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年轮”系列丛书的第一本书就要和你见面了|人民日报|吴长生|年轮|杜润生

真想不到，“年轮”的第一本书就要出版了。去年的今天，我在“年轮”书系的策划方案中写道：

百余年来，中国经历的沧桑巨变在个人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个人命运被历史大势所框定，但不同的性格、机遇仍造就了多彩的人生。个人史既是对大历史的补充和丰富，也天然是有温度的好故事。于学界，成系列、成规模的个人史是现当代史史料的汇集；于普通读者，个人史可以广见闻、增阅历。在对他人经历达成同情之理解的同时，我们当能更好理解自己的经历和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对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认知是锻造精神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之一。历史学家雷南（Ernest Renan）说过：“人种、宗旨、语言或居住场所的同一性，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原因和动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历史经验的相同。因为经历同样的社会与时代，而抱有怀古之念。这种怀念的情感是使人聚合的最大要因。”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界诸多重要学者曾发出“我们的历史里看不见人”的感喟和“让个体重返历史现场”的呼声。更早之前，有识者更曾主张，历史学应重拾《史记》开创的伟大叙事技艺。这虽然不是周延的学术判断，但确实体现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在长期学科化的过程中，历史研究往往把个人客体化、研究对象化，对其条分缕析，而严谨、客观的代价是有血有肉的人从历史叙事中消失了。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这种研究思路已形成“惯性”，要改并不容易。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个人史”的概念，就是想从出版的角度做一些平衡和推动的工作。

我们所说的“个人史”在体裁上，可以是学者对某一历史人物、家族的研究；可以是自传、回忆录、口述史; 亦可以是行业史、某一群体的历史，如“老三届”“农民企业家”“77级”……“个人史”与传统史学中的人物研究，跟自传、口碑资料等有交集，但又不完全相同。“个人史”强调一手的、鲜活的个体经验，强调以个体的经历折射大历史，同时又要符合历史学门的基本规范。

以“年轮”命名书系，是想表达一种温和的态度：年有大小，有凶吉，皆是过往，皆是经历。回望与反思是人类情感与理性本能。个体记忆并不妄图概括全局，但个体记忆却可以凝聚成家国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史有当然的公共性。

这些拉拉杂杂、言不及义的话就是“年轮”的初心。

“年轮”的第一本《凝固的浮云：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四十年人生回忆》是吴长生先生的回忆录。我认识吴长生先生是在2018年，当时我所供职的报纸要做一个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专题，我领到的题目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与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在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中，这份中国第一大报发挥过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人民日报》的高级编辑、该报农村部1980年代的骨干之一吴长生是我数位采访对象中的一个。

外封与内封（封面设计：社科文献设计中心段丽）

对于上下同心、求新求变、百舸争流的1980年代，吴先生有很深的感情和清晰的记忆。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听他侃侃而谈，好像亲眼看到了那个时代。

他曾把1980年代的经历写成了一篇篇的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这么几件事：

1986年，吴长生随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到江浙一代考察。在车上，杜润生问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袁书记，你能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概括一下温州成功的经验吗？袁略略迟疑，吐出两个字：不管。众人还没缓过神来，杜润生已频频点头：不管，好个不管！搞商品经济，我们都不懂；如果管，只能是胡管乱管，或者是按我们熟悉的老一套去管。那只会限制农民创造。不管，好啊！

同年，全国大约有1400万家乡镇企业，此前几年每年有5%，即约70万家因经营不善“关停并转”。这个数字看似不起眼，却让吴长生敏锐地联想到1986年沈阳第二防爆器材厂的破产。为此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豆腐丝”（即比“豆腐块”新闻占的版面还小），但国内第一家城市大集体企业破产的消息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就在同一年，中国农村有70万乡镇企业静悄悄地消失了，没人报道，也没人留意。吴长生问：是否正是这种“后退无路”的机制，才“逼”出了乡镇企业的顽强活力？是不是因为有70万倒闭的“反面样板”，才促成了1400万的勃兴？以此为切入点，他和同事凌志军在1987年合写了《倔强的“草根”——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大趋势之二》。

1990年12月，吴长生随媒体同行到广东采访，一般人到广东是“看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看穷”。在粤北清远市白湾镇皇宫村，当地农民的生存处境让北京来的记者大跌眼镜。结束广东之行回到北京，为如何处理清远情况犹豫的吴长生接到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会议通知。会上，主持会议的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问他最近下乡的见闻。吴长生扼要地介绍了珠三角改革发展的一般情况，接着详细地汇报了在清远的所见所闻。随着他讲述的展开，会场上的气氛越来越凝重。结束汇报时，会场沉寂了片刻。之后，王维澄缓缓地说：“长生啊，你讲的可真是新闻了。”出于职业本能，吴长生反问道：“王主任，您既然都认为‘真是新闻’，写成报道公开发表行吗？”王沉思了一下回答说：“我看没什么不行吧。”

《邻近“金三角”的“寒极”》见报后，引起各方重视。在一次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当时分管农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以《邻近“金三角”的“寒极”》为例，说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随后，广东省立即行动，对皇宫村进行整体异地安置，让皇宫村的村民告别了祖祖辈辈困守，但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家乡。

上面这几件事，有的写进了《凝固的浮云》里，有的没有写进。

吴长生的回忆录原本从1948年写到2013年，出于各种考虑，目前截取的是1948年到1988年的一段。在1988年这个时间点之后，传主还有很丰富的经历：作为《人民日报》华东版的负责人所经历的19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见闻；作为《人民日报》驻港机构的负责人对回归后香港社会百态的观察……

