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世界知识出版社举办“2021年国际形势研讨会”暨“世界知识论坛2021”，邀请国际关系学界的知名学者研讨国际形势、展望中国外交前景。本次论坛以“变局、竞争、挑战与中国担当”为主题。盘古智库学者张蕴岭、姚云竹、杨伯江、赵明昊受邀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文摘编自《世界知识》2021年第24期所发表的各位专家学者发言内容。

盘古智库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在致辞中表示，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的背景下，一年来国际形势的演进异常复杂，体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些显著特征。面对大变局的复杂形势，我们需要冷静观察，保持定力，着眼未来，把握大势。中国还处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爬坡”阶段，必须首先发展好自己，为此，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用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2021年10月23日，中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轮在广东列编，加入海事执法序列。

姚云竹 | 南海海上安全形势：企稳却又难安

（姚云竹：盘古智库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原主任、退役陆军少将）

在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的背景下，2021年南海总体形势基本稳定，但也呈现出欲静还动、企稳仍难、曲折前行的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欲静还动，外部因素成为南海局势波动主因。美国拜登政府调整了南海政策。首先，力挺盟国菲律宾的领土主张，多次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声称“任何在南海攻击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务船或飞机的行为，都可援引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的规定，行使共同防御责任”。2021年7至8月，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国务卿布林肯和副总统哈里斯密集访问东南亚和南亚，磋商中包括了合作捍卫南海共同利益等内容。奥斯汀访菲期间促使菲政府撤回终止《访问部队协议》的决定，为美国军人、相关军事人员以及军事装备进入菲律宾开了绿灯,美菲时断时续的“肩并肩”联合演训也得以恢复。

其次，在强化双边联盟的同时，美国不断炒作中国“非法领土主张”和“胁迫行为”，以此为借口推进与南海其他声索国的防务合作。哈里斯访越时主动提出为应对中国，愿意增加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奥斯汀访越时也讨论了强化海上执法能力等议题。

此外，美国政府还纠集域外盟友介入南海事务。拜登两次主持召开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峰会，不点名批评中国“破坏海洋规则和秩序”。北约和欧盟在多个场合谴责中国“破坏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和“自由航行权”。西方国家军舰纷纷涌入南海，显示共同捍卫“自由航行权”的姿态。英国新建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编队首航时编入一艘荷兰护卫舰和一艘美国驱逐舰，并搭载英国空军和美国陆战队的F-35战斗机。编队穿行南海后访问日本，其中的“里士满”号护卫舰随后高调通过台湾海峡去越南进行港口访问。2021年，法国不止一次派军舰到南海游弋，并与澳大利亚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德国也罕见地派出一艘护卫舰巡航南海，表达对美国立场的支持。10月，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和日本“加贺”号直升机驱逐舰组成联合舰队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2021年9月，美、英、澳三国宣布创建三边防务伙伴机制（AUKUS），准备为澳大利亚建造八艘核动力潜艇。

总之，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从单挑寻衅转变为集体造势，以期形成美国占优的军力对比和政治外交态势，塑造长期压制中国的局面。

二是搁置和解决争端举步维艰，但始终保持对话沟通。2021年，南海声索国之间围绕捕鱼、海底资源开发、渔船和公务船进入争议水域等问题的争端仍然时有发生。3至4月，菲律宾媒体炒作所谓“牛轭礁事件”，声称中国数百艘“海上民兵渔船”驶往并滞留牛轭礁海域，并为此反复向中方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否认中国有所谓的“海上民兵”，并强调“牛轭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该礁及其附近海域向来是中方渔船的重要作业区和避风点，中方渔船在那里作业、避风合理合法”，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基于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最近，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上透明倡议”项目再次曝出礼乐滩以南鲎藤礁有中国渔船汇集的卫星图片，并揣测中国渔船汇集滞留的目的是阻止菲律宾开展油气勘探。11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近期国际媒体炒作时表示，“菲律宾两艘补给船未经中方同意，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船依法执行公务，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上秩序”。6月初，马来西亚声称中国空军运输机编队在其专属经济区上空进行演习，马空军飞机紧急起飞前往察看。中国和马来西亚就在争议区域内进行油气勘探也不时发生对峙。越南渔船频繁进入中国的西沙水域，并拒绝执行南海禁渔期。印尼在纳图纳海域进行油气勘探活动，也成为争端之一。

