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大反转。
刚看到一个数据，国家统计局12月21日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
其中有一项，关于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
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比2010年提高27.9个百分点。
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为159.9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到50.9%，比2010年提高3.1个百分点。
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分别为1674.2万人和450.6万人，占比分别为51.0%和58.0%，分别比2010年提高0.1个和4.9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不管是专科、本科还是研究生，女大学生的数量，正式反超男性。
小小的数据变动，背后是人口趋势的深刻变化。
毋庸讳言，在校女大学生人数增多，这是社会进步的真正体现，更是文化、科技、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但事有两面，高等教育，尤其是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1997年-2019年，我国女大学生人数从120 万人上升至1600万人，增长13倍；
女研究生人数从5万人上升至150万人，增长30倍。
我们知道，女大学生一般21-23岁毕业，女研究生一般24-26岁毕业，高等教育的普及。导致20-24岁的年轻女性生育率明显下降。
同时，也导致很多女性更加注重生育质量，而非生育数量。
来看民生证券发布的，各年龄段女性结婚率数据。
1，伴随着人口素质提升，20-24 岁数的女性结婚率逐年走低。
2，近10年来，25-29岁的女性结婚率呈降低趋势，从2009年的19.1%，下降到2019年的12.7%。
3，30岁以上的人结婚率在上升，主要原因在于现代人结婚年龄推迟。
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纠结育龄妇女人数下降，没太大意义。
人口素质大幅提升后，高等教育的全面普及，会使生育意愿压倒育龄数量，成为决定生育率的首要因素。
国元宏观杨为敩有一项研究，很有趣。
若一个地区的生育观念强，养儿育女，会成为当地不吝成本的文化。
我们可以看当地的“离结率”，（同一时期离婚人数与结婚人数的比率关系）。
如果这个地区的离婚率偏低，就意味着：两个人结婚，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下一代的繁衍，而不是基于爱情，只要下一代过得好，婚姻也就得过且过。
按这个指标，多子多福、重男轻女观念较重的地区，比如广东、安徽、江西，在全国排名很靠后。
而传统生育观念相对单薄的大东北，吉林、辽宁、黑龙江，正好是离结率的前三位。
所以，不管是高等教育，还是一个地区的固有生育观念，决定生育率的，并不是绝对人数变化，而是外在因素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年河北、山东、广东、浙江，开始大规模调研生育意愿。
在今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发布之前，多地已部署全面了解育龄妇女及生育意愿，有单位已展开问卷调查。
比如，河北石家庄提出“抓好三孩生育政策落实，全面了解石家庄市育龄妇女及生育意愿，分析研判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在山东，国家统计局济南调查队在全市随机抽取适龄家庭366户，开展“放开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意愿专项调研”。
在广东，汕头金平区提出要“全面了解全区育龄妇女及生育意愿”。
此外，重庆市人口学会、国家统计局瑞安调查队、国家统计局浙江金华调查队等单位也开展了生育三孩意愿问卷调查。
当然，调研只是开始，提振生育率，是一项复杂的长远工程。
跟年轻女性生育意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0-34岁女性生育率不降反升。
李迅雷的报告指出：从各年龄阶段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来看，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之后，25-29岁与30-34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明显提高。
而且，在2018、2019年，连续处于2005年以来的高位。
其中，30-34岁育龄妇女的出生率上升更明显，可能同时受益于放开二胎和生育年龄推迟。
这也符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
调查15-60岁女性，实际调查成功的样本有249946人。
分年龄来看，育龄女性已婚比例，对生育率的拉低作用，体现在30岁以下，越年轻人口的拉低作用越明显。
20-27岁年龄段女性，已婚比例下降对生育率拉低幅度最大。
比如，2013年以来，20-27岁各年龄已婚比例，使生育率下降的幅度0.005到0.026之间，对总和生育率产生了很强的拉低作用。
聊到这，链条就很清晰了。
教育内卷——高等教育延长——女大学生人数反超男性——考公、考博人数增多——年轻人失业率增高——年轻人结婚率下降——年轻人生育率下降——30-34岁结婚率走高——30岁以上女性生育率上升。
还是蓝白一直想说的观点：生育，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数字计算，而是教育、社会变迁、观念、人口流动、城镇化、房价、生育成本的综合体。
现实就是：
就算各种提振生育意愿的政策层出不穷，就算房价降了，教育负担轻了，养孩子容易了，不婚、不生的人们，依然有大把的理由，拒绝生孩子。
第三波“婴儿潮”，可能再也不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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