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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车停在集中营的门口时，我一查地图发现这地方其实就在中央监狱的外面，确切地说是在通往监狱的主路边，距离监狱仅200米。监狱在地图上有地名标记，而这个集中营却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
再从卫星地图上看，监狱和集中营长得并不一样：监狱的平面是一组车轮形设计的建筑群，每一条辐轴就是一个监区，车轮的中心可以监控整个监狱；而集中营则是一个长方形的场地，周围一圈牢房，中间是活动区域。
但如果你亲临实地，会发现集中营的外观看起来也像一个监狱，大门口戒备森严，进去之前要先登记报告。门口的一个告示牌让我心凉了大半截——那是一个注明了禁止使用电子及通讯产品的告示，手机、电脑、路由器、电话卡、相机等都在被禁之列。
虽然这才是集中营该有的规章制度，但所长之前跟我承诺的可不是这样的啊！我问所长这怎么写着不能用手机，所长有点阴恻恻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们进去再看吧！我心想人家白纸黑字都写在这儿了难道进去还能变通吗？分明就是你一开始忽悠我把我骗过来好吧！亏我还吭哧吭哧把笔记本电脑给背来了……
集中营的外观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肃杀气氛，搞得我心里有点发毛，进去之后见到俩看门的士兵背着印度国产英萨斯突击步枪，让我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在印度经常能见着荷枪实弹的士兵，但像他们这样枪上装刺刀的却不多见，刺刀带着刀鞘，整把枪已被盘出了厚重的包浆。
从集中营外面到内部的营区，一共要经过三道大铁门，每一道门都有士兵把守。办公室区域在前两道铁门之间，我一进去之后便被领到办公室进行交接——“护戒小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接下去我就属于集中营的人了。
与其说这是他们的办公室，倒不如说是门卫室，里面的设施非常简陋，没有电脑也没有文件。墙上挂着四台用于监控的液晶电视，我注意到他们用的监控系统是中国的海康威视。
海康威视是被美国制裁的一家公司，印度人倒是用得毫无顾虑
所长跟集中营里头的长官唠家常唠了很久，就好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一般。我被晾在办公室里屋的一个空房间里，估摸着自己的手机很快就会被收走，于是赶紧在微信上再一次把该交待的事都交待了一下，搞得好像临终遗言似的。由于办公室和集中营里面隔着两道铁门和高墙，我当时完全不清楚集中营里面究竟是什么状况，被大门口这严肃的气氛吓到了，暗自忐忑不安。
所长唠完家常终于想起了我，来处理我的交接。如我所料，所有物品在进入集中营之前都需要先进行检查。手机电脑等具有通讯功能的电子产品不让带，但许可了我的电纸书。检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的检查其实并不严格，连X光机都没有，如果我提前准备的话完全可以把手机夹带进来，比方说箱包的夹层他们就没查，也没有搜查我的贴身物品。
我在里头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这个集中营就跟“薛定谔的印度”一样，也是个“薛定谔的集中营”——允许或不允许你带某些东西，压根儿没有统一标准，墙上贴着的那张禁令形同虚设；看守检查东西的时候，完全看人、看心情，松紧弹性很大，他看你顺眼就会宽松点，想要搞你就会故意刁难。有时候一些人畜无害的东西他们却会在检查时说不允许，比如说橡胶水管、蓝牙耳机；集中营里的看守们对摄影摄像录音器材极度敏感，却对万能的智能手机视而不见。
——没错，这个集中营里其实是可以用手机的，否则这篇文章也就不会有这么多配图了。
可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情况，积极主动地配合着他们的检查。他们说的那些手机、电脑等“违禁品”都老老实实交了出来，让所长带回去捎给我太太。我问他们我没手机的话要怎么跟家里人联系呢？他们告诉我，集中营里头还有另一个中国人，他有手机，我可以用他的手机。
我听闻大吃一惊，吃惊的有两件事：首先，怎么还有中国人在这里？难道印度政府已经开始大规模抓捕滞留的中国人了？第二，为啥里面其他人可以用手机，却不让我带手机？
集中营里的长官对此的解释是：老人可以用手机，新的手机不让带进去。
随后长官便把那个中国人给叫了过来介绍给我认识，只见那哥们儿兴高采烈屁颠屁颠来到了办公室——当我听到这集中营还有其他中国人时非常意外，这里头唯一的中国人一听有新的中国人来了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过来的时候还专门换了件衣服。
