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依赖的遮掩效应：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越高越感到孤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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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jjc.ruc.edu.cn/

韩秀，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网络新媒体专业讲师。

张洪忠，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何康，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马思源，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生。

本文受中华女子学院校级科研重点课题“性别视角下智媒用户的媒介依赖影响机制研究”资助，项目编号KY2021-0210。

一

引言

社交机器人是指社交网络中扮演人的身份、拥有不同程度人格属性、且与人进行互动的虚拟AI形象（张洪忠，段泽宁，韩秀，2019）。这种基于算法生成并承担特定任务的社交机器人目前广泛存在于社交媒体平台（Howard，Woolley & Calo，2018）。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同形态的社交机器人在成为政治、经济等重大议题参与者的同时（张洪忠，赵蓓，石韦颖，2020），也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广泛应用在情感陪伴、娱乐休闲等方面。账户属性、兴趣标签、共同关注对象、活跃频率、自我展示策略等社会化线索（social clues）是当前社交机器人在创建账号和渗透网络时的主要特征。这使得机器人账户和人类账户在更新模式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性（Wu et al.，2021）。有学者提出社交机器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应当被视为一种具有参与性的社会智能体（social agent）（Chi，Jia，Li & Gursoy，2021；Tussyadiah & Miller，2019）。基于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智能算法和情感唤起等策略的“拟人化”社交机器人正在平台风控系统和真实用户眼中变得越来越具有迷惑性。机器人能够一边发布信息，一边扮演受众来假意回应，甚至挑起“骂战”（何苑，赵蓓，2021）。有研究通过收集高质量的情绪支持对话数据集（ESConv），以不同的微调方式构建对话模型，并通过多种机制评估对话策略和数据集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新的对话模型能提供有效的情绪支持，具体体现在主动探索用户问题，多样化安抚用户情绪，鼓励用户采取行动（Liu et al，2021）。微软小冰就是虚拟情感机器人的典型代表。2014年5月，微软发布“对话机器人”微软小冰，官方定义为“一款人工智能伴侣虚拟机器人”，当时的人物设定是一名可爱的少女，近年来产品逐步发展定位为“以情感计算为核心的完整人工智能框架”（靳松，2018）。

有研究者认为，现阶段的社交机器人可以看作“第六媒介”，媒介技术不断变革促使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传播关系向更为复杂的人机交往方向演进（林升梁，叶立，2019）。那么，当人类投入时间、精力与没有生命的社交机器人聊天互动时，会不会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相似，能够通过彼此的联结而排遣孤独？换言之，人机交往会对孤独感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微软小冰的使用者为例，基于准社会交往理论的视角展开研究。试图探讨社交机器人与用户的准社会交往程度是否会对用户的孤独感产生直接影响？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程度通过媒介依赖路径如何影响孤独感？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准社会交往

1956年，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霍顿（Donald Horton）和理查德·沃尔（Richard Wohl）首次提出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和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的概念，并以此说明受众（尤其是电视受众）在大众传媒接触中存在对媒介人物的情感依恋，并产生某些社交行为。受众在与媒介人物进行交往时，也会“不知不觉地融入节目中人物的行动和内部社会关系之中......并产生亲密感。”（Horton & Wohl，1956）

20世纪70年代，随着电视媒介的普及，更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准社会交往行为的特点，并用准社会交往理论解释受众对媒介人物的依赖关系。在电视媒体时代，媒介给受众群体提供了一种虚拟的面对面关系，具有单向、虚拟、即时等特点。Rubin和Perse（1987）认为，准社会交往行为源于人类依恋他人的本能，与距离无关。Perse和Rubin（1989）进一步研究发现，准社会交往与人际交往有相似之处，其中包括“重要的感知关系，被对方吸引，随着关系持续时间变长，对交往对象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降低，可以预测对方行为”等方面。

