现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纷纷陷入了破产的泥沼，发达国家的也一样。在整个80年代，超过25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机构破产重组。一旦金融业不能正常运作，各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便会接踵而至。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临危受命，带领一个工作组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一信息，并以“金融体系与发展”为主题起草了1989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

该报告由世界银行研究局金融政策与制度处处长米勒德·朗（Millard Long）以及赵润济（Yoon Je Cho）、迪米特里·维塔斯（Dimitri Vittas）和芭芭拉·卡夫卡（Barbara Kaa）等共同执笔。为获取全球各地的宝贵经验，一系列研究企划和研讨会作为起草工作的一部分得以开展。1989年10月，我有幸加入金融政策与制度处，学习问题银行破产与重组的国际经验。彼时，阿里斯托沃洛·德·胡安已是该团队的重要成员了。他是来自西班牙银行的杰出银行家，对银行偿付能力问题以及银行、监管机构两方面的失灵具有深刻洞见。他带头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传统观点认为“放松管制”与“合并”是治疗银行业危机的灵丹妙药；而他强烈主张建立以资产评估和真实现金流为核心的问题银行识别和处置机制，以彻底解决银行业存在的痼疾。他完全改变了世界银行诊断和治疗问题银行的工作模式，也因此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1989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是开创性的，揭示了金融危机的多种可能诱因，其中既包括微观和机构层面的原因，也包括政策失误、利率与汇率扭曲以及政治失败等方面的原因。米勒德·朗（Millard Long）在艾伦·盖尔布（Alan Gelb）（后成为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的协助下，领导了一支由金融领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实干家组成的团队。此后，米勒德本人继续担任俄罗斯与东欧金融改革顾问。该团队成员之一的帕特里克·霍诺汉（Patrick Honohan）后来成为爱尔兰银行行长，在世界银行的所学使他在2009—2015年成功扭转了爱尔兰银行体系的局面。杰里·卡普里奥（Jerry Caprio）进入布朗大学任教，撰写了许多金融与金融监管方面的著作。赵润济（Yoon Je Cho）曾任数位韩国总统的经济顾问，现任韩驻美大使。罗斯·莱文（Ross Levine）目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潜心钻研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监管政策在危机形成机制中发挥的作用。来自土耳其的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Asli Demirgüç-Kunt）现任世界银行研究局局长，她成功推动了金融发展数据库的建立。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则历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以色列银行行长以及美联储理事会副主席等要职。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职业经历的团队成员合作无间，学术气氛异常活跃，每名团队成员都为“金融为什么重要”这一宏大论题贡献了自己的观点。那时完成的许多工作成果，对分析后来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甚至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仍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阿里斯托沃洛是一位寡言君子，而他为金融政策与制度处所撰写的论文—《从好银行家到坏银行家》（From Good Bankers to Bad Bankers）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反响，被世界银行和那些曾在世界银行协助下进行过银行业改革的新兴市场国家奉为圭臬。他对银行的不当经营行为、违规会计操作以及掩盖亏损的招数洞若观火。从拉丁美洲到苏联国家，他的演讲总能让人屏息凝听，因为他不仅会向听众晓示关键性常识，并且会分享饱含经验与智慧凝结成的真知灼见，还总是异常诙谐风趣。他是一位卓越的西班牙绅士，是一位正直、睿智、积极入世的哲学家与值得信赖的朋友。在世界银行为其举行的欢送会上，米勒德 · 朗说：“阿里斯托沃洛留给我们的东西非常宝贵。要对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作出改变非常困难，但阿里斯托沃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改变了世界银行的工作范式。”重返西班牙后，阿里斯托沃洛先后为三十多个国家的政府及其主要银行提供过咨询。2008年，欧债危机后不久，西班牙银行体系再次陷入危机。他曾一再提醒西班牙央行：拖延、不彻底或不切实际的危机处置将贻害无穷。如今，他仍是一位活跃的顾问、撰稿人与演说家。

在阿里斯托沃洛87岁生辰之际，他将自己的作品集结成册，并以西班牙语和英语出版。我强烈建议他出版本书的中文译本，这样他的读者范围就能进一步覆盖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

本书是一本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可伴随银行家、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历经岁月浮沉，因为只要存在银行，银行危机就在所难免。阿里斯托沃洛·德·胡安曾担任银行家、监管者、学者以及分析师，多次亲历“危机—重组—复苏—危机”的循环周期。这本智慧的手册向我们展示了一名优秀的银行家是如何在一次次逾越金融纪律、掩盖银行亏损的微观与宏观决策过程中逐步走向堕落的。“亏损翻倍规律”只是本书所构建的实用的银行业监管宝库中的瑰宝之一。对于所有怀揣抱负的银行家和监管者而言，本书是必读之作，哪怕仅仅是为了将自己从当前过度复杂的技术术语的迷雾中拉回现实。

