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1936年毛主席与贺子珍在陕北保安
1930年初春的闽西山区,贺子珍分娩生下了一个小姑娘。
这也是贺子珍第一个孩子,也是毛主席第一个女儿。
毛主席很喜欢这个女儿,还跟贺子珍开玩笑:“你挑的日子倒是很好,生的地方也很好。”
尽管这个孩子受到了大家的宠爱,但在战争年代下,条件还是太艰苦了一些,很快国民党军三省围剿,红军被迫撤离龙岩,一个孩子跟着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毛主席打算将孩子送到一户人家抚养,贺子珍找到了时任闽西特委的邓子恢,含着泪委托他照顾一家人。
邓子恢推荐了住在龙岩城里的补鞋匠翁清河。
贺子珍含着泪,将未满月的女儿送到翁清河家里,并递上20枚银元,贺子珍临走时还说了一句:
“孩子叫毛金花。”
就这样,毛金花尚在襁褓中时,便远离了父母。自此以后再也没能与父母相见。
1932年4月,毛主席率领红军又一次回到了龙岩,想到了还有一个女儿也在,但因为政务缠身,无法分身,加上当时唯一的知情人邓子恢也不在身边,毛主席嘱咐弟弟毛泽民代为探望。
毛泽民在龙岩城区苏维埃主席的陪同下,找到补鞋匠翁清河,哪知道翁清河却说:“孩子已经没了。”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沉默了好一阵,最后叹息了一声:
“真是可惜啊。”
毛金花下落之谜
尽管贺子珍已经知道女儿离世的消息,但却始终不相信,建国后曾托人反复寻找。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建国后竭力寻找贺子珍红军时期遗留在革命老区的两个孩子毛毛以及毛金花,遗憾的是孩子始终下落不明,1949年11月21日,贺怡在赣南寻找途中,不幸遇到车祸去世。
1951年,谢觉哉率领中央慰问团前往革命老区时,毛主席还专门嘱咐了一句,必要时帮忙寻找一下女儿的下落。
1953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返乡探亲,毛主席在他临走时,特别交代:
“邓老啊,我还有个小女孩放在龙岩,你回去后帮我打听一下,看看还在不在?”
邓子恢表示:
“请主席放心,我回龙岩后一定调查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
图|邓子恢
邓子恢携夫人陈兰回到龙岩的第二天,就找到当年的补鞋匠翁清河调查,结果得到了和20多年前一样的回答。邓子恢怏怏不乐地返回北京。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也十分无奈:
“可惜啊,真是可惜。”
女儿虽然依旧没有消息,毛主席还是没忘了当年收养女儿的翁清河,特意取了300元装进信封里,要邓子恢代转给翁清河,以表达对他的感谢。尽管翁清河一口咬定,当年收养的女孩已经夭折
虽然毛主席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情兴师动众地操劳,但对自己的子女,却始终牵挂着。
1963年夏,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康克清大姐指示福建省妇联党组书记任曼君详细地调查毛金花的确切情况。
任曼君没有耽搁,立即组成了一个工作组,走访龙岩周边。
可由于翁清河始终一口咬定,毛金花已经夭折,工作组的调查十分缓慢。
一直到1964年,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图|杨月花(网图)
这年元旦刚过,一封署名“杨月花”的信送到了福建龙岩行署,这才揭开了事实的真相。
杨月花在信中,详细地说了自己出生的年月以及出生地点的信息,这一点与当年毛金花出生时的信息高度吻合。
时任福建省省长的魏金水十分重视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工作组,顺着杨月花提供的线索查访,从杨月花的养父母顺藤摸瓜。
最后聚焦到了一个人身上。
翁清河
1964年1月17日,魏金水召集杨月花以及其养母邱兰仔、舅母郑秋地以及翁清河夫妇等有关人员参加座谈会。
邱兰仔回忆称,他们夫妇结婚后始终没有孩子,杨月花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是邱兰仔的哥哥邱应松抱回来的孩子,舅母郑秋地也证实了这件事。
翁清河见无法再狡辩,只好坦承真相。
1930年5、6月间红军离开龙岩时,曾经邓子恢介绍收养了一个红军的小女孩儿,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占据龙岩,翁清河十分害怕,于是就瞒着妻子林大姑,偷偷将孩子转送给了商会隔壁石壁头翁姑。
事情也正如翁清河所料,国民党军后来将他抓捕后审讯,询问毛泽东孩子的事情,翁清河害怕,就谎称孩子已死。
无论后来什么人问,翁清河始终一口咬定,孩子已死。
图|毛主席与贺子珍在陕北
孩子送到翁姑手里以后,她也无力抚养,又转送给了山东来的张志先,张先志曾在国民党军中当兵,来到龙岩后在当地娶妻,以炸油条为生,妻子病逝后,张先志也无力在抚养,又转送给了开煤窑的邱应松,邱应松又转手给了自己的妹妹邱兰仔。
