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的天空是灰暗的,并且让人看不到什么希望。
我得病之后,出不了门,躺在床上发烧。皮肤发烫,脸色潮红,看着房梁上的椽棒,一根一根数,数不清也不较劲,一较劲就头疼。
我惊异于平时的活泼,竟然有那么大的精力往外跑,整天不着家。跑到村外的地里去偷红薯,偷玉米,还跑到老窑上玩蛇蜕的皮,还到柳树上折柳条,编帽子,以至于田野里到处回荡着我们的叫声。
我家的狗都跟着我跑累了,我还停不下来。
回家就喝凉水,吃馒头就腌蒜。有时候放学回家,隔着墙把书包扔进家里,顺着大榆树爬到大门洞顶子上,再从大门洞顶子顺着矮墙爬到东屋顶上,顺着靠在东屋墙上的梯子到了院子里。
屋门经常不锁,那是母亲特意为我留下的。
我进屋,蹬着凳子,伸手从碗橱里摸,摸出一个馒头,再跳下来,不管手上脏不脏,到东屋罐子里摸一头腌蒜,咬在嘴里,把馒头装在兜里,爬梯子出去。
我和小伙伴们找在了一起,就好像下了雨之后雨水自动汇聚到一起一样。
我们冲向地里,就好像雨水冲向了地里。
在地里乱蹦乱跳,早就一边走一边把馒头和腌蒜吃掉了,还要拔胡萝卜,抹了上面的泥,塞在嘴里吃,刨了红薯,啃掉皮,直接吃,要是吃不过瘾,就偷几个带回家,煮了吃,或者放在灶坑的灰堆里烤了吃。
逮蚂蚱,逮螳螂是常有的事,还会到砖垛上垒房子,却总是被砖垛的主人驱逐。
叔叔说过,给你个梯子你就能上天!
我只当那是好话,却不知道说我调皮捣蛋呢!
如今倒好,我莫名其妙地发烧了,躺在炕上,一动就脑袋疼。
不能动了,怎么也得干点事呀,可怎么干事呢?
阳光从窗户纸上透进来,照在床头,雪亮的一片。
阳光中一些微尘上下翻飞,舞动,顺着射过来阳光看过去,里面竟然充满了数不胜数的微尘,让人觉得整间屋子里都是这些微尘,整个世界也都是这些微尘。
或许,人也是这样吧,就是世界上的一粒微尘,生与死和别人无关。就像我,在炕上躺着,除了爹娘知道,我奶奶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了。即便别人知道,又能如何呢?他们又不能替我受罪……
爹和娘出去了,奶奶过来伺候我。
奶奶给我做了一碗鸡蛋挂面,端到炕头上,让我趁热吃了。
吃了以后,还是没出汗,捂着被子睡觉。
窗外那棵洋槐树树影婆娑,星星点点的阳光洒落炕头。
有几点阳光洒落在我的眼帘上,忽闪忽闪的,就像放电影一样,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往日的情景。
无论是跳墙,到地里疯跑,还是到树上编柳条帽子,都没有逃脱村里的世界,在一方小天地里兀自快乐着,当然也只是我的快乐,和别人无关。
爷爷死的时候我没见,但他忍了病痛很久,不去看。直到不得不去看的时候才知道,那种病已经无药可救了。
村里人都隐忍,不喜欢张扬,有病自己忍着,忍不住了才去看。叔叔腿上长了一个脓疮,有核桃大,半年了都在流脓水,直到他腿粗得跟檩条似的,走不动道了才去医院看。
医生说是感染了,要是再晚一点,整条腿就得锯掉了。
叔叔笑笑说,没事,这身板,硬杠杠的!
叔叔腿好了,照样在地里干活,跳到猪圈起粪,还要把一袋子一袋子的玉米棒子吊上房顶。
爹说,你叔是个壮劳力!