那中国哥们儿叫阿茂，是个小个子的广东人，碰巧年纪跟我一般大。阿茂于2019年来印度这边做网络贷款业务，这玩意儿之前国内也很多，我想大家应该看过不少相关的新闻，挣钱靠的是行业规则的不健全，套路特别多。国内政策打击了这类网络贷款之后，相关的资本跑去了海外寻找市场，比如印度便是其中之一。2020年底的时候，由于有家公司对一个警察的亲戚采取了暴力催收，在太岁头上动了土，于是那阵子印度警方在反华的大旗帜下，像打了鸡血一样将所有在印度做网络贷款的中国人不分清红皂白给一锅端了，立了五十多起案件，抓了29个人，阿茂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顺便说一句，印度政府把中国公司赶尽杀绝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不允许搞这个行业，而是为了清空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好让印度人自己的网络贷款公司蓬勃发展。这两年印度人最看不得的就是中国人在印度挣钱——“中国人”的身份本身是一种原罪，再加上“挣钱”这种原罪，罪上加罪嘛，不搞你搞谁？后来2021年11月的时候，我朋友在孟买的子公司被以查税的名义突袭，当场查封所有的电脑和手机，所有员工被控制，不许他们跟中方联系——后来知道当天一共有18家公司被突袭，是一场系统性的针对中国人的行为。
阿茂的身份目前属于被告人，官司还没打完呢，从监狱里保释出来之后便被送到了这个集中营，只比我早到这里一个多月，他的性格非常开朗大方，跟里面的人混得很熟。我从未深入过海外中国生意人的圈子，假如不是在集中营里相遇，我跟阿茂这样的人至多只会是点头之交，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我对生意一窍不通，他也对摄影、旅行、宗教、文化毫无兴趣。然而一起呆在集中营的这段时间里，我俩建立起了无比深厚的革命友谊，有道是“人生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坐过牢，一起嫖过娼。关于阿茂的故事写成书的话恐怕要比我这集中营的故事精彩百倍，无奈非我亲历，由我转述难免失了血肉。
初一见面，我就见识到了阿茂的仗义和机灵。长官让他以后借手机给我用，他立马就说：不行啊，我要给我老婆打电话，给我律师打电话，我自己要用的，你让他用他自己手机。然后他转过头用中文跟我说：你放心，我手机你拿去用没关系，这样说是为了让他们给你手机。阿茂跟那长官饶了半天口舌，试图打破新人老人的双标歧视，为我争取拿到自己的手机。但最后他被那个长官一句话给堵死了：新的手机不许再进来，规定就是这样写的，你要再纠缠不休，老的手机也不让你用！
我当时不明白为啥手机还有新旧之分，后来才知道了原委。之前所长承诺集中营里面可以用手机电脑并不是在骗我，曾几何时，这个集中营乃是一片相当自由的乐土，管理十分宽松。除了不许你随便出去之外，大多数所谓的约束都是一纸空文，在疫情爆发之前里面的人甚至还能找小姐进来搞大保健。这种好日子在新冠流行期间被收紧了，在我进来之前的半个多月则彻底到了头——2021年8月底的时候，由于一个保加利亚人越狱逃跑（这个保加利亚人的同案犯后来成了我的室友，后面我会详细说），集中营对规章和秩序进行了大力整改，我来的时候刚好赶上严打，很多原来允许的一些东西都不再被允许，比如手机和电脑就是。理论上集中营里的人是拥有各种权利的，否则他们就该呆在监狱而不是这里。但为了便于管理，集中营的看守经常会蚕食这些权利——因为很多人本身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你要是不争取，他们就会偷走；你如果据理力争，他们则会退让。
集中营里的老人知道自己的权利，管理人员没办法收走他们已有的手机电脑，于是只好对我这种新人下手。我进来的时候，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权利，所以手机才没带进来。其他有些人跟我一样进来的时候手机被收了去，过了几天之后知道了自己的权利，便从办公室拿了回来。可惜我的手机已经被所长带了回去，否则也是能要回来的。集中营里的人权利多到什么程度呢？——未经你允许，看守甚至都不可以进你房间……是不是听着非常不可思议？别急，关于这个集中营，才刚刚拉开魔幻的序幕，听我慢慢说来。
阿茂像个导游一样把我领进了集中营，带我参观介绍这个地方，他用一句话进行了精准概括——这里就是农家乐养老院。他也对这个地方的魔幻唏嘘不已，说他本来想在这里搞直播，连直播账号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叫“中监人”。