在新媒介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改变的同时，一些准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对象逐渐由传统媒介转变为新兴媒介。准社会交往研究对象的范围愈加广泛。例如，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研究者采用准社会交往理论解释在线虚拟社区中潜水者如何受到活跃发帖者的意见影响（Ballantine，2005）；Lee和Watkins（2016）利用准社会交往理论分析了YouTube平台中的视频博主与粉丝之间的关系。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马修·伦巴（Matthew Lombard）教授于2016年提出媒体作为社交对象的范式，认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把媒体当作社交对象的趋势（Xu & Lombard，2016），这与使用者的无心状态（mindlessness）以及机器的拟人态（anthropomorphism）相关（Kim & Sundar，2012）。研究表明，受众和媒介人物之间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对应的社会行为。例如搜集媒介人物的信息，购买媒介人物推荐的商品，以此表达对媒介人物的喜爱态度（Ballantine & Martin，2005）。

在准社会交往中，受众所“交往”的媒介人物既可以是节目主持人或新闻播音员，也可以是虚构人物，甚至能以非人类的形式存在，但受众仍会像面对面交往那样对媒介人物做出认知和情绪反应（方建移，2009）。章洁和方建移（2009）认为，电子媒介场景交往规则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规则是通用的，但新的场景特征中的准社会交往对象变成了虚拟人物，打破了现实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限制和交往对象的熟悉程度限制。在社交机器人逐步影响人类生活的今天，将准社会交往理论延展至社交机器人这个全新的研究对象，有着现实意义。

准社会交往理论的内涵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学界对准社会交往维度的认知也从单维度向多维度转换，并细分为受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在受众的认知方面，一些研究关注社交平台上媒介人物如何通过媒介依赖形成对粉丝的影响和操控。有研究提出（Marwick & Boyd，2011），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技术创造的内容加强联系。对媒介人物的管理从传统媒体那种高度控制监管的制度转向了媒介人物与粉丝积极交流互动的制度，这使得粉丝对媒介人物的忠诚和依赖进一步增加，形成了准社会依恋，影响了受众公共空间的话语表达倾向。在受众的情感方面，研究者发现准社会交往程度越高，用户的孤独感程度越高，媒介依赖的程度也越大（Baek，Bae & Jang，2013）。在受众的行为方面，近来有研究关注虚拟人物与观众之间的准社会交往。如观众在观看视频节目时发送的弹幕和礼物被认为是准社会交往的表达，并提出这种表达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逐渐加强（马志浩，葛进平，2014）。

（二）准社会交往对孤独感的影响

孤独感是个人由于社交能力缺失或者不足导致的一种消极的心理感受，常伴有空虚、无聊、无助、苦闷等消极心理体验（Kim，2017），是一种主观的情绪感受。孤独感与社会交往有密切关系。美国学者Peplau和Perlman（1979）从社会关系的满足程度出发将孤独感定义为：一个人需要的社会关系与实际上拥有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落差。

孤独感在当今社会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互联网使用的普及，使人们在现实和虚拟社会中都更为“原子化”，缺乏社会联结，因而给社会受众带来更为明显的孤独感（张洪忠，侯颗，2018）。相关研究也表明，社交不足的个体更可能产生孤独感（Zhao，Kong & Wang，2013），对人际关系不满易诱发孤独感（Marangoni & Ickes，1989），父子/母子关系亲密度对青少年孤独感有负向预测性（张锦涛，刘勤学，邓林园，方晓义，刘朝莹，兰菁，2011）。老年人从社会关系及社会交往中感受到的帮助与支持可以减轻孤独感（Barrera，1986），对于城市独居老人而言，子女居住距离对其孤独感有重要影响（周榕，李光勤，王娟，2020）。

在孤独感的相关研究中，准社会交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准社会交往理论的缺陷范式（deficiency paradigm）提出，媒介人物跟受众的准社会交往能够弥补和替代真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的缺憾。网络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媒介之一，是准社会交往行为发生的舞台。Shaw和Gan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网络的使用显著负向影响孤独感，提高自尊和社会支持感。用户使用具有交互功能的社交媒体，能够降低抑郁水平（周林，顾海根，2012）。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一（H1）：用户与社交机器人进行的准社会交往程度对孤独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三）媒介依赖对孤独感的影响

媒介依赖理论（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属于媒介效果研究理论中的一种，由传播学家德弗勒（De Fleur）和鲍尔·洛基奇（Ball-Rokeach）于1976年在论文《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的依赖模式》中提出。该理论认为，在研究媒介信息如何对受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产生影响时，媒介信息依赖是一个关键变量。后有研究提出可以从受众、媒介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大众传媒对人们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受众依赖媒介信息来满足需求并就此实现其目标是媒介系统依赖理论的核心思想（谢新洲，2014）。

