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1884-1962）、顾彼得（Peter Goullart，1901-1978）和罗伯特·彼·埃克瓦尔（Robert Brainerd Ekvall，1898-1983）都在1920到40年代活跃在中国西部。去到那片野性活跃的热土，三人各有不同的理由——埃克瓦尔是传教士，洛克是植物学家，顾彼得是为了帮当地少数民族建合作社；但他们不约而同爱上了客居地，和当地人结为至交，彼此深爱也彼此改变。

他们都写下了这段经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对他们的了解也就止于此，他们离开中国之后的故事、命运如何呢？

洛克是和顾彼得一道在1949年8月乘同一架飞机离开丽江的，后者在《被遗忘的王国》中记录了仓促、落魄的和当地朋友的惜别，知道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这片热土；洛克虽然运走了他的藏书和收集的文物，但对重返抱有希望，没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云南，他计划在丽江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我打算等等看明年是否能回到丽江完成我的工作。我想在这些美丽的山峦间死去，而不是独自一人在凄惨的医院病床上。”

洛克

他先到印度卡林邦（Kalimpong）呆了一阵，希望过一段时间等时局稳定下来就返回丽江。当他意识到可能再也回不去中国了，似乎一下子就失去了安身之所。他不断在欧洲、美国之间徘徊，因为无法从事探险和研究也就失去了资助，不得不把私人藏书和其他收藏品，以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远东及俄罗斯研究所。

最终他落脚夏威夷火奴鲁鲁，岛上多种多样的植物也让他重新找回热情，同时继续整理他的纳西研究，他在这里完成了《Nakhi-English Dictionary Encyclopedia》（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既是东巴字典也是纳西文化百科全书。1962年12月5日，在他把出版事宜安排好之后，突发心脏病去世。尽管是和朋友们一起生活，病逝时他仍是独自一人。

洛克（中）和他的纳西助手

洛克一生未婚，从他详尽的笔记看，也没有长期的友谊或爱情，和家人也不亲密。他被安葬在火奴鲁鲁，正如他的传记作者S.B.Sutton所说，他过世之地也代表了他的一生——在“西方和东方之间”。

顾彼得离开云南后，香港给了他短暂的庇护，当时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

顾彼得

他父亲是圣彼得堡的茶商，这让他在童年时就对遥远的中国有所认识，家中也不乏中国访客。和许多沙俄时期的人一样，他们家的文化认知是欧式的，在家说法语，到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度假。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母亲带着他逃到中国，生活窘迫。

顾彼得凭借他的语言天赋，在1920到30年代成为美国旅行公司的导游、翻译，所以这段时间除了呆在中国，他还去了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少见的是，他在丧母之痛中，有机缘在杭州成了一个道教修行的传习者。他最终落脚丽江，受政府任命帮当地少数民族组织合作社；离开中国后，这些经验让他得以继续在其他偏远地区帮助土著人。

顾彼得拍摄的丽江古镇集市

在香港，他和时任殖民政府官员的高志（Austin Coates）成为密友，后者也是作家，鼓励他写下在中国的经历。

顾于1950年尾随高志离开香港前往马来西亚。1955年，他受聘于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gnization，ILO），帮助在沙捞越的中国农人、橡胶工和原住民达雅克人（Dayak）、卡扬人（Kayan）等建立合作社。他在回忆录《River of the White Lily：Life in Sarawak》（白花河：在沙捞越）中记录了这段经历，“设法去偏远的地方帮助开商店，让当地人买到平价货，重点在让商店的获利能反哺社群，店主也是当地人。店铺成熟壮大后，可以不是只卖东西，还能扩及橡胶、胡椒等的生产。”

顾彼得摄于丽江

他给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总部写信，解释要做到这些需要更多药品和其他补给：“我要花很多时间乘独木舟穿梭在丛林、溪流、沼泽，睡农民的小屋，喝不到干净的水，忍受蚊叮虫咬。”

