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头的美术史向来是难啃的，现代人习惯了快餐式的碎片化阅读，的确难以静下心来完整地阅读一本书，就更不用说一本大部头的书籍了，以至于望书兴叹。并且由于文化的藩篱，西方美术史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更加是望而生怯。
就专业学习者而言，和西方美术史的距离比平常读者稍近一些，读美术史是专业基础，也是学习者的必经之路，但在视觉文化潮流的冲击下，各种细剖式的解读似乎更加合读者的胃口，而以年代为线索而述的美术史，吸引力则稍显不足。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几本书籍能够多次再版，并长盛不衰，这些书也被人们称之为“经典”。
如果让我推荐“经典”，在我脑海中瞬间弹出的两个名字一定是H.W.詹森的《詹森艺术史》和E.H.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
Janson's History of Art:
The Western Tradition
(Pears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Story of Art
为什么是这两本书呢？因为捧起这种“大书”需要十足的勇气。但这也是玩笑话，真正吸引人的无非是“经典”二字，这两本书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再版的次数更是有目共睹，被称之为“经典”实则是名副其实。
以至于到如今，听到两位作者的名字便觉崇敬，读书的人有一个习惯，阅读到一本好书，看完觉得不过瘾便想着搜罗作者的其他书来阅读，在《詹森艺术史》如雷贯耳的盛名之下，与之相关的书籍自然映入眼帘，《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便是如此。
19世纪西方艺术史的经典畅销之作
《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于1983年首次在美国出版，由罗伯特.罗森布鲁姆和H.W.詹森合著，是19世纪西方艺术史的经典畅销之作，秉承了《詹森艺术史》的精品传统，并体现了著名艺术史大师在近现代艺术史研究上的深厚造诣。
H.W.詹森（H.W.Janson，1913—1982）
罗伯特.罗森布鲁姆
（Robert Rosenblum, 1927 - 2006）
全书按年代顺序编排，主线是绘画与雕塑两大艺术形式，探讨了艺术与新兴技术、艺术与政治、艺术与文学、艺术与音乐的相互影响。
2021年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译著《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是继1984年首次出版后，于2004年所重新出版的修订版。
推陈出新，强调女性与社会议题
在作者的叙述之中，能够看到其对时代的关照和社会的思考，作者将此前艺术史上被忽略的女性艺术作品或是艺术作品之中的女性拂去尘埃，祛除遮蔽，将不受关注、对于读者而言较为陌生的美国画家也纳入其考察范围之中，这无疑给人以新鲜之感。
约翰·辛格·萨金特：《爱德华·达里·博伊特的女儿们》
1882年（1883年沙龙展展出），
布面油画，221cm × 221cm
波士顿美术馆，美国
约翰·辛格尔·萨金特创作的《爱德华·达里·博伊特的女儿们》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激进地违反了常规，如果说不是体现在其反映的题材上，那也是体现在其构图上。因为与同时期法国的现实主义画家和印象派画家不同，萨金特没有在意巴黎街道或是郊区公园里人们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而是集中描绘了富人阶层家庭生活和职业工作的环境。但是通过富于暗示性地加工重现古典主义大师们的绘画意向，并运用那个时期最为强健有力的笔法，萨金特对巴黎和伦敦都市生活的描绘依然鲜明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P626
在面对未知的景象，人们总是充满好奇和渴望，在以欧洲美术史为主章的叙述中，发掘了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的画家，将其载入十九世纪的艺术史之中，这是与惯常所见到的美术史极为不同的一点。
卢修斯·R.奥布莱恩：《萨格纳河上的日出》
1880年，布面油画，87.6cm × 125.7cm
渥太华国家美术馆，加拿大
出生于上加拿大区的卢修斯·R.奥布莱恩（Lucisu R. O'Beien, 1832-1899）最初是一名测绘制图员，与北美的风景摄影师一同记录加拿大和北美洲的风景。当他决定成为一名画家时，他将他收集的这些材料作为创作一种诗意绘画的基础，同时遵循北美风景画的传统。1880年，作为加拿大皇家艺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奥布莱恩会选择一幅描绘本土主题的画作提交给展览进行首次展出，作为自己取得学衔的一件作品。那一年展出的《萨格纳河上的日出》（Sunrise on the Saguenay）把我们带到了圣劳伦斯河的一条支流处出现的一个伊甸园般的景观中。 《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P631
