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观潮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1-12-24 10:25
所有历史都是彼时现实，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走过的每一步，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迹。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回首那段往事，正负相交，甘苦相交，条分缕析，一步步接近真相。
在1956年1-2月间举行的第51届奥委会年会上“驱蒋”未能成功，中华体总于1955年底着手准备参加第16届夏季奥运会。
1956年6月，确定了以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为团长、荣高棠、董守义为副团长，黄中为秘书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组成初步方案。
1956年9月1日，中国奥委会（中华体总）宣布，在9月底于北京举行奥运会选拔赛，请台湾运动员前来参加。
9月7日，中国奥委会（中华体总）通过新华社通讯稿及电台广播，发表《致台湾省体育组织和运动员们的公开信》，欢迎台湾选手于10月间到北京参加7个项目的奥运选拔赛，成绩优秀者与大陆选手合组统一的中国队。
由此再次了出现海峡两岸选手都可能参加奥运会的前景。
1956年10月4日，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议：将在第16届奥运会上使用“北京中国（PEKING CHINA）”和“福摩萨中国（FORMOSA CHINA）”的名称，依字母顺序，奥运会开幕的入场式上，台湾选手先于大陆运动员入场。
执委会的名称决议没有事先征求海峡两边奥委会意见。
这个明确的“一国两会”的决议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中国奥委会10月2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国际奥委会决议表示抗议。
台湾那边也不同意也不手软，非但拒绝大陆发出的共同组队倡议，新当选的奥委会主席周至柔还致电国际奥委会，以大陆选手均为“职业选手”违背奥林匹克要求“业余选手”的原则，要求取消大陆代表团参赛资格——亦即“对违反业余的抗议”。
这是海峡两边的奥委会在第16届奥运会前的正面相撞。
2.中国代表团的先到设想和奥运成绩期望
中方凭借参加第15届奥运会时的经验，决定派遣运动员在10月底从广州出发，在香港坐飞机先期到达墨尔本。如果中方代表团先到，会使台湾像上次那样放弃参加第16届奥运会。
实际上，如果认为上次奥运会是由于中国队先到才使台湾止步，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那时，台湾考虑到国际奥委会可能做出允许中国大陆体育选手参赛的决定，当局已在奥委会1952年年会前两天声明，如果大陆选手参赛，台湾则不参加。这个消息在1952年7月15日由报业和广播业传播。因此，促成北京做出派队参赛的决定也基于从台湾传来的消息。
这一回呢？
1956年10月7日至18日，参加第1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拔赛在北京举行。设田径、游泳、举重、篮球、足球、体操、射击7个选拔项目，27个省市自治区的1400多名运动员参加选拔赛，于10月21日组成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92名选手组成。
中方对参加这次奥运会报有很大的成绩期望。92名“参奥”选手确定之后，即由国家体委竞赛司司长李梦华率领，集中到广州二沙头体育训练中心，这是国家体委修建的南方最大的训练基地。这些选手一边训练，一边等待登机。
临近出发，李梦华撰写了《对我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展望》，他写道：“根据目前我国运动成绩的提高情况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年轻的中国运动员将在第16届奥运会上有空前未有的景象。在奥运会上获得良好成绩的决定因素是运动员的现有成绩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李梦华列举的成绩为：女子铁饼：石宝珠的成绩是49.04米（该成绩高于上届奥运会（此后均指上届奥运会）第2名；男子跳远：张启山为7.23米（平上届第4名）；女子跳高：傅雪雁1.61米，高于上届第4名）；男子举重最轻量级：陈镜开总成绩305公斤，高于上届第3名，他的挺举133公斤，已打破世界纪录；男子举重次轻量级：黄强辉总成绩350公斤（平上届第2名）；男子200米蛙泳：穆祥雄、戚烈云成绩均超过世界冠军水平；男女自选小口径手枪人像靶25米射击：张鋐在1955年举行的国际射击大会中以590环的成绩超过世界纪录，比上届世界冠军多出11环。（《李梦华体育之路》，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34-35页）
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市联队与苏联举重队友谊赛上，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美国选手C·温奇保持的132.5公斤的56公斤级（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体育运动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3. 台湾的动作快了一拍
就这一回合海峡两边对比，台湾的动作快了一拍。
对第16届奥运会的准备事务，台湾这边于1955年11月间就开始了，于1956年1月14日组成了运动员选拔委员会。
1956年4月，台湾“体促会”改选。原任理事长郝更生落选改任顾问，以空军上将、台湾的奥委会主席周至柔任新的理事长，江良规继续担任总干事。这个新的台湾奥委会班子成立后，立即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反对奥委会邀请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同时加紧选拔选手，组队参加墨尔本奥运会。
之所以快速动手组队准备参赛，是因为这时的台湾方面在1952年的芬兰奥运会后，就开始悄悄更改奥运方针了。以1952年15届奥运会为标志，那时台湾打出的奥运旗号就是如果大陆参加，“我决不参加。”
以1953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为节点，台湾的方针变了。“挤进去、站住脚”的做法渐渐增加。
此前发生了微妙的事情，中国没有参加1953年9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但是台湾选手参加了。
4. 未雨绸缪的准备方案
中华体总早在1952年10月12日由亚洲乒乓球联合会接受为会员，派队参加亚洲乒赛之路已经打开。