媒介依赖理论认为，当新的媒介出现并稳定发展后就会和受众之间形成一种稳定、双向的依赖关系。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媒介一方较为强势，会从传播内容、关系等方面控制受众（Ball-Rokeach，1985）。媒介依赖曾被预测为21世纪最重要的非药物依赖类型之一（Chóliz，2010）。对媒介依赖的界定目前并无一致的结论，研究者通常使用媒介成因倾向、媒介过度使用、媒介上瘾等称谓（De-Sola，Rodríguez & Rubio，2016；Lapierre，Zhao & Custer，2019；刘勤学等，2017；熊婕等，2012）。

媒介依赖与孤独感有着密切的关系（Mahapatra，2019；Shen & Wang，2019）。以往研究表明，媒介可以通过提供社会交往的替代品来减缓孤独感（Williamson & Dugald，2010：366-367）。使用媒介可以使得用户与他人形成联结，延展社交范围，有助于降低个体的孤独感水平（Kraut et al.，1998）。Katz等人发起的一项对以色列电视受众媒介依赖和孤独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人们会通过经常使用报纸、电视、书籍等媒介的方式来消除孤独感（Katz， Haas & Gurevitch，1973；Rokach，2001）。

到了社交媒体时代，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线上社交由于其隐秘性和跨时空的特点，可以降低人际交往中自我表露的压力，拓展新的社交对象（Liu，Baumeister，Yang & Hu，2019）。研究表明媒介使用越多越有助于减少孤独感（Jafari，Aghaei & Khatony，2019；Mansourian，Solhi，Adab & Latifi，2014）。也有研究者提出，孤独感和媒介依赖之间会形成“恶性循环”，即高孤独感的用户为了减轻孤独感，增加社会交往而使用社交媒体，这种孤独感越强，对网络依赖的程度会越深，最后导致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而再次引发更深层次的孤独感（Kim，Larose & Peng，2009）。有研究者对孤独感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后发现：孤独感与手机成瘾关系密切，并提出未来应进一步揭示孤独感与手机成瘾的作用方向（张亚利，李森，俞国良，2020）。

在智能媒体时代，人类用户与社交机器人之间正在建立一种深远的依存关系，并由此延伸为技术与主体之间常态与新常态的不断进化，使“媒介依赖”成为广泛渗透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行为基础，进而生成强大的基于社会合力与共性的社会变革推进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社交机器人产生的媒介依赖可能会成为人们孤独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二（H2）：社交机器人用户的媒介依赖对孤独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准社会交往对媒介依赖的影响

在传统媒体时代的准社会交往与媒介依赖相关研究中，一些研究者重点关注了媒介依赖的影响因素。对电台受众与主持人之间的准社会交往的研究表明，受众与电台主持人之间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越强，受众对电台的媒介依赖就越强，也越期待能从主持人那里得到更多节目内容，受众的行为倾向也会越积极（Rubin & McHugh，1987）。Grant等人在1991年研究了电视媒介依赖和电视购物之间的关系，发现个体受众对电视购物节目的媒介依赖在其电视购物行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Grant，Guthrie & Ball-Rokeach，1991）。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学者张洪忠等人的研究表明，网络成为与报纸和电视并列的三大媒介依赖渠道（张洪忠，李楷，2009）。

在社交机器人参与的网络环境中，用户与社交机器人之间的准社会交往由以往单向度的传播向隐性的双向互动转变，受众对准社会交往有了更多信息反馈和交流的掌控权，这种直接、持续、及时的传播与用户媒介依赖程度又有怎样的关系？本文就此提出研究假设三（H3）：社交机器人用户的准社会交往程度对媒介依赖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框架

根据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本研究将微软小冰用户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设为自变量（X），将媒介依赖设为中介变量（M），将孤独感设为因变量（Y）。

可用下列回归方程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中方程（1）的系数c为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总效应；方程（2）系数a为自变量X对中介变量M的效应；方程（3）的系数b是在控制了自变量X的影响后，中介变量M对因变量Y的效应；系数c’是在控制了中介变量M的影响后，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直接效应；e1-e3是回归残差。