令人欣慰的是，南海声索国之间的争端和对峙，大多能通过双边政治外交渠道得以平息。比如，中菲两国在“牛轭礁事件”期间始终保持着对话沟通，并表示不应因此影响中菲总体关系；两国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2021年也得以恢复。当中马出现对峙时，美国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向马来西亚提供军事帮助，但遭到马方拒绝。此外，南海沿岸国家之间始终保持友好健康的国家关系，对彼此在南海问题上的关切有深刻的理解，危机管理机制和互动方式成熟有效，保持了南海总体稳定的形势。南海沿岸国家在务实合作方面也不断取得成果，如演练海上联合搜救行动，利用与保护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等，这些部分抵消了领土争端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是“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曲折前行。中国坚持以“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推动南海局势朝稳定方向发展。“双轨思路”是指，南沙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妥善解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携手共同维护。

中国和东盟关于COC的磋商，是通过建立规则维护南海长治久安、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举措。在文莱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2021年，中国与东盟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式，线上线下频繁接触，推动谈判取得了进展，已经就“前言”部分达成初步一致，COC的二读也正在以线上方式积极推进。但是，目前各方还存在不少基本分歧，包括COC的法律性质、适用地理范围、覆盖活动类型，以及域外国家的地位作用，等等。随着磋商谈判的深化，讨价还价将更加激烈，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干扰力度也会加大，达成共识的难度还会增加。中国与东盟是否能按照预定计划，在2022年底之前完成谈判，仍然存有很大不确定性。2022年，柬埔寨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望在疫情出现好转的情况下，COC谈判能够加快推进，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早日实现确立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建立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南海秩序的目标。

2021年11月10日，日本召开特别国会，进行首相指名选举，岸田文雄当选第101任首相。

杨伯江 | 日本：疫情肆虐，政权更迭

（杨伯江：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

对于2021年的日本国内形势，可以归纳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疫情防控不力，经济复苏迟缓。日本是受新冠疫情冲击较严重的国家，2020年实际增长率是-4.8%，本来预计2021年会有较好的成绩，但是上半年仅增长了2.8%，低于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次下调日本2021年实际增长率预期，目前下调后的预测值是2.4%。原因很简单：2021年新冠疫情的第五波袭击令日本的感染病例剧增，在东京奥运会期间达到高点，经济活动受到严重限制。

2021年日本连续经历了两波新冠疫情的冲击，单日新增病例连创新高，8月中旬一度突破每天2.5万例。到9月初，也就是菅义伟宣布弃选之际，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50万，而其中约1/3是在此前一个月内增加的。

第二，疫情肆虐、经济萎靡殃及政局稳定，引发自民党党内倒戈。菅义伟2020年上任后试图在防控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最大限度地两头兼顾，但结果是两方皆失，引发国民强烈不满，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仅有25%左右。来自于国民的不满和压力很快传导到自民党内部，酿成“倒菅”态势。党内主要派系，包括原来支持菅义伟的党内元老，均认为如果在菅义伟率领下参加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必败无疑。年轻议员尤其担心受到选情拖累，为此要求在党总裁选举中“自主投票”，并加快“世代交替”步伐。

在菅义伟放弃竞选连任的情况下，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总裁。而到10月底众议院选举之际，日本的新冠疫情戏剧般迅速退潮，单日确诊病例降到仅200多例。选举投票的前一天即10月30日，东京都的新增感染病例只有23人，且连续14天低于50人。全国新增感染者也连日维持在300人以下。这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影响。自民党当局强调这是防控政策取得的效果，但有关研究成果则表明，是新冠病毒自身的“变异错误”导致了它不能延续。同时，有关专家也强调目前的疫情降温可能只是暂时的，日本正处于第六波疫情来袭前的过渡期。所以，防疫防控仍将是新政府的当务之急。