我进了集中营里一看，门口的森严戒备根本就是唬人的嘛，里面别有一番洞天，那种感觉就好像穿越了时空隧道来到了另一个异世界。我是有史以来第三个被关进这个集中营的中国人，里面的人看到有新人来了自然也是很起劲，纷纷凑过来看热闹。几个小哥上来瞎起哄，吓唬我说一旦进了这个集中营至少10年才能出去。而我注意到这群人似乎正在组织一些抗议活动，用泰米尔语写了很多标语，关于这件事我后面会讲，先跟大家讲讲我对这里的几个初印象。
首先吧，这里面明明人手一个手机，而且在使用上完全没有限制，甚至对着里面巡逻的看守拍照也都行。后来我更是发现，你能想得到的监狱违禁物品这里面应有尽有，要是暴动起来门口那几个看守根本防不住。
第二，集中营里面的人员从事着各种农畜牧业活动，有菜园子有苗圃，养鸡养鸭养狗养鸽子养鹦鹉，种花种菜种树种香蕉……如果不是无处不在的蚊蝇老鼠垃圾堆，我几乎要把这里当作世外桃源了。不少人在集中营已经住了好几年，把这里当做家园一样在经营——自己种树自己乘凉。
第三，集中营里充满了各种精美的违章扩建。这里的建筑本身是按照牢房设计的，牢房门前有个走廊，居民们利用这个走廊纷纷圈地占地，扩建出了厨房客厅等，扩建的部分往往比牢房本身更大。除此之外，集中营里甚至有健身房、羽毛球场和排球场……当然，其简陋多半会超出你的想象。但我还是得说，他们充分发挥出了劳动人民强大的创造力，亲手打造了一座温馨家园，保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羽毛球场第一版
羽毛球场第二版
打板球
健身房
扩建出来的大客厅
豪华版的餐厅厨房
简陋版的餐厅厨房
扩建部分从外面看是这样的
与所长之前告诉我的不同的情况是，这里并不提供免费伙食，现金也是非常需要的。要么自己做饭，要么去餐厅吃饭，自己做饭所需的食材可以让采购商购买，也可以通过Jio Mart等电商平台购买，但电商能够买到的生鲜产品非常有限，因为这里恰好不在印度最大的生鲜配送平台Big Basket的配送范围内。至于采购商其实是个这边的警察，有特权可以随意进出，通过低买高卖中饱私囊，他给你采购的东西都要比外面的市场价贵1/3左右。集中营有好几个小食堂，斯里兰卡人搭伙自己做大锅饭吃，他们的采购量很大，有自己的送货商，通过电话预订；不过那个警察采购商是唯一能够大摇大摆进入这个集中营里接受现场预定的，有时候我们只能找他。
大家不要一听餐厅就觉得好像很高大上，这个所谓餐厅四面通风，苍蝇老鼠无处不在，仅仅是一个大院树下用木头和棕榈叶搭起来的棚子，兼小卖部的功能。餐厅老板是一个在这里呆了8年的老油条（我在集中营的期间他案子完结了，后来换了个新老板），他有自己的采购渠道，并且能买通集中营的安检，只要给够钱他可以帮你把几乎任何东西搞进来。一进集中营他的手下就立马来问我需不需要买手机，我说我先等等看吧，说不定马上我就能出去。
如果你是在路边看到这样一个餐厅，恐怕绝对不敢走进去
餐厅里做飞饼的灶台
一堆各种用电的炉灶
餐厅里有个电视机，每逢板球比赛都会挤满人
每逢印度教节日，餐厅还是一个祭祀场所。这是十胜节（Dussehra）时候拍的。
餐厅可以赊账，月结或者半月一结
那假如我真的听信了所长的话，身上没带钱就到这里来了该怎么办呢？在集中营里要怎么生活呢？——这个也大可不必担心，集中营里会发钱。
集中营每个月会发两次钱，月初月中各一次。我进营的那天是9月16号，刚好是月中，当天就赶上了发钱，我的名字已经赫然被做进领钱的名单里——印度人办其它事儿效率低，这个效率倒是很高。大家一听这个集中营里头还有钱拿应该相当震惊吧？我当时也是类似的心情，简直惊呆了好不好！每半个月发2625卢比，一个月就是5250卢比（合450人民币），赶上重大节日还有过节费，年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0000卢比（合5150人民币）。发钱的名目是Feeding，喂养的意思。这点钱在印度真心不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我家那边认识一个卖牛奶的阿姨，她当售货员的工资只有6000卢比一个月。所以集中营里的人才会被关在里面好几年都饿不死，反正也不用他们交房租水电费，十分适合躺平族；而那些有点钱的人则可以在里面过得相当的像模像样。
我刚来第一天就领了钱
这让我不由地感慨了一下印度这个万恶的民主国家，如此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为了坑害我这个中国人，不仅动用大量的警力将我护送到这个集中营，还要每个月管我吃住——明明这个国家还有很多穷人吃不上饭，贫民窟里的生活条件还不如这个集中营，政府却还要养着我这样的“寄生虫”……我被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国际主义精神所深深感动。