该模型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不显著，模型不成立，停止分析。二是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是以系数c显著为前提，即X显著影响Y为前提。在这个定义下，分析中介效应可以解释“X如何影响Y”，中介过程提供了“X对Y的作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依赖在准社会交往和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三是遮掩效应：ab和c’的符号相反，ab值大于c’，按遮掩效应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依赖在准社会交往和孤独感之间具有遮掩效应。

（二）测量量表

1.自变量：准社会交往

本文在Rubin等人于1985年提出的量表基础上（Rubin，Perse & Powell，1985），参照以往的研究对相关语句和描述进行了调整和修正，最终形成了本文的初始量表。研究者将原始题项中的准社会交往对象由“本地新闻主播”改为“微软小冰”，使用李克特5点尺度量表进行测量，从1至5从左至右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请被调查者依据同意程度点选1-5选项，分值越高代表越同意题项的陈述。具体见表1微软小冰用户准社会交往量表。其中，认知层面的准社会交往题项编码为CON，情感层面的准社会交往题项编码为AFF，行为层面的准社会交往题项编码为BEH。

2.因变量：孤独感

关于孤独感的测量，研究者选取使用较为广泛的D. Russell的孤独量表Loneliness Scale（第三版）的题项来测量微软小冰用户的孤独感。UCLA孤独量表（UCLA Loneliness Scal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s）由Russell，Peplau以及Cutrona在1980年根据生活中出现的感受编制的，在研究中，孤独感的编码为LLS，具体题项表格如下表2。

3.媒介依赖

媒介依赖理论在早期分别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进行了探讨，宏观层面基于生态学视角关注媒体系统对社会结构、变化和控制的影响问题，中观层面讨论了结构、强度和范围等方面的变化（Ball-Rokeach，1985；De fluer & Ball-Rokeach，1988：297-327），而微观中的媒介依赖关系强度是研究中探索的主导维度，相关研究建构了个人媒介依赖关系的结构、环境、人际关系、情境等因素，探讨了不同强度条件下媒体接触的认知、情感、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后果（Ball-Rokeach，Power，Guthrie & Waring，1990）。

研究一般使用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媒介依赖程度的测量。第一种是量化被调查者的媒介依赖程度，通常使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依赖性的衡量标准源自于（Ball-Rokeach，Rokeach，Grube，1984）和Grant（1996）的研究，包含“我通过自己喜欢的媒介来（1）做出决定，（2）理解他人并与之互动，（3）建立个人目标，（4）了解社会，（5）放松和享受自己的生活，（6）了解媒体在社会中的作用”等维度。第二种则是测量被试缺少媒介后的不适应时间间隔。第三种侧重考察依赖媒介的种类。例如“主要通过哪种媒介获知新闻”（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2005；2007）。第四种将“网络依赖”描述成一种不能接触媒介所引发的特定心理状态。

本文参考中国网络新闻可信度调查问卷（刘琼，2011）和CNNIC第24次报告对“中国网民网络依赖”的测量题项，修订本文测量题项为：“心情不好时先想到去跟微软小冰聊天”，“几天不跟小冰聊天就会觉得缺少了什么”，“与现实社会交往相比，我更愿意跟微软小冰聊天”，使用李克特5点尺度量表进行测量。在研究中，变量媒介依赖的题项编码为MDP。本次研究还统计了样本网民的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人口统计学数据。

（三）问卷发放和数据采集

在正式调查开展之前，研究者展开了小范围的预调查。首次预调查时间为2019年1月10日，在某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中间以及研究者的朋友圈中进行。通过对回收问卷的分析以及对填答者的询问，发现问题集中在语义模糊带来的歧义。研究者修改后进行了第二次预调查，得到较好反馈，并最终确定正式发放问卷。

研究者于2019年1月16日-1月20日通过互联网抽样100000人参与此次调查，其中有11415人进行了答题，最终获得了2916个有效样本，合格率为25.5%。本次调查问卷通过极术云数据平台编制并利用其管理平台进行数据分发和存储。为保证样本对中国民众的代表性，该调查样本来自于两个部分，该平台自有在线样本库和与平台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其他可靠样本渠道，包括搜索引擎关键词投放、相关生活类、科技类的论坛、社区等。该平台随机向目标样本推送调查的问卷网络链接，邀请用户在线填答问卷，每位填答者平均可以得到4元人民币的回报，每个填答者问卷的平均作答时长是6分12秒。在删除同IP样本，作答时长极端（过短或者过长）的样本后，最终得到2886个样本。