但到1953年夏秋之间，是否派出乒队前往日本参加亚乒赛？负责审批的外交部提出意见，认为新中国与日本尚未签署和平条约，从法理来说还没有结束战争状态，现在派队前往比赛“似甚不便”。中华体总遂复电拒绝。事后看来，当时的决定未必周全，因为中国乒队参加了1956年4月在东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锦标赛
可是在1953年，组织方再三邀请，中华体总秘书长荣高棠还是在9月2日最后一次复电，表示谢绝。
台湾却派出乒乓选手以“会友”身份参加了这届亚洲杯比赛。赛后，中华体总向亚乒联提出抗议。
从这件事中露出一个苗头，隐含日后会带出的问题。负责中华体总日常事务的团中央敏感地注意到了：今后的国际比赛中，是否会经常出现大陆和台湾选手都参加的情况？如果其他国际赛事也像1952年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那样，组委会邀请中国的两个地址不同的奥委会分别派队参赛，如何应对？
团中央体育部1953年9月3日向分管上级部门报告提出，明年（1954年）第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在香港举行，不管今年抗议（亚乒赛）与否，明年在香港与台湾（选手）相遇时，“我们又将采取何种措施，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由于涉及较广，究竟如何处理？”
这时，中华体总决定，派出男子乒乓球队参加1954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比赛期间将举行第21届国际乒联大会，对了应对会上可能出现的台湾代表权问题，国家体委报请外交部的同意，准备了3个文件。
这些预备文件的方针是，如果台湾代表团参加此次世锦赛，而且台湾“体促会”被通过加入国际乒联，中国代表将作针对性发言。
第一方案：如果国际乒联接受台湾“体促会”为乒联为会员，拟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遗憾，并要求国际乒联作出新的决议，立即驱逐台湾国民党体育组织。
第二方案：如果台湾以“中华民国乒联”名义被通过加入国际乒联，中国代表将在大会发言，在深表遗憾的同时，要求国际乒联作出决议，取消台湾的乒乓球协会的会员或会友资格。
第三方案：如国际乒联以台湾台湾乒乓球联合会名义接收进入国际乒联，中国代表将声明：通过所谓台湾乒乓球协会为会员或会友一事，我们认为是不合理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要求诸位先生审慎考虑这一问题并保留我们在以后任何一次会议上，为此事提出意见的权利。
如果这些方案中的某方案付诸实行，均由参加国际乒联年会的中华体育代表黄中和尹占春提出。
此外，中国代表还打算在这次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提出在中国北京举行1957年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的提案，这将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单项体育比赛。
后来，派男子乒队参加21届世锦赛的计划取消，中国队遗憾缺席。但台湾也没有能够加入国际乒联。
5. 海峡那边奥运方针改弦更辙
从1953年起，台湾竭力挤占国际体育比赛“席位”的趋向越来越明显。
1956年奥运会前，台湾逐渐“改弦”，加紧选拔训练。9月16日，台湾方面明确，由国民党副秘书长邓传楷担任“中华民国”代表团团长，台湾选手的选拔已经完成，集训大致完成，可以出发。
更显得急切的是，邓传楷本人和国民党政府前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李普生，由郝更生为顾问，带英语秘书倪文炯，这4人组成台湾团“先遣队”，于1956年10月9日飞抵澳大利亚悉尼，安排驻训事务。他们在16届奥运会预定开幕的日子前一个多月就来到了赛场边。
这一来，上届奥运会中国队先期赶到比赛现场的情况不会出现了，局面恰好翻转。
10月29日，邓传楷率“先遣队”进入了悉尼奥运村。
在意识形态上彼此一致的悉尼奥运会组委会为迎接台湾先遣队，在奥运村举行了升旗仪式。升旗仪式上乱中出错，在旗杆顶端升起的竟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令在场的台湾“先遣队”个个面红耳赤。但不管怎么说，过了一会儿台湾旗取来，这回是台湾先手升旗了。
6.董守义和黄中赶到墨尔本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体育代表团组队不算迟，但是临到出发，却包机未成。那就得改换航班，但这一来需要途径国提供签证方便，当时几个途经国家还没有和新中国建交，交涉需要时间。国家体总原计划10月底将运动队送至澳大利亚，因航班机票问题不得不推延。
结果，只好派国家体委秘书长黄中和中国奥委会委员董守义作为先遣人员先行。他们到11月2日才到达悉尼。对于董守义和黄中11月4日抵达墨尔本，1956年11月6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消息。
1956年11月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董守义、黄中抵达墨尔本的消息。
董守义和黄中11月4日进入墨尔本奥运村，一下车就发现“村头”升了国民党政府旗。
董守义即向奥运会组委会提出抗议：一、台湾代表队应并入中国体育代表团，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但是得到的回答是：“组委会是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名单发出邀请的，所以组委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华智《夙愿——董守义传》，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5页）
第二天，黄中和董守义拜会先期到达的苏联等东欧国家体育代表团官员。苏联奥运会委员安德列昂诺夫在交谈中说，中国代表团此次难以解决台湾问题。他说：“如果中国继续提出台湾问题，国际奥会很可能会取消对中国奥委会的承认。”
黄中和董守义向他指出，如果不能把台湾从本届奥委会驱逐出去，那么新中国就可能不会参加本届奥运会。
苏联代表不解地问：“中国奥运会为了争取国际奥委会的承认，花了4年功夫，今天为什么这样不珍惜这个成果呢？”他还表示，他本人不便于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就此议题帮助中国讲话。（周铭共著《铭共体育文学集》，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上卷第212~214页。）
随后的两天，黄中、董守义陆续拜访“东方阵营”的国家代表，没有得到充分支持。
实际上，到墨尔本以后遇到这样的局面，中国代表出发前也想到了。
（未完）
网编：韩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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