邱兰仔的丈夫去世很早,也一直没有子女,尽管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对这个孩子十分喜爱,还将孩子改名为邱月花,邱月花13岁后,又改为前夫的姓,称杨月花。
至此似乎看起来是真相大白。
可翁清河在明白承认杨月花的身份后,第二天又推翻了前一天所说的话:
“报告魏省长,昨天我说错了,毛主席的小女孩养到第二年六月初十左右,不幸得病死了……”
魏金水十分气愤,立即指责他:
“你昨天还说是,怎么今天又不是了。”
翁清河狡辩:
“昨天我和杨月花一起来开会,当时她在面前,我不得不承认几句。”
因为翁清河态度反复,有关杨月花身份确认一事,也被搁置下来。
多年后,翁清河的女儿翁椿木、女婿苏仁鸿回忆起这件事时还说:“他就是想捞一笔好处。”
舅舅贺敏学首肯:她就是我妹妹贺子珍的长女
1971年,贺敏学的曾经的部下、老红军战士罗万昌到龙岩工作。
罗万昌回到龙岩后,听说了有关杨月花的情况,于是搜集整理了一部分,寄给了贺敏学,贺敏学知道女儿的事儿一直是妹妹贺子珍的心病,于是委托罗万昌再进行周密的调查。
这时翁清河已经身故,调查杨月花身世也少了不少的阻碍。
图|贺敏学
到1973年年底,罗万昌将调查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寄给了贺敏学,贺敏学趁着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将材料交给了周总理。
1973年8月,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同意后,派毛泽覃、贺怡的儿媳周剑霞赴福建落实这件事。
周剑霞先到了上海,询问贺子珍:“当年那个留在福建的小女孩有什么特征?”
贺子珍仔细回忆了后告诉她:
“她的右脚腋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小些的黑痣。”
尽管知道了毛金花的一些体貌特征,但是如何才能验证却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罗万昌、周剑霞一道看望杨月花时,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心生一计,大喊了一声:“不好,有跳蚤。”
一屋子的人开始卷起裤腿、挽起了袖子,杨月花也不疑有他,立即照做。
趁着这个功夫,周剑霞瞥了一眼杨月花的膝盖,果然发现了杨月花的膝盖上有黑痣。
一系列的证据表明,杨月花就是毛主席与贺子珍遗留在福建龙岩的长女毛金花。
1973年后半年一天,杨月花单位的领导通知她,赴上海检查身体,实际上是想安排杨月花与贺子珍见一面。
尽管事先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因贺子珍身体原因,杨月花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月,也没能见到贺子珍。
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专程赶赴上海,带去了贺敏学的建议:
“离沪返闽,免生祸端,速到福州找他。”
于是杨月花又转道前往福州。
图|晚年的贺子珍
一见面,贺敏学便老泪纵横,拉着杨月花十分感慨地说:
“月花,找你多辛苦哦!为了找你,我从大西北调到福建,我想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
等于说贺敏学就承认了杨月花的身份。
对杨月花来说,没能见到母亲贺子珍一面,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舅舅贺敏学也劝:
“你妈妈她身体状况很不好,情绪稳定对于现在的她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还不是你们见面最好的时候,以后会安排你们相见的。”
贺敏学拉着外甥女的手,在客厅里一直聊到了深夜两点钟。
1974年,杨月花一家赴北京,想着能与毛主席见一面,但因种种变故,没能实现。
尽管有了贺敏学的牵线,杨月花始终没能见到贺子珍一面。
不仅仅是杨月花,贺子珍也几次要求,想要见一见女儿。
1974年、1977年,贺子珍两次前往福州,均没能顺利与女儿见面。
贺子珍后来委托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到福建龙岩看望姐姐。
李敏、孔令华以省文化局领导检查工作的名义,到福建龙岩探望,当时杨月花正担任着龙岩电影工作站党支部书记一职。
图|贺子珍与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合影
杨月花一到地方,就很明显地察觉到了气氛有些不对,汇报工作期间,杨月花发现“省里的领导”始终没注意听她汇报什么工作,反而是一直盯着她的脸看。杨月花仔细思索后,恍然大悟。
之前周剑霞来探望她的时候,桌子上摆了一张照片,是毛主席的女儿娇娇的照片。
杨月花认出了眼前的人是她妹妹。
但两人都没有相认。
杨月花后来与舅舅贺敏学说起这件事,贺敏学问她:
“你为什么不喊妹妹呢?”