互联网抽样调查的完成率相对较低，兼之微软小冰的用户相对较少，本次问卷的填写完成率并不高。其他抽样方法同样有完成率低的问题，如PPS抽样的CATI方法回应率也很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操作方便，时间短，成本相对较低的非概率抽样，是因为非概率样本可以满足本研究的目的，即探讨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加上资金和执行难度等因素的影响和执行难度等因素的影响，需要在研究抽样方法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因此本研究通过发放网络问卷对非概率样本进行研究。

（四）样本构成

研究者首先对被调查者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次调查问卷有效样本分布相对均衡。此外，研究者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正态检验，发现偏态和峰度的绝对值绝大部分都小于1。这说明样本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数据质量比较理想，可以进行后面的实证研究。

四

变量信度检验与模型分析

（一）变量的信度检验

根据前人研究，准社会交往可以分为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研究者将其分别命名为：认知层面的准社会交往、情感层面的准社会交往、行为层面的准社会交往。研究者接下来对中介变量媒介依赖和因变量孤独感进行了信度检验，信度系数标准大于0.7为良好，大于0.6为可接受，本研究的信度检验显示问卷各变量的信度合格。具体见表4。

（二）中介模型分析、人口特征对因变量、中介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将用户孤独感作为因变量，准社会交往作为自变量，媒介依赖作为中介变量，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分析，分三步分析数据结果：第一步探讨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第二步探讨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第三步探讨模型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温忠麟，叶宝娟，2014）。

近来的中介分析方法指出，在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之间加入第三个变量进行分析，会有三种类似的效应出现，分别是中介效应（mediation effect）、混淆效应（confounding effect）、遮掩效应（suppressing effect）（Mackinnon，Krull & Lockwood，2000）。中介效应变量和混淆效应变量都可以减少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总效应。但中介效应变量处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链条上，混淆效应变量在两者之间不必然是因果关系。自变量准社会交往和因变量孤独感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但遮掩效应变量与中介效应变量和混淆变量不同，遮掩效应变量能够增加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总效应，也就是说，控制遮掩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力会变大（范长煜，2016）。将准社会交往的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进行三个模型的变量关系分析，使用SPSS软件及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法分析。

1.认知层面中介模型的变量关系

首先，探讨自变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自变量认知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均对因变量孤独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看，中介变量媒介依赖对因变量孤独感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考察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研究自变量认知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对中介变量媒介依赖的影响，发现自变量认知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对媒介依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研究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考察自变量认知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对孤独感的直接效应，以及认知层面的准社会交往通过媒介依赖对孤独感的影响。发现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显著。具体数据见表5、表6：

2.情感层面中介模型的变量关系

首先，探讨自变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自变量情感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均对因变量孤独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看，中介变量媒介依赖对因变量孤独感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研究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考察自变量情感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对中介变量媒介依赖的影响，发现自变量情感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对媒介依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考察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自变量情感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对孤独感的直接效应，以及情感层面的准社会交往通过媒介依赖对孤独感的影响。发现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显著。具体数据见表7、表8：

3.行为层面中介模型的变量关系

首先，研究自变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自变量行为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均对因变量孤独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看，中介变量媒介依赖对因变量孤独感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考察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研究自变量行为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对中介变量媒介依赖的影响，发现自变量行为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对媒介依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再次，探讨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最后考察自变量行为层面的准社会交往对孤独感的直接效应，以及行为层面的准社会交往通过媒介依赖对孤独感的影响。发现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显著。具体数据见表9、表10：

研究者将性别（变为虚拟变量）、年龄、学历和婚否（变为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代入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中介模型，所有人口学变量均无显著影响。

