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日，读了张掖的任积泉、徐万福二位先生编著的《甘州古乐》，受益匪浅，收获颇多。据任积泉先生说，这本书记录了甘州古乐的起源、传承、影响以及189首曲谱，近40万字的书稿，至2021年正式出版，他写了足足20年。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而声音又是转瞬即逝的。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因为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声音无法被记录和重放。直至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人类才第一次记录下了自己的歌声：“玛丽有只小羊羔，雪球儿似一身毛……”对于音乐的研究本身就繁杂艰难，对于古代音乐的研究更是困难重重。因此，《甘州古乐》一书的出版，在张掖文化特别是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从事中国古代音乐研究者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从事音乐演奏演唱者带来极大方便。

敦煌研究院的杨富学教授，在看了甘州古乐的表演之后，欣然作诗曰：“甘州古乐嘈切音，霓裳羽衣舞天人。此乐只应天上有，吾侪得有几回闻。”

作为非遗民俗方面的研究人员，难免有浓厚的地方情结，张掖人心系甘州，武威人则情在凉州。正如，在阅读陈玉福先生的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时，张掖人看重的是杨嘉谟作为甘肃镇总兵在甘州建功立业，武威人则关注杨嘉谟晚年还乡养老，在凉州城有大将军府，有杨府巷。在读到《甘州古乐》中的甘州大曲，甘州乐舞时，我难免就联想到了凉州大曲、西凉乐舞。

我们重新梳理中国古代音乐史，就会发现甘州大曲和凉州大曲其实是同源异流，都是“西凉乐”的组成部分，是唐朝宫廷大曲的两个分支，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研究任积泉等先生对甘州古乐的挖掘、整理、研究、利用的过程，可以学到许多有用的方法，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可以知道我们该如何去努力研究凉州古乐以及民间音乐。

二、甘州大曲与凉州大曲的渊源

那么，甘州大曲和凉州大曲从何而来呢？在此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国尤其是河西走廊古代音乐的历史。

音乐是用有组织的乐音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早在原始社会，已经有了音乐的雏形。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声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器乐”的雏形。

夏商两代是奴隶制社会时期，乐舞更多地为奴隶主所享用，更多地表现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歌颂夏禹治水的乐舞《大夏》，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甚至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

据史料记载 ，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发现有“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以及制作精良的脱胎于石桦犁的“石磐”。商代还出现了编钟、编铙、陶埙等乐器。

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等级。总结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

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赖于此，保留下大量的民歌，经春秋时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305篇。在《诗经》成书前后，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曲编成《九歌》，具有浓重的楚文化特征。至此，两种不同音乐风格的作品南北交相辉映。

周朝时期，民间音乐也丰富多彩。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著名的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据记载能够“声振林木，响遏飞云”。更有民间歌女韩娥，演唱的歌曲“余音饶梁，三日不绝”。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墓葬出土的124件乐器，涵盖“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个种类即“八音”，反映了当时宫廷的礼乐制度。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zhǐ]、羽”也已经确立。

秦汉时期，开始出现“乐府”。“乐府”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编民间音乐，也集中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就被称为“乐府诗”。

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产生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

在三国时期，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朝廷专门设置清商署。而吴国的周瑜，更是以精通音律而闻名，据《三国·吴志·周瑜传》记载:“瑜少精意於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

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魏晋时期，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已经趋于成熟。

汉代以前,河西走廊一代驻牧的是月氏人,其先王姓康,居驻于祁连山北的昭武城,即今张掖市临泽县鸭暖镇昭武村。后为匈奴所破,西逾葱岭至两河流域,子孙繁衍,分王九国,总称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昭武人能歌善舞,“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就源于“昭武九姓”中的石国。

匈奴击败月氏后占据了河西走廊，并时刻威胁汉朝边境。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河西，匈奴浑邪王杀了休屠王，带领四万部众投降汉朝。汉武帝在河西设立了酒泉郡、武威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置了张掖郡、敦煌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加上敦煌以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禅泰山，改年号为“元封”。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部刺史”。在大约今甘肃省疆域范围内置凉州刺史部，凉州之名自此开始，取义“地处西方，常寒凉也”，下辖陇西、天水、安定、北地、酒泉、张掖、敦煌、武威、金城、西海10郡，治在姑臧（今武威市）。