顾彼得为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奔波在缅甸、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的偏远地区，其中砂捞越最具挑战性，也是回报最大、带给他经历最丰富的地方。他遇到的几乎所有人都非常友善，东西也好吃；他也教当地人做法国菜，丰富了那里的食谱。

《白花河：在沙捞越》

他当然也遇到困难，价格战、文化冲突、帮派强盗等。每当这时，他就从丽江的生活记忆中汲取经验，在一次次探险、和当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成功，比如他深深懂得酒精的好处，而砂捞越的啤酒和丽江的土酒一样好使。

他是在离开中国之后才开始真正回首那段漫长、真切、难以割舍的时光。他笔下那个在战时颇为繁荣的丽江和当时的少数民族生活状态，可以在1955年出版的《Forgotten Kindom》（《被遗忘的王国》，云南人民出版社）和1959年出版的《Princes of the Black Bone 》（《彝人首领》，四川文艺出版社）中读到。1961年他又出版了《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玉皇山的道观》），记录了他在两次战争之间的中国旅途，深入而详实。

《被遗忘的王国》

顾彼得最终定居新加坡，1978年过世。他也终生未婚，离世时和他一同生活的是Desmond Neill，一个说中文的同性恋文艺男，同属高志社交圈中人。

顾彼得离世那一年，埃克瓦尔出版了他最后一本关于藏地的书，小说《The Lama Knows:A Tibetan Lama is Born》（喇嘛都知道：藏地喇嘛的出生）。五年后的1983年他也撒手人寰，享年85岁。

埃克瓦尔1898年出生在甘肃-西藏交界，父母是第一批来到藏地的传教士，父亲去世后，他随母回美国并完成学业。小时候他就学会了汉语，后来又学了藏语，成婚后于1922年再到中国，并在1926-1927，1930-1935，1939-1941年间跟甘青交界地区的藏人一起生活了八年，妻子Betty Ekvall也是天主教会在藏地的传教士。

埃克瓦尔

1940年，太太病逝西藏后，埃克瓦尔于1941年离开，在印度支那和同为传教士的儿子David一同工作生活3年后，于1944年回到美国，后加入了美军在缅甸和中国的军队，主要作翻译，期间开始写作，1952年出版《西藏的地平线》，回忆了在藏地萨姆查游牧民中生活的情景，那些彪悍的藏人是他的密友和亲信，他们在埃克瓦尔的笔下活灵活现，通过他们也展现了藏人当时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他的笔下几乎没有涉及传教。

1953年，埃克瓦尔担任板门店谈判时的美方翻译，又以翻译身份出席了第二年的日内瓦会议。

埃克瓦尔有人类学学位，藏地之于他也如丽江之于顾彼得，在当地生活的经验成了他们之后生活的背景支持，一而再再而三的从那里汲取能量。在缅甸战场上，埃克瓦尔写到：“我用上了在藏地游牧民中学到的生存经验。”他在藏地和许多部落首领乃至强盗打交道的经历，也让他在做翻译时可以跳出字面意义，深入文化层面说出言下之意，让谈判双方意会彼此的表达。

《西藏的地平线》

1958年他以中校军衔从军队退役，收到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参加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的内亚研究项目 （Inner Asia Research Project），并很快成为项目主席。《Faithful Echo》（《忠实的回音》）于1960年出版，时已62岁的他在书里回顾了在军队作翻译的经历，反思了翻译在不同文化之间能起到的帮助也可能是毁灭性的作用。他说，传教和人类学让他得以站在一个与常人不同的角度看待语言和沟通。

他又分别在1964、1968年出版藏地相关作品《Religious Observances In Tibet: Patterns and Function》（《藏地宗教观察：模式与功能》）、《Fields on the Hoof》（《蹄下高原》），直到逝世前都在不断书写藏地的文化与人——他们桀骜不驯，义薄云天。

nonf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