阅读本书，监管者和金融经济学家们无须借助巴塞尔协议Ⅲ等现代监管规则所需要的大量技术术语和数据就能理解，破产最终是由糟糕的企业文化和不同层面的政治失败所导致的。本书的任何一章都将提供有关问题银行识别与处置的真知灼见。

在这个领域里，再没有比本书更值得推荐的读本了。

我建议大家以开放的心态来阅读本书对银行、银行业以及危机管理和银行重组所带来的复杂的行业转型所做出的非凡诠释。银行处置的派生后果往往非常惨烈，并难以在事前预知。将银行从自身经营不善所酿成的恶果中解救出来，肯定不是对失败的奖励；从避免损害整体经济、储户和纳税人（尤其是避免损害纳税人）以及防范对支付系统和总体信心造成不利影响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种审慎的做法。对问题银行的救助不是为了帮助银行家脱困，确切地说，是为了保护那些未参与不良治理的善意存款人的利益。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按照写作时间排列，是阿里斯托沃洛·德·胡安多年来的银行业从业经验的集合。阿里斯托沃洛还加入了其个人对相关问题的深刻反思，并据此得出了许多具有说服力的推论，这些推论对防范或减轻未来的银行危机大有裨益。我无法决断本书最精华的部分是阿里斯托沃洛所推荐的问题银行处置方案，还是每个章节所提出的预防性建议，因为所有这些都围绕本书的主旨问题提供了机智而敏锐的解决方案。

本书（包含一系列针对不同受众的演讲、报纸评论与论文）从一种既正统又具有批判性的视角，为银行家和监管者同时提供了行为准则。本书也将吸引对银行业的商业逻辑与社会影响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因为它展示了专业银行家、银行业务（虽定义简单，但细节庞杂）以及监管者的良好做法和不良做法。事实上，所有金融监管的参与者都将乐于阅读本书，更不用说政客与立法者了，后者常常需要快速做出重要决策，却不时受到一些无稽之谈的阻扰。

作者经验老道，正如本书前言所说，他在银行业中成长，历任私人部门与监管部门的要职。20世纪70年代，他成为西班牙大众银行（Banco Popular Español）的高管，后者当时由路易斯 · 巴利斯（Luis Valls）掌管，在业内出类拔萃。事实上，巴利斯兄弟会不时地亲自向阿里斯托沃洛寻求帮助。在业界亲身体验后，他又成功扮演了危机管理者、监管者、国际顾问、教授以及思想传播者等多种角色，当然，在所有这些角色中，他都只忠于自己的内心。

在取得了优秀银行家的声誉后，阿里斯托沃洛接受西班牙银行委托，帮助其处理20世纪80年代初的信贷机构危机。该次危机的发生完全在西班牙监管当局的意料之外，造成约50家信贷机构的破产，凸显了监管当局法律、金融监管工具与监管经验的严重匮乏。彼时，西班牙正处于国内政治的艰难时期，创新显得十分冒险，采取任何救助重组或再私有化措施都必须向当局和公众给出合理解释。然而，阿里斯托沃洛选择了抓住时机大胆创新。

在团队的支持下，阿里斯托沃洛谨慎、务实地勉力工作，确保全部的决策都妥善记录在册，竭力避免任何专横或傲慢的嫌疑，以及未来可能遭到的马后炮式的批评。这是危机管理者面临的普遍问题—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会在将来持续性地受到来自各界的事后评判，而这些事后评判所依据的事实和观点在事件发生之时可能根本无法想象。一位前辈曾忠告他：“要确保多年过去、物是人非，你仍可为当年所做之事给出合理解释。”阿里斯托沃洛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既勇敢又谨慎。

在他离开西班牙银行时，时任西班牙银行行长的马里亚诺 · 鲁维奥（Mariano Rubio）这样评价他：“阿里斯托沃洛管理政府资金就像管理自己的钱一样。”当天的银行管理委员会会议纪要写道，“德·胡安先生最突出的两大品质是，他在寻找银行危机解决方案方面的天赋，以及他在困难时刻所展现出的超越技术层面的才能、毅力和勇气。他的热忱和奉献精神在检查总局创建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离开时，这个部门已经训练有素，可将他一手建立的工作方式良好地维持下去”。

尽管缺乏必要的法律、金融和专业工具，阿里斯托沃洛仍努力使20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危机得到了有效处置，该次危机中对一些问题银行的处置经验让其他国家也从中受益。就我个人看来，这些宝贵经验在西班牙当局处理当时的危机时未被受到足够的重视。西班牙储蓄银行的崩溃使西班牙金融体系的三分之一遭到破坏。就在危机爆发前夕，这些储蓄银行表面看来还十分健康；但事实上，金融渠道、贷款账户以及所有权和管理模式已经出现紧张迹象，监管疲弱又使问题进一步加剧（这些因素不仅引发了危机，还推高了处置危机的成本）。

