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纳尔·韦格纳，世界上首位变性人。一位充斥着浪漫气息、放荡不羁的丹麦艺术家。著名电影《丹麦女孩》正是通过他和妻子格尔达·戈特利布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进行改编的。

自古罗马起，男扮女装的事便已有了记载，当时的人们只把这当成是一种乐趣，并不会深究其中心理上的变化。

也许受到思想的束缚，尽管人们有这个乐趣，但也只敢在特定的场合，或者隐蔽的角落满足自己内心的这种异装欲望。

可埃纳尔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在身体上实践了转换性别的梦想。然而先驱者很少有能交出好运的，尚不发达的医学条件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因此对于埃纳尔做法的反对者不在少数，直至今日，排斥者仍会把他当成不尊重自然规律的疯子，也会有人质疑他是盲目爱情的牺牲品。

毕竟，一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人，实在没必要走到这一步。

那么，一个优秀的风景画大师，怎么会成为了首位变性人呢?又与爱情有何关系？

人生转折，易性癖的觉醒

1882年，埃纳尔·韦格纳出生在位于丹麦东部的城市瓦埃勒的乡村里。埃纳尔从小就对艺术抱着天然的憧憬，而瓦埃勒古色古香的鹅卵石街道，春天盛开的艳丽向日葵，两者交织在一起，悠久的历史和恒远的宁静早早就哺育了他高尚的艺术素养。

而埃纳尔也没有辜负这份才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首府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美术学院，并在这里邂逅了一生的挚爱——格尔达·戈特利布。而埃纳尔深爱着天然的美景，格尔达则着迷于人体的奥秘。

因为埃纳尔和格尔达拥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远大的理想，两人从相识、相爱到成婚，一切都那么水到渠成。1904年，他们成婚的时候，才19岁和22岁。

他们的故事，简直犹如所有神仙眷侣的模板一般。此后多年以来，他们互相鼓励、扶持，共同地在各自的事业上飞速发展。生活中偶尔不和谐的小插曲，破坏不了两人多年以来的相濡以沫。

感情上稳定，事业也给出了让人欣慰的答卷。20年代的时候，埃纳尔已经成为了丹麦一流的风景画画家。

盛大的宴会上，所有好奇、兴奋、崇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新晋艺术家的身上，一如众星捧月。而一旁的格尔达也以此为傲，只是笑容上多少带点寂寞。

“你难道不想画得像你丈夫那样好么？”

宴会上，有人这么问了格尔达。格尔达表面并不在意，心里却掀起了波澜。

同样志存高远，格尔达的事业则一直发展得不太顺利。格尔达所作的肖像画，多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展现女体本身的硬朗和美艳。而临摹对象，一般都是从市场上聘请的专业模特，身材造型都无可挑剔。

自己的理念和技术都是出色的，那么久久未能有所突破的原因是什么呢？格尔达百思不得其解。屋漏偏逢连夜雨，自己恰好有了一个非常棒的想法的时候，越好的模特却因故未能前来。

对于艺术家来说，灵感都是稍纵即逝的。格尔达不想因此而后悔，急匆匆地思考身边合适的对象。

就在这时，丈夫埃纳尔清秀的身姿清晰地映在了格尔达的视线里。而丈夫的轮廓，和自己想要描绘的人物完全地重合在了一起。

“你能帮我个忙么？”

起初，埃纳尔是拒绝的。当时的风气并不那么开放，然而桌面上的长筒袜和乳白色的连衣裙，地上的高跟靴子，却像充满了魔力一般让埃纳尔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