这里的外国人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的难民、难民后裔和偷渡客，这些人在集中营里至少占了九成。在我眼里他们跟印度人没什么区别，有些难民后裔本身就是出生在印度的。斯里兰卡人大都是泰米尔族，会说当地的泰米尔语，跟当地人同文同种，他们通常拿着假的印度护照在印度工作生活，被抓到之后便被送来了这里，面临着诉讼。第二种则是在印度这边被卷入诉讼案件的其他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取保候审或者等待遣返期间就会被关到这里。
我这种因为疫情滞留被送到这里来的外国人是开天辟地头一个，里面那些小伙伴都惊呆了，现在怎么印度政府连签证过期都要抓。但里面那些聪明人马上就知道，我在这里的唯一原因仅仅因为我是中国人，由于中印两国的对抗才会被关到这里来的。他们还笑话我跟阿茂，说中印关系不好你们就别想出去了。
关于集中营的其他情况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后面会专门跟大家来讲述。
话说我进来之后顺利用阿茂的手机登陆上了微信，解决了失联问题，在当时我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出去，积极地开展起了自救工作，而要自救首先要搞清楚三件事：
第一，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把我抓进来？
第二，究竟是哪个部门把我抓进来的？
第三，哪个部门才有权力把我放出去？
按照逮捕我的那张邦政府命令上的措辞，我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离开集中营，一是我离境印度，二是得到崔奇这个地区的长官（District Collector）的许可。我显然不是地区长官抓进来的，按照我一开始的推测，下命令的幕后黑手不外乎邦政府或金奈移民局，也就是说这个命令应该来自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地方上，多半跟中央政府无关。这个推测基于中央政府的内政部已经延期了外国人的签证，他们抓我那不是自己打脸吗？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泰米尔纳德邦这些人却根本不知道签证延期的事情。
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以及了解到的信息，都证明了我的推测是错误的，跟印度人打交道千万不能用我们正常人的逻辑去分析问题，他们要是跟你讲逻辑那就不是印度人了……很快我就发现了两件很蹊跷的事情。
第一件事，还记得我从金奈移民局一回来之后就申请了新的离境许可吗？我在被关进集中营的同一天，移民局就给我签发了新的离境许可。离境许可相当于签证的延续，这张新的离境许可11月2号到期，是根据我上传的11月1号离境的机票给的。然而按照他们的规定，我就算拿到了离境许可，也得在集中营呆到飞机起飞前一天，然后再由警察押送我离境。
这意味着我要在集中营里呆一个半月，这在当时看来是难以想象的。我太太打电话去跟金奈移民局沟通，问能否让我改签别的机票早点离境，结果移民局官员态度非常凶，说我必须在里面呆到11月，不能提前走。
要赶我走的人是你们，现在不让我走的人也是你们，看起来毫无逻辑可言，背后更深层次的用心呼之欲出：老子就是要存心整你丫的！
随后我就发现了第二件事，之前他们要求我10天内限期离境，给的离境许可是9月11号到期，可是他们那个逮捕我的命令却是9月9号签发的，要是我9月10号走了他们不就瞎忙活了一场？他们难道未卜先知我一定不会走？考虑到签发命令有一定的时滞性，这意味着9月9号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要逮捕我了，而从逮捕上的另一个部门的参与日期来看，他们9月3号就决定了这件事。他们非常清楚我根本不可能在规定日期内离境，10天内离境本身是他们下的一个套而已，以便有名正言顺抓捕我的借口。既然他们有心要搞我，跟他们去讲什么签证已经延期显然是毫无用处的。
仔细研究这张拘捕令，就会发现一切都早有预谋
跟阿茂的交流也间接证实了我的这一想法，他说他之前在监狱里面见到过不少政客，但这些政客并不是因为徇私舞弊或贪赃枉法被抓进来的，而大都是因为嫖娼或性骚扰案。
大家都知道印度这个国家妇女地位低下，因此法律上对妇女有些过度保护，假如一个妇女指控某人猥亵或者骚扰自己，不需要太多的证据就会被判罪，法庭会完全倾向于妇女的证词。更荒唐的是，当地法院会跟监狱勾结起来制造冤假错案，隔三差五会到监狱里选一批犯人上庭冒充证人做伪证，以便快速给某些人定罪。像阿茂这样的外国人是没有资格去做伪证的，外国人脸装不像啊，而且也不会说当地话。
所以如果印度政府想要搞你的话，他们可以随意栽赃陷害你，先把你抓起来再说，无论最后宣判你有罪或无罪，都已经耗掉了你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比方说我这个事情，其实我可以请律师去起诉移民局的决定，但问题是我在时间和金钱上都耗不起，说不定反而被他们里应外合倒打一耙，倒是老老实实在集中营里呆上一两个月是最实际的方法。关于这个冤假错案栽赃陷害的问题，我后面文章里会告诉大家具体详细的案例。