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墨西哥》
1877年，布面油画，155cm × 224.8cm
国家艺术学院，墨西哥
而在北美另一条边境线的另一边，墨西哥画家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José María Velasco, 1840-1912）同样将浪漫主义风景画的传统，融入他的绘画方法，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这典型地体现在他描绘的墨西哥谷地的景观中。其全景图式的远景景观，以及对前哥伦布时代古老文明的鲜明回忆都让他画了一遍又一遍，同时也做了改动，有时会画上令人熟悉的代表19世纪社会进步的象征物，即铁路线，在《墨西哥》这幅画中出现的铁路线连接着墨西哥城和韦拉克鲁斯。在这一系列画作中最为明亮轻灵的一幅是创作于1877年的《墨西哥》（Mexico）。
在这幅画中，贝拉斯科似乎打破了西方风景画在构图上的惯常做法，以提供一个几乎是鸟瞰的视角，呈现大自然和人类历史令人惊叹的辽阔壮丽，其无限延展的态势因为对画幅四边的猛然裁切而得到了凸显和强调。在遥远的地方，在大面积布满天空的云层之下，火山映出的剪影般的轮廓让人联想到古代阿兹特克人伟大的金字塔的古老形态。儿前景中有仙人掌，还有不时俯冲到被骄阳炙烤的大地上的雄鹰。它们不仅记录了当地的动植物情况，而且也让人想起民族主义的寓言中代表墨西哥的传统象征物。 《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P633
亚瑟·斯特里顿爵士：《火点着了，兰谱斯顿隧洞》
1891年，布面油画，183.8cm × 122.6cm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澳大利亚
就像贝拉斯科或奥布莱恩那样，澳大利亚的亚瑟·斯特里顿（Arthur Streeton, 1867-1943）爵士致力于描绘他的国家的本土风情，同时又热切地希望吸收印象主义的绘画现代性。在他创作于1891年的《火点着了，兰谱斯顿隧洞》《Fire's on, Lapstone Tunnel》这样的作品中，他将上述两个目标结合了起来，记录下了澳大利亚的自然景观和国家发展情况。 《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P634
广阔的视野与流畅的译文
本书的体例虽也是以时间为线索而进行写作，但在每一部分的叙述之中都分为了绘画和雕塑两部分。在传统的艺术史叙述之中，对于雕塑的关注相较于绘画而言相对较少，且通常作为绘画的附庸，所占篇幅极小。
《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内页
但在《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中，将绘画和雕塑放在了同等的位置上，且叙述的广度大大增加，将地域作为叙述雕塑艺术的线索。这一叙史特点与作者的学养和研究紧密相连，正是因为詹森对于十九世纪雕塑研究的熟络，本书才得以呈现如此广阔的视野，将英、法、德、意、美 等国的雕塑家和雕塑作品与其所处的时代特性联系起来，展现十九世纪雕塑所面临的机遇、困境与挑战。
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
《路易莎公主和弗雷德里卡公主》
1795-1797年，大理石，真人尺寸
柏林国立美术馆，德国
读者自身的文化语境会成为阅读的助益，相反，在面对陌生的文化语境时，读者会本能地产生抗拒或是存在阅读障碍。在阅读译著时，难免会因为文化的隔阂和差异，或是翻译的晦涩，而造成难以理解的困难，译著与原文的距离给读者造成的理解问题也会影响读者对一本书的评价。《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阅读障碍，这无疑要感谢翻译团队所做的努力。
《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内页
在本书当中，词句之间显得十分流畅，使人在阅读之间有一种畅快之感，并不觉晦涩难懂。在译后记中，朱青生老师也提到在翻译本书时，使用了组合译法，这种严谨、细致的翻译工作，尽可能的还原了原书的样貌，消弭因语言隔阂所带来的文化间的差异，使读者进入到十九世纪西方的文化语境之中，使本书所带给读者一种精神愉悦感。
本书佐证资料详实，增强可信度
如果说叙述的语言是阅读一本美术史的通道和途径，带领读者走进十九世纪的艺术世界，那么所引用的史实和文献则增强了这本美术史的可信度。
在本书之中，在论述艺术作品时，也提供了详实的佐证材料，给读者提供阅读参考。如在叙述大卫的《马拉之死》这一经典艺术作品时，将画作中的两封信件的文本内容、与《马拉之死》同刻在石棺上的诗句、作家和评论家夏尔·波德莱尔对这幅画的评论都展现在读者面前。
雅克-路易·大卫：
《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
1793年，布面油画，161.9cm × 127.9cm
布鲁塞尔皇家美术馆，比利时