作者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逐渐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反危机策略和方法论。本书对他在实践后的反思（关于预防与管理银行危机的一些推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作者认为，对危机进行预防和管理远比在危机后筹措资金更为重要。

阿里斯托沃洛的认知风格极有条理。他将危机前后的每个单独的小问题都视为一整幅拼图中的无数个小碎片，对其进行谨慎的识别、分析和理解，以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全局认知，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危机处置中的复杂决策。

本书的第一章《从好银行家到坏银行家》首次发表于1986年， 但该文所包含的观点在作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向问题银行股东提交的报告中已有述及。该报告主要建议股东们通过变更管理层与开展“手风琴交易”等方式来挽救局面。这一章最重要的论点是，周而复始的银行业危机并不一定是由经济危机或衰退引发的，而往往是由一系列越发糟糕的经营决策（不当经营行为—做假账—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彻头彻尾地欺诈）所导致的。在经历以上四个阶段后，“好银行家”将沦为“坏银行家”，与此同时，银行也将滑入资不抵债的深渊。为避免这一局面的发生，文中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作者对四阶段分析框架的精妙提炼得益于其丰富经验与远见卓识，这一分析框架在今天依然有效。

第十二章《问题银行处置的实践经验》写于2017年，是阿里斯托沃洛对其50年个人从业经验的总结。文章沿袭了1986年的基本思想，但添加了2007年危机中使用的一些“最新技术”。基于最新证据，文章揭示了“规制”（regulation）、“监管”（supervision）和“处置”（resolution）三个环节的紧密联系：银行业管控的整体水平取决于三者中最薄弱的一环。

阿里斯托沃洛在书中回顾了一些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出的概念。如“常青”（evergreen）贷款，用于比喻那些假装可以继续产生利息并能够被清偿的不良贷款。显然，将不良贷款“常青化”的做法就如同将污垢扫到地毯下一样自欺欺人。正如作者所说，除非立马“更换新的扫帚”（译者注：意指更换管理者），否则这种操作终将致使银行破产。

作者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亏损翻倍规律”，即实际亏损通常要在银行自身上报的亏损数额上四次翻番—银行管理层估算的亏损通常较为轻微；审计报告的数额通常会在其基础上翻一番； 监管者估算的数额会再翻一番；处置过程中所确定的数额又要翻一番；最终购买问题机构的“白衣骑士”所确认的亏损通常还要再翻一番。“亏损翻倍规律”在很多情况下都成立，印证了银行业的一条本质特性：一旦一家银行被识别出存在流动性问题，那么其必定已经资不抵债了。

阿里斯托沃洛已86岁高龄，却依然保有50岁的心智能力，他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危机后国际金融改革所提出的批判或许是本书最具价值的内容。他认为，本轮危机尚未结束，仍有大量的清理工作有待完成。本轮危机的主要诱因是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往往会导致资不抵债潜滋暗长，因为后者往往可在不计后果的持续增长下得以隐藏。流动性仅能为问题银行提供短期内的喘息空间，却无法将其彻底治愈；不勇敢手术的结果终将是养痈为患。此外，本文的一个潜在论点是，不良资产拨备不足会降低处置不良资产的动机。持有无法产生实际回报的资产只会挤占稀缺的资本，并导致进一步亏损，注定走向破产。

本书对最近的数学建模、外部审计和压力测试等监管工具的批判也极具启发性。这些新的监管工具不仅未达成预期效果，还带来一些非常负面的未预后果——因为“未知的未知”无法通过基于先验信息构建的算法来预测。同时，事实证明，时下流行的以强化治理取代监管的时髦观点可能是在自欺欺人。

阿里斯托沃洛强调现场检查的重要性，主张对贷款文件进行抽样以验证现金流（利息、拨备、还款与储备）的真实性，并核查财务报表中所确认的资产和信贷回报的价值是否公允。他强调，一方面，资不抵债必须得到有效处置（使用现金、留存收益或当期利润等各种形式的资金）；非常重要，但这并非最终目的，只有在事前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和真实的资产计量，有效避免银行陷入资不抵债，才能最终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作者强调，“利润为王”。他还告诫读者，对股本不足或质量较差的实体直接进行资本重组（recapitalization）并未真正注入资本，这种捷径行为具有欺骗性。最后，他还强调，撤换破产机构的管理层至关重要，他们必须被替换为具备必要经验和诚信度的“适格”（t and proper）业者。

总之，本书非常实用。其结论既有理论基础，又具经验支撑。尽管阿里斯托沃洛未提出任何学术主张，但他的所有发现都经过了实践的反复验证，实证效度显而易见。此外，本书措辞清晰而精准，读来本身就是赏心乐事。

费尔南多·冈萨雷斯·乌瓦内哈

（Fernando González Urbaneja）

西班牙著名金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