既然他们存心要搞我，那总得有原因吧？我知道按照很多国内读者的第一反应，肯定觉得我在公众号上写的批评印度政府的文章冒犯到了他们，因言获罪。如果他们真是出于这个原因把我抓了的话我倒也认了，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事实上恰恰是因为印度政府不知道也不相信我靠写文章谋生，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由于我身在印度的关系，一直以来我都很低调且谨慎：我的文章只在我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你们如果在其他平台看到我的文章一定是别人转载的。一般来讲，在印度的印度人是看不到我的全部文章的，首先，微信在印度已经完全被禁，如果不使用逆向翻墙VPN的话你甚至无法在印度登录微信帐号（已登录的账号可以用，新登录的验证过程必须翻墙），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在集中营期间即便有手机也没有办法登陆公众号平台。其次，微信公众号并没有次级域名主页，通过谷歌也无法直接搜索到微信公众号里的文章，在没有微信账号的情况下很难通过某一篇文章的链接顺藤摸瓜地找到这一公众号下面的其他文章。第三，关注我的人多了之后，我便不再使用真名，仅仅通过我的姓名拼音也找不到太多信息。
当然我对上门调查的移民局官员并没有隐瞒写公众号的事情，并且曾把一部分的文章链接和书稿发给他们审核，毕竟印度是个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家，老百姓天天骂莫迪政府。但问题是他们始终无法理解我如何通过在公众号上写文章来养活一家老小，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会觉得我靠写东西谋生，那钱必然来自特定的人。我被抓起来之后，推特才开通了打赏功能，所以当时印度人无法理解打赏这一模式，我不得不将其解释成捐赠，可移民局的官员显然对这一解释并不买账。
根据我回忆起的一连串细节，我有理由相信金奈移民局坚信我在印度从事非法商务活动，有不明来源的收入，但他们又缺乏确凿的证据，因此就以滞留为借口将我抓了起来。
我第一次跟坐在车里的所长谈话时，他问我为什么会呆在印度，我说我是accompany with my wife（陪伴我的太太），结果他听成了company（公司），立马很激动的问我在这边是什么公司。我费了番口舌才跟他澄清我并没有公司，只是在这里陪伴家人。
所长来我家抓我的时候，看了一眼我桌面显示器上打开着的程序，指着网易音乐播放器得意洋洋地说，这个肯定是在线商务软件吧？你用这个在网上赚钱对不对？唉，我也不好说他究竟是聪明还是蠢。
押送我的警员跟我聊天的时候，开门见山就问你在这边做什么工作啊？从事什么商务活动啊？套话的意味十分明显。甚至我到了集中营之后，这边集中营的长官看到我的第一句话也是问我做什么工作。
至于我写文章的事情，我毫无隐瞒地告诉了他们，然而除了那个关系跟我比较好的当地移民局官员，没有任何人对这件事表示出过兴趣。综上，基本上可以断定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我在这边秘密从事商务活动甚至间谍活动，后来我当地朋友跟邦政府秘书的通话则彻底证实了我的猜测。
我朋友是泰米尔当地人，心理学硕士毕业，非常懂得沟通技巧，邦政府秘书对他说出了实情——他们说其实印度这边的情报部门关注我已经一年多了——他们关注的不光是我，包括所有滞留在印度的中国人。然而他们经过了一年多的情报搜集，包括在拉达克那边打探我的老底，却什么都没查出来，始终没能搞清楚我在印度这边究竟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我的生活来源从何而来，对于他们而言我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我确实在印度没干嘛；另外一种可能我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人，在印度这边从事情报搜集或者非法商务活动。在这种自己臆想出来的“阴谋论”观点的支持下，本着宁错杀不放过的精神，决定采取措施限制我的行动，以保障国家的安全。拘捕我的命令既不是移民局也不是邦政府下达的，而是在接到移民局以及某个情报部门的汇报之后，由更高层的印度中央内政部决定的，口头给了泰米尔纳德邦这边指示。拘捕我这件事的性质就和1962年大规模拘捕印度华人然后送到集中营是一样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他们不需要证据，只需要怀疑你就够了。（详见《》）
