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同革命的法国工人和法国共产主义者保持着频繁的个人接触。因此,总委员会在研究国际在法国的发展问题时,就必然地一再要求他的帮助。

当时的情况可以从马克思1865年3月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看出:

“2月28日,托伦和弗里布尔从巴黎来了。中央委员会开了会……直到夜里12点。后来在博勒特酒馆继续开会,那里我又在大约两百张会员证上签了名。

3月1日波兰大会。

3月4日小委员会开会讨论法国问题,到夜里1点钟。

3月6日小委员会开会讨论同上问题,到夜里1点钟。

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到夜里12点钟,通过决议。”

1867年2月,大约1500名铜器工人在巴黎开始为集会结社的权利而进行斗争并请求总委员会的支持。总委员会就立刻着手为罢工者募款。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向伦敦的一些职工会呼吁帮助正在罢工的法国阶级兄弟。他们在经济方面给罢工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支援,从而增强了这些工人的斗志。老板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就让步。这件事情在法国报纸上引起了一片喧嚷,现在我们在法国已经是一支实实在在的力量了”,马克思满意地向恩格斯这样报道。

在巴黎1868年国际在巴黎的一些支部共拥有大约2000名成员和法国其他城市取得的这些成绩,使马克思的情绪更高了。由于协会影响的不断增长,他和欧仁·杜邦总委员会的法国通讯书记一承担的工作已经多起来了。到1868年,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大肆逮捕法国支部的领导成员,并进行大规模的公审来加以迫害。这时,马克思和杜邦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格姆科夫《马克思传》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