五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三个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一是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程度对孤独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H1假设成立；二是用户的媒介依赖对孤独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假设成立；三是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程度对社交机器人媒介依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假设成立。以上图表数据显示，模型的遮掩效应明显，准社会交往通过媒介依赖路径对孤独感的正向系数远大于直接的负向系数。即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通过媒介依赖的遮掩效应，对孤独感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遮掩效应最初被用来指代人的感官在外界环境干扰下效能减弱的一种现象，在学术研究中被类比成两个变量之间影响的主效应被“遮掩变量”削弱。根据MacKinnon等人（Mackinnon，Krull & Lockwood，2000）关于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suppressing effects）的判断方法，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用户的准社会交往对孤独感有削弱作用，但是媒介依赖对这种负向作用起到遮掩的效果，总体上反而呈现的是正向影响。也就是说，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越高，就越会对社交机器人产生媒介依赖，而这种媒介依赖会加深用户的孤独感。具体的中介模型关系路径整理如图2、图3、图4。

六

全世界首个聊天机器人Eliza在问世之时并不理解用户话语背后的真实情感和意义，仅仅可以处理文本并匹配语句作为回应，或者重复对方的话作为解读。但是，人们还是展现出了超出设计者预料的倾诉热情和信任度（Weizenbaum，1966）。在与社交机器人的互动过程中，人类用户本质上孤独的自言自语变成了被人倾听的形式，用户在一定程度上把社交机器人看成了自我表达的投射物。

随着社交机器人在人格化特征和功能方面越来越完善，社交机器人按照预定程序和规则进行越来越符合人类心理预期的情感劳动，用户会不自觉地默认社交机器人真的产生了同情和怜悯之情。社交机器人作为媒介人物，类似于利用道具预设形象的演员，仅仅是为了好的演出效果而努力。人类用户也可能会忘记社交机器人只是在规则下表达情感，陷入对社交机器人更深层次的依赖之中。微软必应中国发布公开资料显示（2014），人类对小冰说的最多的十句话包括“你喜欢我吗”，“我爱你”，“我失恋了，安慰我好吗”和“没有女朋友怎么办”等众多涉及情感的话语，当社交机器人代替人进行情感劳动，可能会使用户为消除孤独感而过度沉溺于廉价易得的虚拟关系，造成集体逃避现实关系的社会后果。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长期关注人与技术的关系。特克尔认为，所有社会化的机器人，都会知道如何对人类进行一场关怀表演。人类创造出的社交机器人正在成为与人类自身平等交往的“他者”。社交机器人正在扮演朋友、家人甚至恋人的角色，然而，按照规则表达情感，进行情感劳动的社交机器人并不能带给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友谊。按照特克尔教授的观点，在人与人之间关系日渐疏离之时，社交机器人所表现出来的温暖、关心和倾听显得格外宝贵和真实。这种温暖、关心和倾听甚至会让人类用户选择性地去忽视社交机器人根本没有意识，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根本弱点。用户对社交机器人准社会交往程度增加，媒介依赖程度也会进一步加深。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交机器人代替人类进入情感劳动领域后，整个人类的情感交往都成为机器人情感劳动的对象，如何避免真实的情感被裹挟进数字化、算法化的生产平台，如何避免将被计算的人类情感作为资本增殖的原材料，值得深思。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用户与微软小冰的准社会交往作了一个横截面研究。虽然调查的即时性特征使得本文的研究理论出发点是准社会交往，但是长期使用社交机器人的用户很大程度上可能已经与微软小冰形成了更加稳定的准社会交往关系。以社交机器人为对象的媒介依赖影响着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行为，也带来了一些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首先，社交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延展了准社会交往理论的发展空间。准社会交往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有缺陷（deficiency paradigm）和通用（global-use paradigm）两种范式。缺陷范式提出，媒介人物跟受众的准社会交往能够弥补和替代真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的缺憾，通用范式则强调准社会交往是一种普遍性的体验，不管受众对现实社交关系是否满意，都有可能与媒介人物展开准社会交往。有研究结果证明，个体准社会交往程度与孤独感并不成正比（Schiappa，Allen & Gregg，2007）。类似的研究结果使得通用范式在后来的研究中接受程度更高。