印度政府向来疑心病很重，这种疑心病恰恰出于他们低下的认知能力，正是因为无知才会怀疑一切。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服务外包行业很出名，我在《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一书中，读到作者访谈一位最早在德里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那人说他当初打算在德里开办一个专门服务欧美企业的海外话务中心，需要申请非常高速的网络带宽。由于当时印度政府对这种业务闻所未闻，认为你会需要这么高速的带宽，唯一可能就是从事间谍活动，于是花了8个月时间进行调查审批……“间谍活动”就像一剂万金油，能够用来解释任何他们认为反常的事情。
再后来我太太跟移民局官员有过一次通话，对方也验证了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他告诉我太太，之所以会发离境通知给我，正是因为他们有理由认定我在印度这边做了某些不可告人的坏事——我太太问道，你们究竟觉得我丈夫干什么了呢？那人说，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你得去问你丈夫。
如此一来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说通了——平心而论我这个人确实可疑，你说人家来印度很多次的话，要么工作要么做生意要么念书，可我偏偏是来旅游的，还来了二十多次，真的很不正常；印度人自己拼命想要离开这个国家，我却乐此不疲地造访，这里头肯定有猫腻——他们显然完全无法理解我对印度的这种深沉的爱，就像我太太一开始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印度。从印度政府的角度他们很可能是这样想的：一个中国人没事儿就老往印度跑，还娶了印度太太，两个人都不工作，却一家人在这边过得乐不思蜀，大概率偷偷摸摸干着些违法乱纪的生意，更说不定背后有中国情报部门的资金支持，先抓起来总是没错的。
从这件事其实可以看出印度有多害怕中国，已经害怕到了一种草木皆兵的地步。所谓色厉内荏，他们虽然表面对中国张牙舞爪口出狂言，但这恰恰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一个中国人呆在印度哪怕啥都不干，他们都会觉得是一种威胁。
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给滞留的印度籍家属都换发了新的签证，一点都不担心会有所谓的“印度间谍”——说实话我们从来都没正眼把印度看作过势均力敌的对手，这大概也让印度很受伤。
了解到了印度政府的真实想法之后，我心想应该澄清一下我的收入来源就行了吧，但后来几天传来的消息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中国人应该都听过吕氏春秋中疑人偷斧的故事：有个人丢了把斧头，怀疑是邻居家的孩子偷了，他暗中观察那孩子的言行举止，怎么看都觉得他像个偷斧头的贼；后来他找到了斧头，再看那个孩子就不像偷斧贼了。
虽然现在已经是2021年，但由于印度文化自带一种传统底色，因此印度人依然习惯于使用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中印两国日渐紧张的竞争关系，使得在印度人眼里所有滞留在此的中国人看起来都像是偷斧头的贼。就在我被抓起来的那段时间，驱逐和针对中国人的行动正在全印度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我被抓的第二天，一位在古吉拉特邦某大厂工作的朋友发了个消息给我，他说他刚去了一次移民局，这几周当地开始严打中国人，主要有以下措施：
手机里面不能有任何政府机构的照片和视频，不然就是间谍；
印度银行卡不得有大笔转账，不然就是洗钱；
任何相机、摄像机都会被严查；
电话卡必须使用护照办理，并且需要提交手机串码，以便监控。
哎妈呀，这是防火防盗防中国人啊！貌似对巴基斯坦人也没这么严防死守吧？简直就像一场“政治猎巫”。我后来看过一份印度高等法院的命令，是关于严查滞留外国人的，其中将中国和巴基斯坦列在了一起，要给予“特殊对待”。
随后我又发现，我可能是第一个被移民局要求十日内限期离境的中国人，但绝不是最后一个。9月30号是许多人签证的最后期限，由于我在印度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正当我自己身陷囹圄之际，居然还收到了别人的求助。