第三，“岸田新政”能否给日本带来新局面，仍需观察。岸田文雄是党内第五大派系“岸田派”即“宏池会”的会长，该派系是自民党内自由派，传统上重视经济，重视对华合作，对华态度比较温和，产生过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和宫泽喜一四位首相。但近年来在日本国内大气候的影响下，岸田也开始“向右看齐”，主张修宪、对华强硬，提出一旦当选首相，将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任务。

岸田曾长期担任日本外相、自民党政调会长等职，之所以脱颖而出，除去一些“战术性因素”外，其对国内政策的设计相对系统和全面是重要原因——这让选民和党内感觉此人“靠谱”。一是要实施行政改革以及自民党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府官员和自民党干部的年轻化。二是要推行“新型资本主义”，实现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之间的良性互动。小泉时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将被抛弃，“安倍经济学”也将做出调整。这意味着一种新理念新模式的摸索，也是岸田政策能被称为“岸田新政”的原因之一。这是针对日本过去20年来社会“格差”也就是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这样一个局面提出的。这种“格差”在新冠疫情冲击后进一步拉大。作为“新型资本主义”具体施政的一环，岸田还宣布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来摆脱通货紧缩，刺激经济活力。三是强化疫情对策，采取更严厉的防控措施，建立健全社会危机管理机制。如果今后日本疫情能够持续缓解，国内经济活动以及消费需求明显恢复，那对岸田稳定执政无疑是有利的。

第四，中日关系面临一定的改善机遇，但注定曲折。中日关系错综复杂，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任其像菅义伟时代那样陷于“漂流”，消极面势必凸显。岸田的对外政策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主张提升日本的战略自主性，支持修宪以摆脱战后体制，实现自立自强；二是强化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重点联合西方友邦，展开多元外交；三是主张奉行两手政策。表现在对华关系上，就是一方面坚持对话，另一方面主张加强外交的强硬度和进取性，更明确地表达日方关切，抵制所谓中方的“战略施压”，阻止中方“不符合国际规则”的行动。

岸田更倾向于依靠外交手段处理与中韩等邻国的争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中日关系还是面临一些机遇的。中日之间存在很多分歧和争端，有的属于结构性矛盾，但扩大合作的空间也同时存在。例如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日本对华贸易是逆势增长的，甚至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创下了23.9%的历史最高水平。同期，日本在华投资收益率在其海外投资收益率中也是最高的，达到16.7%的历史最高水平。从这一点来说，双方的相互依存很深，利益纽带强韧，对华脱钩既不符合日本自身利益，也不可能办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及生效也将为中日开辟新的合作空间。

在世界大变局下，国家间关系模式本身有深刻的变化，无论合作还是竞争都不是绝对的、单纯的，往往是寓合作于竞争，或者寓竞争于合作。习近平主席与岸田首相已于10月8日通话。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关系理应以此为契机，重回稳定发展轨道，但近期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台湾问题发表极端错误言论，近百日本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这提醒我们中日关系前路仍不会平坦。

2021年10月27日，安东尼·布林肯国务卿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国务院外交学院发表讲话，阐述推进美国外交工作现代化的计划。

赵明昊|对焦中国的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

（赵明昊：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更加明确地将应对“大国竞争”作为主轴，呈现三大特征。

一是鲜明的“内政导向”。所谓“得蓝领者得美国”，如何有效回应美国民众尤其是工薪阶层和劳工阶级在经济、安全方面的诉求，巩固执政基础，是拜登政府的核心关切。拜登政府将“重建中产阶级”作为施政的核心目标，力图从根本上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涓滴经济学”（注：指通过做大“蛋糕”、增加财富总和最终使穷人受益的发展理念）在美大行其道的状况，推动“国内更新”，开创国家发展的新周期。拜登政府强调“内政就是外交，外交也是内政”，明确提出推行“服务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称其不再以美国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利益为导向。拜登政府彻底结束阿富汗战争，也是为了避免海外军事行动进一步损害国内中产阶级的利益。