杨月花摇摇头:
“我主动喊她并不合适。”
事后李敏也回忆起这次见面时坦言:
“其实我很想认识这个姐姐,但这件事不是我想做就可以做的。”
尽管没能与贺子珍见面有些遗憾,但杨月花与舅舅贺敏学的关系却始终很好,后来联系始终没有中断过。
1979年古田会议50周年纪念日,贺敏学专程赶往龙岩,并派人把杨月花接到驻地,并对傅连暲夫人等人说:
“她就是我妹妹贺子珍的长女杨月花!”
龙岩地委书记温附山也说:
“上次李敏来龙岩,我们都不让她知道,李敏也不公开身份。那时李敏给中央打电话,中央认为等机会再认,故未公开。”
省民政厅厅长杨德明告诉杨月花:“这下你可以到上海去见妈妈了。”
图|退休后的杨月花(网图)
即便如此,杨月花探望贺子珍一事始终未能成行。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
自始至终,杨月花与贺子珍没能见上一面,成为杨月花心里一个永远的遗憾。
贺敏学舅舅送给杨月花一张照片
尽管自始至终未能与父母见上一面,但杨月花的一生无疑也是幸运的。
养母邱兰仔对杨月花始终视如己出,生活上虽然十分艰苦,但始终平安喜乐。
有人曾问杨月花为何不把姓氏改过来,杨月花回忆称:
“前些年肖克同志打电话让我把姓改过来,原省委领导也劝我改姓,我说都这把年纪了,还改它做什么?”
杨月花对自己的生活,一直都很满意。
“每年春节文化局和电影公司的领导都来慰问。1989年陶铸夫人曾志到龙岩,我去看她时她问我地方上是否关心我。我说,照顾得不错,特别是组织把我的身世搞清楚了,公开化了,我非常感谢组织,我不要求什么,什么都不要求。”
图|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杨月花在养母邱兰仔的撮合下,与粮食局工作的郑焕章结了婚,婚后育有6个子女,长大后都在龙岩工作,基本上都是工薪阶层。
杨月花也从来没有利用什么身份,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1958年,杨月花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工作始终是勤勤恳恳。
杨月花所在的居委会负责人郑如兴回忆称:
“(杨月花)后来到电影公司工作,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60年代曾因救火负伤,休息一年多才见好。防洪期间,曾冒雨动员群众抗洪,不小心摔倒,把右肋骨摔断。”
杨月花的手里有一张照片,是当年舅舅贺敏学送给她的,后来一直放在杨月花影集第一页,这张发黄的黑白照片,是1937年在延安时,毛主席与一部分参加过秋收起义幸存人员的合影。杨月花指着照片的一角说:
“这就是我妈妈贺子珍。”
照片上,贺子珍身着戎装,依稀可以看出她当年的风采。
图|
影集的最后一页,是1993年杨月花与中央电视台《毛泽东》专题摄制组的同志合影。
说起来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老一辈儿的革命家,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这份精神让人十分感动。
毛主席与贺子珍本来有六个子女,但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不得不与他们忍痛分离,唯独只有李敏在他们身边长大成人。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与毛主席的第二个孩子,这个孩子在父母的身边一直长到了两岁多。
遗憾的是,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即将踏上长征征途,中革军委当时下达严令,无论职务高低,一律不准带孩子。
贺子珍无奈,只好将这个孩子留在苏区,托付给毛泽覃和贺怡抚养。
因为敌人的围剿,毛泽覃与贺怡也只能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
毛泽覃牺牲后,孩子下落也成为一个谜。
贺怡对这个孩子始终记挂在心里,建国后后几番查找,尽管找到了当年由黄月英抚养的朱道来是贺子珍当年所生的孩子。
图|贺子珍与贺怡
可后来事实的发展又复杂了许多,毛主席听了周恩来汇报的这一情况后,果断说了这样一句话:
“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无独有偶,贺子珍1935年2月长征途中,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因为是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不得不将女儿送给老乡家里抚养,这个小婴儿,就连名字也没来得及取。钱希钧当时抱着孩子,希望贺子珍能给孩子取个名字,或者说是留下什么凭证,日后好想见,贺子珍却忍着悲痛说了这样一句话:
“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幸运的是,这个孩子最终顺利长大成人,养父母为她取名为熊化芝,小时候大家都叫她毛妹。
尽管几十年后,当地县委领导干部,曾考虑取走毛妹的毛发做DNA鉴定,可毛妹婉言谢绝了:
“只要毛主席心里有我这个女儿就行了,他老人家生前不是说过让我留在民间做个老百姓吗,我现在已68岁,是也老了,不是也老了。”
在那个年代里,有太多的红军老战士,不得不忍受与子女分离的痛苦,幸运的是,这些孩子们尽管幼年时生活艰辛,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顺利长大了,虽然他们没有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成人,但也都继承了父母的光荣传统。
杨月花自己就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她始终在平反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奉献,或许她们没有取得像父母一辈儿伟大的成就,但她的一生仍然值得我们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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