吴长生先生是一个天生的记者，他对别人有好奇心，也时刻观察和记录着他所经历的时代。因此，这本书不仅写出了“我”，也写出了“我们”，从中可见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共和国同龄人的成长史、心灵史。

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将八十余万字的原稿一页页翻过，看到了诸多个人生命史上的诗意时刻，也看到了诸多让我会心一笑的地方。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把作者各个阶段的人生经历放到一起看，看那个“剖面”：共和国的70年与个人生命史叠印在一起，像经过数次剧烈地壳运动，所有的岩浆地火都已凝固分明的地层，一层一层，叹为观止：这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一生。

一个大朋友说过：中国人一辈子经历的事情够外国人经历八辈子的。诚哉斯言。

《凝固的浮云》就要跟你见面了。它在读者中会有怎样的命运，是我们完全无法预测的。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写成小小的字，印在了封面上：

历史应该有细节，有个体出没其间。

本书记录了作者与共和国一起度过的童年、少年和青壮年时光，一切清晰如昨，不带后视之明带来的偏见。

结实的经验是人生的馈赠，它将你我联结起来。

石岩

2021年12月24日

书籍简介

凝固的浮云：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四十年人生回忆

吴长生著

2022年1月出版 / 70.00元

平装· 400页

ISBN 978-7-5201-9424-2

社科文献·年轮

内容简介

本书记述了作者与共和国共度的童年、少年和青壮年时光。

作者简介

吴长生，资深媒体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国际部原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70年代初在西藏走上新闻道路，1980年代以后先后在《人民日报》农村部、经济部、华东分社、香港办事处、国际部任职。除采写新闻稿件外，以笔名“吴酩”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有《在香港看跑马》《风行云动——后97香港图景》《西藏岁月》等专著出版。

自序

请人为自己的书稿作序，抑或受邀为别人的书稿作序，都是为了“说些好话”，难免言不由衷。因此，我从不求人作序，也从不为人作序。文字已经连串成篇，优劣自有读者评判，既不勉强别人，也不委屈自己。于是就有了这个自己写的开篇引语。

我生于1948年5月，严格说不是“共和国同龄人”，但朋友说，从大历史的角度说，可以算是。

我们这代人，虽然没有经过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革命战争洗礼，没有一些前辈那般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人生，但亲身经历了一个新政权建立后的风风雨雨，目睹了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也参与了巨幅画卷的描绘制作。相对而言，既幸运，也还算丰富多彩。

年逾古稀，已经过了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之年，经常想起古代哲人提的那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于是静下心来，梳理头绪，想在尚未痴呆的年月里，试着做一做这三道题，用文字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交出自己的答案。1950年代，我的家庭和相关的亲戚家庭在一场接一场运动中，完成着由旧入新的转变，周边的大人们，有的脱胎换骨，有的萎靡潦倒，多数跟着时代洪流融入新社会。1960年代，少不更事的我，体验了“十七年”的精英教育，也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1970年代，我在雪域高原度过自己最珍贵的青春年华，插队当过农民，克服了语言、习俗、生理等多种困难，经历过雪崩、泥石流坍方、车祸，罹患雪盲症等形形色色的灾难，也领略到大自然的雄浑与奥妙，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并结交了一批终生心心相印的挚友，铸成了永远难以磨灭的西藏情结。进入1980年代后，我在新闻前辈的“熏蒸”下成长，义无反顾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在新闻阵地上，凭借党中央机关报的特殊优势，“上天接地”，尽心尽力地履行职责，为改革开放大业、为广大民众利益，满腔热情地鼓与呼。

当然，从不谙世事的孩童一路走来，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年轻过、迷茫过、狂热过、偏执过、怯懦过，也荒唐过。进入“耳顺之年”后，回顾来路，面对往事，有愧疚，有尴尬，甚至有怨怼。尽管可以用一句新潮的话说“神马都是浮云”，但始终有些“浮云”，久久难以散去。因为那些浓重的“浮云”，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民族、国家，它们不该被遗忘、不该被湮灭，否则就会再次陷入前路迷茫与困顿。

我写的不是严谨的历史，只是记录下个人的一些经历，但它们又可以算是历史大拼图边缘的一些碎片，为呈现完整的历史图卷贡献一些微薄的色彩。我给自己预定的写作原则很简单，就是当年发生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当时怎么想的，如实写下。对己，无所保留；对人，明长隐短。说实话，写得很艰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不能回避，不能回避别人，更不能回避自己。但实际上，七十多岁的我，也不能真的“从心所欲”，预定的写作原则也得松动，许多重要事实，不能不简略，甚至绕开、舍弃，给历史“留白”。请知我者谅解。

责任编辑石岩，虽然见面不多，但算是相知的忘年交，她的热情、诚挚，深深地感动了我。为这本书稿的问世，她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我衷心地感谢她。

吴长生

2021年春

祖父、祖母与姑姑（左二）、父亲的合影，摄于1924年夏。

外公（右二）、外婆（左三）、四舅（左二）、五姨（右一）、六姨（左一）、五舅（左四）合影，摄于1919年。

母亲和我们兄弟，摄于1960年左右。

1964年，父亲带我们到碧云寺游览时的合影，左一为与我两小无猜的毛非。

“大串联”归来。

“文革”时期父亲和母亲的合影。

在加查插队的胡绎、刘晓莉和我。

刘晓莉和学生们。

1973年秋，采访第一座跨雅鲁藏布江钢筋混凝土拱桥—米林岗嘎大桥通车时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