二是现实的“价值观外交”。重视价值观和“民主”“人权”问题，是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传统。拜登延续了这一传统，将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民主衰退”问题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官强调，拜登政府把“价值观”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拜登力图强化美国自身的“民主”基础，以期让美国重新发挥“榜样的力量”，为其他国家提供引导，进而“重新找回西方”。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是现实主义的，相较于过去的“民主扩张”战略，似更重视强化“民主国家”的内聚力和防御力，服务于应对与中国等国的大国竞争总体战略。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因素全面注入经贸、技术、安全、国际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为美国拼凑“小圈子”、实施“新联盟战略”、推进“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提供理念基础。

三是更精巧的“大国竞争”。拜登政府强调要与中国等对手展开“长期竞争”，更加注重控制竞争成本，着力解决竞争举措对美国利益带来的损害或反噬。白宫、财政部、国务院等机构对美国对外制裁手段和做法进行“优化”。此外，拜登强调要综合运用美国的国家权力手段，而不是过度依赖军事手段，称“外交应当成为美国权力的头号工具”。为此，拜登政府积极打造能适应“大国竞争新时代”的外交机制体制。2021年10月布林肯公布“国务院现代化”计划，改革措施包括新设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任命负责关键和新兴技术事务的特使，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领域加大国际政策协调，等等。布林肯强调，“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意味着要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加大投入，并提升这一议题在外交和国防中的地位”。拜登政府还着眼未来战争的需求，大力调整防务开支结构，把更多资源用于网络、太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等“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聪明投资”。

在拜登政府“大国竞争”布局牵引下，美对华战略与美全球战略日趋一致、互为倚重。从美对华战略竞争的演进路径看，奥巴马执政后期是“酝酿阶段”，特朗普时期是“试验阶段”，拜登时期是“深化阶段”。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美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体系性竞争者”和“制度性竞争者”，强调“竞争是美中关系的本质”，要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和“负责任的竞争”。拜登政府还提出与中国展开所谓“正向竞争”，也就是“办好自己的事”，以增强美自身竞争力为基础，构建“复合型国际阵营”为依托，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布局谋势。

在拜登上台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拜登政府并没有对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做根本性修正，而是保持惩罚性关税，实质性推动美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同时，拜登政府已基本修复与美国盟友之间因“关税战”受损的经贸关系，并在世贸组织改革、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采取协调行动，以促使盟友更紧密地配合美应对“中国挑战”。拜登政府将科技竞争视为对华竞争的核心，力图通过加大国内研发投入、完善“小院高墙”策略和组建“民主科技联盟”，强化对中国的科技施压。拜登政府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升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拼凑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对华推进“一体化威慑”，向东盟展现“外交回归”，力图构建“印太经济框架”。拜登政府显著提升“民主”“人权”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筹办“全球民主峰会”，与其他西方国家共同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力图证明“民主依然管用”。拜登政府高度重视与盟友伙伴国家之间的协调，积极重塑美领导的同盟体系，建立多层次、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新机制（如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力图以“阵营驱动的竞争”和“规则制衡”加大压制中国的效力。

在拜登政府全面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台湾问题的危险性重新突出起来。美军高官鼓吹“2027年前大陆攻台”论调，美军在台海地区频繁开展实战演训活动。今年8月和10月，拜登两次公开表示如大陆对台动武，美将“防卫台湾”。虽然白宫和国务院方面坚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化，但是不可否认，美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日益接近转向“战略清晰”的“临界点”状态，包括实质性强化美台军事勾连、在供应链方面“以台制华”、推动台当局“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挑动欧洲国家调整涉台政策等。美国国会一些“鹰派”议员推动讨论“武装台湾法案”“台湾威慑法案”，叫嚣设立“台湾安全援助倡议”。前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认为，涉台问题将会主导未来一个时期的美中安全竞争。■

图文编辑：王毅博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