为了巩固边防，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从中原地区大量移民河西。随着移民的到来，歌舞、百戏、雅乐传入河西，成为本地音乐的形成基础。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三国争霸，最终统一于晋。短暂统一后，八王之乱叠加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司马氏在江南地区建立了东晋，在北方地区则群雄割据，史称“十六国”，其中就包括河西走廊的“五凉”。五凉时期，是河西走廊在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五凉时期从公元301年西晋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开始，直至公元439年北凉沮渠牧健投降北魏拓跋氏而宣告结束。汉族张轨家族、氐族吕光、汉族段业及匈奴族沮渠蒙逊、鲜卑族秃发乌孤、汉族李暠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五个割据政权。

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音乐也步入了一段辉煌时期，完成了西域音乐和中原音乐的融合。据《隋书·音乐志》载:“西凉者,起苻坚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之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史书载,吕光灭龟兹后,被龟兹国瑰丽的文化艺术所倾倒,翌年,在班师东归时带回大批龟兹乐舞艺术及大批乐舞伎。由于西汉以前,羌族和匈奴族创造的角、笳、笛等早已传入内地。因此,吕光将从龟兹带回的大批乐舞伎和琵琶、筚篥、羯豉等乐器,并汇集中原艺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乐舞队,并把大量的龟兹乐曲加以改编,又和河西地区原有的乐舞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秦汉伎”。由于“秦汉伎”在一定程度上依附并迎合河西本地乐舞形式,所以发展迅速。吕光创建的后凉建都姑臧城，还从龟兹带回了高僧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在姑臧驻锡17年，推动了佛教以及佛教音乐在河西走廊的传播。

段业是北凉的开国之君,也是吕光征龟兹时的秘书郎,亲自参与过俘获龟兹艺人并带入河西走廊的全过程。因此，有理由相信他与沮渠蒙逊在北凉早期的都城骆驼城、张掖城推动了音乐的发展。在张掖、酒泉、嘉峪关等地的魏晋墓画像砖上就有大量的音乐歌舞场景。沮渠蒙逊最终统一河西走廊，定都姑臧。

439年，北魏灭掉北凉，基本统一了北方。北魏拓跋焘留下乐平王拓跋丕以及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守凉州。北魏在河西东部置有凉州，领武安、临松、建昌、番和、泉城、武兴、武威、昌松、东泾、梁宁等十郡，辖区相当于今甘肃兰州、武威、张掖以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

北魏消灭了北凉后，将北凉都城凉州的大户、世族、学人、工匠近三万人迁往平城(今大同),凉州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人口的迁移却极大地推动了河西文化的东传，促进了北魏经济文化的发展。北魏的都城从平城（大同）迁至洛阳后，西凉乐在中原内地得到了更加深入广泛的传播。北魏文学家温子升(495-547年)曾作《凉州乐歌二首》：“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

北魏太武帝将“秦汉伎”改为“西凉伎”或者“西凉乐”。显然，此时的“西凉”并不是指李暠所建立的“西凉”，而是指“西方的凉州”。此时“西凉州”也还未设置。

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置西凉州，州治永平（今张掖市西北），领七郡：张掖、西郡、临松、建康、酒泉、梁宁、敦煌。张掖在凉州以西,所以叫“西凉州”。

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550年，高洋代东魏自立，建立北齐。西魏废帝三年(554年),天下由郡改州,张掖郡城有泉,甘甜清冽,于是更名“甘州”。有了“凉州”之名660年后，诞生了“甘州”之名。557年，宇文觉代西魏自立，建立北周。581年，杨坚代北周自立，建立了隋朝，北朝结束。

隋朝在前代基础上将音乐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据《隋书·炀帝纪》载: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至张掖,在焉支山“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二十余国”。“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

《隋书》中所指的九部乐,就是在隋文帝开皇初(约公元581-585年)所制定的《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即《礼毕》）等七部乐的基础上,于隋大业中(公元605-608年)又增加《康国伎》《疏勒伎》而形成的。在制定九部乐时将《国伎》改名为《西凉伎》。

到了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的音乐文化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继承了隋朝的《九部乐》，后来废除了《文康伎》（即《礼毕》），加入了歌颂唐朝兴盛的《燕乐》，又加入了《高昌伎》，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形成了《十部乐》。