我没有叔叔那样的抗劲儿,一发烧都动不了了,浑身没力,皮肉酸疼,眼皮都打架。
奶奶说,你呀,享福了。你爹他们那个时候,要是发烧,谁也不管,他们兄弟们多,抗一抗就过去了。
我没吭声,我爹给我说过,他小时候发烧,没人管他。他怕传给兄弟们,就在羊圈里抱着绵羊睡觉,睡了好几天才退了烧。
村里还有一家人,生了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同时得了伤寒,齐刷刷躺在炕头,一溜小脑袋,小脸儿烧得红扑扑的,谁都动不了地方。
他们的娘守着他们流眼泪,却没有钱去看病,就只能对老天爷说,好不好就看他们的命了!
后来,他们五个兄弟都好了,生龙活虎的,一点病根都没落下。
我这病比他们要轻多了,可是我却觉得抗不过去,身体变小了,变弱了,甚至风都能欺负我,吹得我瑟缩着,往被窝里钻。
或许,人就是一粒微尘,被风吹得四处游走,却不能自主。自己的身体得病都不由自己,好了也不由自己。不是说想得病就能得病,想好了就能好了的。
奶奶那辈子人更是不可能看病,得了病就认命。似乎,得病就是命运的安排,认命就行了。
父亲他们那辈子人也是如此,不是不想看病,而是没钱。
我们就好多了,能得到奶奶的照顾,要是抗不过去,就要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看看病。
到了中午,爹娘回来了,摸摸我的额头,还是没退烧。
母亲带着赤脚医生来了,赤脚医生是村里的一个女人,我叫他姨。
我姨拿出一个玻璃针管子,从带着酒精味的铁皮盒子里拿出枕头,套在针管上,用棉球擦了针头,打碎了一个小玻璃瓶口,用针头吸了里面的药水,注射到另一个带有白色药粉的玻璃瓶里,在手里摇一摇,然后再用针头吸掉里面混合好的药水,撩开我的被子,用卫生棉球擦了我那半年都不洗的屁股蛋子。
我姨说,这都多少日子不洗澡了?上面都是黑皴,有半寸厚了!
我有点羞愧,一声不吭。
我姨给我擦了半天,一针订下去,我的屁股发紧,绷得像一块铁。
我姨拍拍我那黑乎乎的屁股蛋子说,还怕呢?放松点,放轻松……
我放松了,出一口长气,就等着那针头拔出来,可是,那针头好像咬了死嘴,就是不动弹。
疼得我都无法喘气了,那针头还不出来。
“他妈的,怎么还不完?”我心里骂道。
我姨好像没事人儿似的,和我娘说着话,就是不把针头拔出来。
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就知道我喘不过气来了,要等着那针管子里的药液推干净。
似乎过了半年,那针管子才出来。
我长出一口气,憋得胸口疼,也憋出了一身汗。
我姨拍拍我那黑屁股蛋子说,早知道吓出一身汗就不打针了。
或许真的好了,睡了一觉,到晚上的时候,身上就凉了,不过,我精神了,爹娘都困了。
我想想白天的阳光以及阳光里的微尘,觉得这一天过的,就好像一年那么长,又好像一辈子那么久。
试想,一个疯跑惯了的孩子,在炕头老老实实躺一天,还要面对漫漫长夜,是什么感觉?
好在我的身体不烫了,退烧了,以至于我认为那样的针剂非常管用。问了母亲之后,知道那是庆大霉素。
我知道打庆大霉素可以退烧,以后有了头疼脑热的就去找我姨,让他给我打庆大霉素。
我不想再忍受度日如年的感觉,要快速好了病,活蹦乱跳地到处游荡。
我姨拗不过我,就用针头吸了玻璃瓶中的药液,一针订在我那黑乎乎的屁股蛋子上。
忍受了长时间的窒息之后,我又活蹦乱跳地跑着玩去了。
后来,我怀疑我姨给我打了葡萄糖溶液,并不是庆大霉素,因为我没看到他把玻璃瓶中的药水注射到另一个玻璃瓶中去,当然也就没有白色药粉什么事了。
不过,等我发觉的时候,已经长大了,再也不用央求我姨给我订一针了。
我的病没了,或许病痛就是让人休息呢,不能总是在人生的前台表演,应该在后台休息一番。而谎言与药剂始终存在,始终是我成长的故事和安慰,一如梦里的故乡,时时都在给我以慰藉,让我坦然面对世间的挫折和磨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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