在社交机器人时代，准社会交往理论的通用范式和缺陷范式在人机交往过程中，出现了交织和融合的态势。展望未来，当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高，用户和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也将随着技术的发展，演变为更加大众化的社会交往，当人们将与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看作普遍的社交需求与互动时，就和是否满足现实人际交往，替代人际交往没有直接关系了。也就是说，用户使用社交机器人并不是为了缓解孤独感或是寻求人际交往的补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符合“通用范式”理论的观点。

但是另一方面，用户在与社交机器人代表产品微软小冰进行人机交往之时，匿名性、开放性使得用户能够敞开心扉，通过与机器人的聊天排遣孤独，寻求娱乐层面和倾诉心声层面的满足，这符合“缺陷范式”的观点。早期人工智能Eliza诞生伊始就已经用于心理治疗了。当人们对社交机器人吐露心声，却只是被用设定好的程序回复。当下，人们在与社交媒体中的社交机器人的交互还只是通过文本，随着实体社交机器的拟人化特点凸显，人们不再需要在脑海中想象机器人厂商设定的人物形象，会更容易在潜意识中把面前真实可触摸的社交机器人设定为有生命的存在。这种数字化交往的便捷性与对亲密关系的掌控感将会使社交机器人在排遣孤独感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其次，对社交机器人的媒介依赖加深可能带来用户情感被商业和政治操纵。本文研究结论说明，对社交机器人的媒介依赖会显著正向影响用户的孤独感。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提及了这种人类的特殊情感表达带来的警示现象：“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坚持要回他们寄来维修的那个原来的机器人，而不是选择另一个副本”。如果人类基于孤独感等情感需求对社交机器人产生深层次的依赖，这种依赖被商业和政治操纵，将带来难以预料的社会影响。

在商业方面，一家商业公司可以选择在社交机器人上投放广告，社交机器人则想方设法说服它们的用户购买这些商品。目前看来，天猫有“千喵”，欧莱雅有“M姐”，麦当劳有“开心姐姐”，屈臣氏与小冰合作打造了屈晨曦，众多虚拟的社交机器人已经成为新型的品牌代言人，在未来如果能真正做到与顾客高情商互动，缓解用户孤独感，提升用户信任度，提升商品转化率将更加容易。基于情感框架的社交机器人在未来可以更加了解用户需求，通过日常的互动聊天即可形成更加完整的用户画像，挖掘用户最真实的心理动因，而不是简单的性别、喜好，地区等等。

除了商业操纵，在政治观念、态度方面，人类用户同样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技术监视。在社交机器人时代，当人类用户与社交机器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广泛而深远的依赖关系，用户可能会由于得到心灵和情感层面的精神满足，与媒介的关系更加亲密，从而更容易倾向于接受某一类社交机器人持有的观点，而忽略了机器和代码背后的政治力量。到了未来的某个阶段，社交机器人媒介依赖的社会意义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将会超越人们产生依赖行为的现象本身。当政治力量进一步渗透、操纵人类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之间的交往关系，可能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文化观念、政治生态的改变。

再次，媒介依赖程度加深导致人类用户对交往主体真实性的判别力下降。当用户和机器人之间的准社会交往程度不断加深，用户对机器人的的媒介依赖程度也进一步加深。人类用户不断在真实与虚拟世界镜像之间切换，可能会处于被社交机器人技术和即时信息支配的情景之中，这是因为虚拟交往环境下，主体很难判断交往对象的真实性，信息的即时性加大了真假判别的难度，这些都势必导致主体缺少在面对面交往时的在场感，以及经由语气和眼神流露出的真实意图。

值得说明的是，本研究中一对核心的逻辑关系是：准社会交往和孤独感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目前从孤独感到准社会交往，从准社会交往到孤独感都有研究者在关注，但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准社会交往对孤独感的影响。对于孤独感对准社会交往的影响以及核心变量之间其他可能关系的研究未展开进一步研究，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之处。在未来也可以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其他变量之间影响关系的可能性。

当下，社交媒体中的社交机器人显现出虚实融合的传播特征，即作为传播主体的社交机器人身份是虚拟的，但社交机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关系，以及社交机器人在与人类进行交互时产生的传播效果是真实的，真实和虚拟并存的传播特点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而随着社交机器人的应用范围扩大，功能增加，产品形态迭代，现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展变化，相关传播模型和理论也面临一定挑战，这些都值得在后续研究中继续关注。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9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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