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音乐皇帝”唐玄宗“开元盛世”时期音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汉代“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十部乐》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散序-歌-破”三段式结构形式。在唐代崔令钦的音乐著作《教坊录》中著录的开元、天宝年间的宫廷演奏的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在46个大曲中，有《凉州》《伊州》《甘州》三个以地名为名的曲名。这三个大曲在史籍中多有记载。《新唐书·礼乐志》曰:“天宝间乐曲,皆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新唐书·五行志》进一步说:“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凉州》《甘州》等曲谱是地方官对“音乐皇帝”投其所好进献上去的。开元六年（718），陇右诸军节度大使、鄯州都督兼任陇右经略使郭知运进献了《凉州曲》等乐谱。开元十五年（727），凉州都督杨敬述率乐工、舞伎、倡优，前往唐都长安进献了大型歌舞曲——“凉州”。杨敬述进献的《婆罗门曲》，经唐玄宗修改润饰成为《霓裳羽衣曲》。

据唐代郑綮所撰的《开天传信记》载：“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当“凉州曲”进入长安时，唐玄宗将凉州献乐人召进皇宫，又宣召在京的亲王、大臣、贵胄们进宫一同观赏。虽有大臣指出“凉州曲”有失“先祖乐律”，但酷爱乐舞的玄宗皇帝还是将“凉州曲”定为国乐。此后，“凉州”屡经加工提高，成为唐人歌舞大曲的领衔之作。

“凉州大曲”自进入长安后，便立即得到唐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唐诗人杜牧的《河湟》诗“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便是例证。“凉州大曲”是宫廷中经常上演的重要节目之一。有关“凉州大曲”在当时宫廷的演出盛况，唐代诗人王昌龄在《殿前曲》诗中有这样的描绘：“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新声一段高楼月，圣主千秋乐未休。”。

“凉州大曲”不仅在宫廷和寺院中深受追捧，更主要的是，在民间的影响更为深远。唐诗人武元衡《听歌》云：“月上重楼丝管秋，佳人夜唱古凉州。满堂谁是知音者，不惜千金与莫愁。”唐诗人花蕊夫人在《宫词》中也描写道：“梨园弟子簇池头，小乐携来候宴游。旋炙银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凉）州。”

随着凉州大曲的风行，为“凉州曲”写歌词也成为一种时尚。唐诗中的明珠——“凉州词”由此诞生。王之涣、王翰、孟浩然、张籍等人的《凉州词》都成为千古名作。

凉州曲进献给皇帝，甘州曲也不敢示弱。开元二十八年(740),喜爱乐舞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入朝进献《甘州》等曲谱。《甘州》进入宫廷后,由教坊乐工改编、加工为大曲形式《甘州》,倍受时人青睐。

盖嘉运本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军,因他在西域与突厥作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受到唐玄宗的嘉奖,被任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但他受奖后居功自傲,接到任命时继续待在长安沉溺酒色,不思防务,一再拖延赴任时间,结果遭到左丞相裴耀卿的弹劾。唐玄宗很不高兴,催促盖嘉运上任。盖嘉运到任后为了讨好唐玄宗,就将当时流行于甘州民间的众多曲子敬献给了唐玄宗。岑参是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进士,曾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职,是著名的西北边塞诗人。他的《玉门关盖将军歌》当作为《甘州》大曲歌词在宫廷一并演出。

安史之乱时，大量的宫廷乐工流落民间，也把宫廷音乐带到了民间。唐代以后，《凉州大曲》《甘州大曲》的子曲陆续进入到了词乐，礼乐，器乐，戏曲音乐、宗教音乐、民间祭祀音乐，散曲，曲艺、民歌、宝卷音乐等领域，对这些领域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反过来，通过对这些现存音乐的研究，加上对史籍文献的研究，我们又可以还原古代《凉州大曲》《甘州大曲》的历史风貌，就好比“从长江大河的下游来分析出中游、上游的水质。”

作者简介： 赵大泰，武威人，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专业研究生毕业，教育硕士，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现供职于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主编非遗专著《凉州贤孝之“二十四孝”》《凉州贤孝之“三十六记”》，发表论文多篇。

❖ 文章转载自“凉州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