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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祠墓，位于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梁山。梁山，是韩城西部横贯南北之山，因山顶平直似栋梁得名。朱熹《诗集传》云：“梁山，韩之镇也，今在同州韩城县。”又《韩城县志》载：“梁山在县西北九十里。”

地处“河山之阳”的芝川，以雄奇山川、肥沃原野，哺育一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前１４５或１３５年--前９０年），字子长，西汉夏阳（陕西韩城）人。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其祖上为史官世家，父司马谈，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２０岁时就已开始游历祖国各地，为著作《史记》奠定坚实的基础。

正如其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史官记史，难免要秉笔直书，但不免会遭到君主不满。天汉二年（前９９年），因李陵事件汉武帝迁怒司马迁，将其投入大牢处以宫刑。

为了让《史记》传世，司马迁蒙辱苟活，出狱后改任中书令，依然博览群书，勤奋写作，否则以他的倔强的脾气以及一个男人的尊严，大概率不会苟活于世。

对于司马迁的死，历史上无明确记载，死因也众说纷纭，这里就不展开了。司马迁丰富的学识和崇高的境界，无人能传承、效仿，这样一个深刻而渊博的学者名垂青史。

所著鸿篇巨制--《史记》，计有１３０卷，５２万余字，几乎耗费司马迁一生的时间与心血，后人也不得不为他的这份恒心与毅力所叹服。

清朝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也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可见，《史记》开创了新体例，并创下新规模，对后世史学和文学都产生深远影响。鲁迅曾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而司马迁顽强地与悲剧命运抗争的精神，以及忍辱负重的信念，还有那让人望尘莫及的学识，都让后人极其敬佩。

后人正是有感于司马迁的这种精神，就在芝川修建司马迁祠。

祠堂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３１０年），宋代扩建，元代又重修。据《韩城县志》载“太史公传”云：“迁卒葬高门东南八里岭上，东望黄河，一丘岿然。”

司马迁祠原有的建筑物，主要有寝殿、献殿、祠门、山门和四座牌坊，除第三座牌坊已不存在外，余皆完好。

祠堂进口，为一座古朴的大牌楼，上书“汉太史司马祠”牌坊。牌坊后面是“司马坡”，之后过九十九级台阶才能到达祠门，上书“太史祠”三字。

祠内古柏参天，肃穆幽静。

寝宫正中，为司马迁塑像，面貌雍容，呈现出超凡气势。塑像端正，但头部却略向北偏转。传说这是太史公向北凝视苏武墓，对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而不辱汉节的精神表示敬佩。像前楹联“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正是司马迁一生的写照。

接着就是献殿，内碑石林立，多为宋、金、元、明、清各代碑记和名人凭吊吟咏，诗文雅健，书法挺秀。

其中两则碑记尤为瞩目。一则碑记上载：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在同州任职期间，一天夜晚忽梦见一盛妆女子，诉说自己是司马迁侍妾，名唤隋清娱。司马迁年轻出游时曾携其同行，西上返京时她留在同州。听说司马迁在京城受刑，她郁郁而终，葬于同州常乐寺西边，特意来求褚遂良给她作一墓志。

还有一则碑记，为康熙不准给司马迁谥号之事。

尽管历代帝王均不给司马迁谥号，但他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祠院后为司马迁墓，青砖砌圆形，周边嵌以八卦砖雕、花卉图案十六幅；南北两面嵌金、清两代碑石四方，墓前石碑是清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陕西巡抚毕沅题“汉太史司马公墓”。

墓顶古柏参天，若巨掌撑天，矫龙挚云。清初李因笃曾吟诗“海岳飘零同绝笔，乾坤一半到斯岑。尚余古柏风霜苦，空对长河日夜深”，认为明末清初乾坤扭转之时，天下文人翘首司马坡，或许，正是太史公饱经风霜之苦的坎坷人生，给予人们精神鼓舞以及文化寄托。

后面为司马古道，路面为大小不等的石料铺砌。自战国至今，历经二千余年风雨剥蚀、车马磨损，凸凹不平，足见岁月之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