这幅画之所以受欢迎也是因为画面中传递出的丰富的文本信息，这些信息戏剧性地揭开了这个故事隐含的秘密。正因如此，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展示了画作如何作为一种叙述手法，将具有教化功能的故事与情感结合起来。除了书写台上的文本以外，还有两封清晰可见的信件。一封是夏洛特·科尔代写的欺诈信件（握在马拉的左手里），科尔代利用了马拉慷慨助人的天性，以便能够进入他的公寓： 1793年7月13日 玛丽·安妮·夏洛特 科尔代在市里 马拉 我是真的非常不幸 这足够让我有权利 获得您的仁慈 《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P37
在对拉斐尔前派的艺术家的艺术目标进行解读时，也使用了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中的一位成员的回忆录以及批评家约翰·罗斯金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信件来进行佐证，这些丰富的史料和佐证材料充实了本书的内容，批评家的视角也使读者也通过多个角度了解了当时的艺术发展与境况。
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之一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
《珀耳塞福涅》（Proserpine）
1874年，布面油画，125.1 厘米 × 61 厘米
泰特美术馆，英国
与后来的先锋派艺术运动不同，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没有发表一个与他们激烈的创作主张相应的伟大宣言。然而，在1895年，兄弟会的七位成员中最不具艺术特质的一位成员威廉·迈克尔·罗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 他是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弟弟和这个兄弟会的秘书），在一个而回忆录中回顾了这场运动的目标：
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的画家将道德和精神理念视为是与高雅艺术相关理念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创作任何带有粗俗、淫荡意味的描绘，或是与官能享受相关的作品，但是他们也没有将艺术创作局限在精神或道德范围内。因此我认为，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成员之间的团结纽带可简要归结为以下几点：1.有真诚的想法需要表达；2.用心研究大自然，从而学会如何表达这些想法；3.与以往艺术作品中直接、严肃和真诚的表达产生共鸣，排斥约定俗成、自我炫耀，以及死记硬背的东西；4.最不可或缺的一点是要创作出绝对高质量的绘画和雕像。 《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P410
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之一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
《奥菲莉亚》Ophelia
1851–1852年，布面油画，76.2 cm × 111.8 cm
泰特英国美术馆，英国
1851年5月，批评家约翰·罗斯金写信给《泰晤士报》，捍卫这个兄弟会成员的作品，公开反驳批评界对他们的极为负面的评价。罗斯金的这个举动帮助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她特别注意到了他们是忠实于“根本事实”的，同时又致力于提高技巧，无视约定俗成的艺术准则：
创作这些作品要付出巨量的劳动，它们忠实地反映了一种真理的秩序（创作劳动和对事实的忠实都是无可辩驳的）。以上这两点应该使它们不应受到轻蔑；第二，我相信这些年轻艺术家正处于他们职业生涯中关键的时期——处于一个转折点，此后他们会要么变得寂寂无闻，要么功成名就。我还相信，他们是选择进取还是沉沦，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要取决于批评界对他们作品的评价是好还是坏。 《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P410
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53年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自然具有其本身的魅力，《詹森十九世纪艺术史》的魅力来自于在作者所还原的十九世纪艺术史中其间提供的丰富的史料叙述、观点分析与去遮蔽式的论述，阅读本书所带来的兴奋感与获得感甚于阅读大部头书籍的畏惧感，这本书的确使人看到了19世纪艺术的无限可能性，正如作者在修订版前言中的一句话：“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新版本将继续为人们了解和诠释19世纪艺术的无限可能性提供开放性的指导”。
【随书附赠精美衍生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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