求助者是一位在德里的女留学生，她在9月28号那天拿到了一张10月4号到期的离境通知，上面明确写着“按时离境或面临刑事处罚”（Timely departure or face penal action），于是来问我该怎么办。一聊发现她也遭到了印度政府类似的怀疑——她由于留学的缘故在这边呆了好几年，移民局官员盘问她在这边的生活来源，怀疑她学习印地语的目的。跟她同样情况的其他国家的同学都顺利拿到了新的学生签证，可她却被要求离境。我跟她说这次印度政府是动真格的，可能的话还是先离境吧，哪怕先跑去尼泊尔这样的第三国。好在后来她通过中介给移民局的人塞了钱，暂时渡过了难关。但新离境许可的有效期也就一个来月，最后她选择了去第三国。
与此同时我还发现，我的家属身份成为了一个劣势而非优势。我认识一位持有工作签在这边某大厂上班、娶了印度媳妇的哥们儿，他同事的签证都顺利拿到了延签，只有他的签证延签被卡。由于延签一直没下来，他收到了一个警局通知，援引1946年的《外国人法案》，说要对他采取行动。他后来由公司出面，花了钱去跟当地的移民局交涉，从移民局官员那里得知，如今凡是与印度人通婚的中国人，签证延签都要由内政部特别审批——这体现了典型的印度式被迫害妄想症，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朕”，非但不对家属提供便利，反而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渗透。
印度政府这样搞中国人究竟图个什么呢？
中印的地缘竞争关系是彼此绕不开的矛盾，除了边境纠纷之外，也会在其他各方面产生磨擦。大家都知道10月份中印边境谈判破裂，印度国内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对中国的仇视，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在集中营里了。在他们抓我之前，印度对中国的怨恨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印度公民赴中国签证问题上。
我本来还以为中国不给印度公民签证是由于印度的疫情问题，后来才知道迫于印度疫情关闭签证服务那是印度第二波疫情爆发之后的事情。为了顺利推进“春苗行动”和全球各国对中国疫苗的认可，2021年3月15日中国驻印度使领馆曾颁布过一个规定：为接种过中国疫苗的印度公民提供签证便利服务。这个逻辑很清楚也很合理——想来中国可以，但你要先接种我们中国生产的疫苗；想要接种中国疫苗也不难，印度政府允许“春苗行动”在印度落地即可。
曾经实行过几天的政策，很快就因为印度的第二波疫情爆发而取消了
但“春苗行动”却一直受到印度政府的阻挠，一方面由于印度疫苗跟中国疫苗具有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印度从一开始就将疫情高度政治化，他们始终不肯批准使用中国疫苗。“春苗行动”的疫苗运抵印度好几个月了，到现在还冻在冷库里不让接种。
印度政府的阻挠再加上印度第二波疫情的严重，于是后来这个接种中国疫苗就能申请中国签证的政策不了了之。然而印度国内积累了大量前往中国的需求，尤其是急于返回中国读书的留学生群体，这些人一直在给印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印度政府去跟中国谈开放签证。
虽然印度的疫情防控根本就是一塌糊涂，数据也十分可疑，因此很多国家都限制印度旅客入境。但由于印度政府在舆论上长期鼓吹自己抗疫成功，牛逼吹久了慢慢连自己都信了。在献祭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之后，印度人民率先获得了“群体免疫”，甚至还打算推广自己“成功的抗疫经验”，因此很不满意其他国家对自己歧视性的限制措施。开始的时候他们虽然不爽，但那会儿印度的疫情大家有目共睹，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后来印度疫情渐渐消停，通过全民染感率先实现了全民免疫，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渐渐恢复正常，学校也复了课，甚至还恢复了疫苗出口……可在印度国际旅行问题上却继续受到其他国家的歧视，这就导致了他们的心态越来越不好，于是变得反人类反社会反所有对印度不开放的国家。
这种心态变坏体现对等报复上，比方说之前英国要求印度旅客入境隔离十天，于是印度就对等要求英国旅客入境也要隔离十天；由于加拿大限制了印度旅客入境，于是就暂停了加拿大公民的电子签证。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旅游业，10月份的时候印度开放了免费的30天旅游签证以吸引外国——多小心眼儿啊！他们觉大家不去印度是因为差那点儿签证费吗？最能体现印度小心思的是：是否给你签发旅游签证，取决于对方国家对印度人的签证政策……哎，全世界人民是有多稀罕只给一个月的免费印度旅游签证啊！最后有99个国家在印度开放签证的白名单上，里头自然没有中国。更搞笑的是，为了针对中国，在12月份计划开放国际旅行的时候，印度将中国列为“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强制要求中国旅客抵达印度之后进行核酸检测和隔离——就算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高风险的，那也必定是中国。对印度来讲，最危险不是疫情，而是中国公民。
种种针对中国公民的措施，一方面是对中国深刻的恐惧所产生的被迫害妄想症，另一方面也是在给中国政府施压和报复。为了要求中国开放印度公民签证一事，印度政府多次与中国交涉，皆无功而返。凭心而论，中国政府做得没错，中国公民回国都需要严控的阶段，假如一旦开放了印度公民来华，数万人蜂拥而至，防控压力不可想象。他们不肯承认中国疫苗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当然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目前印度方面还在继续挤牙膏一样地发放工作签给中方人员，但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印度制造业厂商高度依赖中方技术人员，不放行这些人会导致印度自己的重大损失。我认识有些在大厂工作的朋友，才轮换回到中国没几个月，便不得不提前返回印度的岗位——他们同事的签证拿不到，印度这边的公司又急需要人。既然他们的工作签尚在有效期内那就得物尽其用，只好硬着头皮返回印度。我甚至听说有一个人是工作签证过期当天入境的，到了印度之后立即递交续签申请。
神仙打架，小民遭殃——了解到了当下大国博弈的背景之后，我认清了一个现实：使馆这次恐怕是没办法把我捞出去了，印度政府搞我们这些滞留印度的中国人，除了战略上对中国的恐惧之外，其背后的一大诉求正是想要中国对等开放签证，而这一诉求在现阶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满足，既然如此他们又凭什么轻易放我出去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抓进集中营这事儿，和美国政府指使加拿大绑架孟晚舟是一样的性质。政府绝不会承认自己龌龊手段背后的政治目的，我太太打电话给移民局时候说了一句：你们把他关起来就因为他是中国人！对方一听这话立刻恼羞成怒严辞否认，而这恰恰证明了我太太说出了真相，对中国人的各种歧视性政策早已昭然若揭。
那位德里留学生跟当地移民局交涉的时候，听出过印度人怨恨和报复的心态。他们大意就是说，现在有好多印度学生去不了中国，凭啥让你们在这儿继续读书？
同样的，现在好多中印家庭被迫异地分居，所以移民局凭啥要让我们一家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呢？就得让你这个中国人感受一下无法跟老婆孩子团圆的滋味！
然而我不得不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生活在集中营这段经历可谓千金难买，实在是太过离奇和魔幻。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以无罪之身深入了解到了印度司法体系的种种黑暗与荒诞，让我大有一种“人身难得，佛法难闻”的感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份宝贵财富。
一开始我本来不知道会在里面关多久，因此只是借用阿茂的手机拍了一些照片，然后赶紧通过网络上传。出于摄影师和博主对素材的高度敏感，很快我就发现照片的记录远远不够，假如不趁此机会在集中营里拍一部纪录片那就亏大了。这里简直是所有纪实摄影师梦寐以求的地方，能深入拍摄堪称千载难逢的机会。进入集中营的两天后，我跟手眼通天的餐厅老板订购了一部手机（需要额外加钱），开始在集中营里拍摄了各种照片和视频素材，找各种各样的人聊天，搜集他们的故事。我相信这些照片和视频素材的价值，远远不是一部手机能够比拟的。
印度政府毫不忌惮做一个坏人，最终却只证明了自己的愚蠢。我开诚布公地告诉了他们我是一名靠贩卖自己故事为生的博主，效率低下情报机构调查了我一年多却对眼前的真相视而不见，认为我对他们另有所图。既然他们对我下了个套来“请君入瓮”，那可休怪我对他们来个“瓮中捉鳖”。他们把我这样一个曾经的影像工作者、如今的文字工作者送进集中营，无异于主动邀请了一名中国记者到这里来进行采访——一个普通人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的隐秘世界在我面前如画卷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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