自己挚爱精致艳丽的妆容，让他不由自主产生了试一试的念头。而压死这根稻草的，则是妻子无奈恳求的目光。

埃纳尔同意了，他穿上了妻子的女装，戴上了精致的假发，面对着镜子，一个落落大方的俏佳人正腼腆地微笑着。

古有花木兰安能辩雌雄，而眼前的少女，也很难和男性联系在一起。这份异样的美丽，连妻子格尔达都有些嫉妒了。

“尽管听起来荒唐，但我无法否认自己很享受在这种装扮下的乐趣，我喜欢女人衣服的柔软触感。从第一刻起，我就很想在家里穿着它们。”埃纳尔回忆那一刻。

格尔达的画作一炮而红，而埃纳尔的异装癖也一发不可收拾。随着时间的推移，埃纳尔享受起女装穿在身上的感觉，并逐渐厌倦起自己身为埃纳尔这一男性的身份。

一般人尝试女装只是图个新鲜，并不会和日常的认知混淆。而埃纳尔，则是对自己的性别产生了疑惑，即易性癖。

现代医学的发展证明，易性癖并非单纯的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更多的可能是先天诞生的，正如，上天给错了性别这么一说。

或许，幼小的埃纳尔无意间瞥向母亲化妆时的落落大方的身姿，一个细小的萌芽早已经深深种下。

也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意识到，自己并不像做一个男人，只是长期以来的常识压抑住了自己。

无论前因如何，当埃纳尔扮成女装的那一刻，内心深处对于成为女性的向往，完全地被唤醒了。埃纳尔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寻求真我的道路，后来被命名为莉莉·艾尔伯的全新人格，在那一刻诞生了。

爱与自由，难逃世俗洗礼

埃纳尔，或者现在称呼她为艾尔伯，他与妻子的做法在当时确确实实离经叛道。

此事一旦被曝于众人睽睽之下，两人积累的名声必然荡然无存。因此，埃纳尔依然必须扮演好埃纳尔的身份，来维持社会地位。

为了进一步追求艺术，埃纳尔和格尔达于1912年来到了时尚之都巴黎。

相比起故乡哥本哈根的传统，巴黎的开放与前卫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慢慢地，埃纳尔也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衣架子的闭门造车。

在说服了妻子格尔达之后，埃纳尔白天是才华横溢的年轻绘画大师埃纳尔，晚上则化身为无处不在的宴会女郎艾尔伯。

于是埃纳尔、莉莉和格尔达三方神奇的平衡出现了。

她们流连于巴黎的欢场，尽享在哥本哈根根本接触不到的纸醉金迷，无数人为她们欢呼，为她们着迷。

丹麦姐妹花的名声一时无二，这让埃纳尔更加坚定了自己已经不再是男性的想法。

此时，格尔达的绘画风格更加不加掩饰，开放的手法赤裸裸地显示了她们日常的亲密无间，这份大胆博得了更多人的欣赏。

格尔达认为这样两人能够在艺术上有更多的语言，心灵更加地靠近，却从未想过对方已经有了实质性地蜕变。

所以当埃纳尔告诉格尔达自己不想再做埃纳尔的时候，格尔达才察觉到自己的丈夫，已经患上了易性癖。

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讲，一个男人想做女人，肯定是有心理疾病，于是两人跑遍了欧洲求医问诊，试图治好这并不存在的疾病。

而日复一日的徒劳，换来的却是两人的隔阂越来越深，性别上的困惑更是深深地折磨着埃纳尔。

眼见丈夫日益憔悴，格尔达再也没办法维持自己的无情。一方面她事业上高度地依赖，失去埃纳尔，格尔达很难有存进。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感情，已不会为单纯的世俗或婚姻而分离，无论紧随其后的遭遇有多么痛苦，两个人一定能跨越过去。

格尔达转而激励自己的丈夫寻求性别自由，埃纳尔也公开将自己的姓名从埃纳尔·韦格纳改为莉莉·艾尔伯。

此时，随着格尔达画作名气的传开，埃纳尔作为模特的男性身份已经不再是秘密。

可是能接受她们行为的支持者，在整个艺术圈也是寥寥，埃纳尔夫妇的名声和收入紧接着一落千丈。

谩骂、嗤笑、质疑、批判的声音成为了他们日常的主旋律。

对于艺术家而言，那是毁灭性的打击。但已经寻找到真正“自由”的她们，努力沉浸在自己生命的欢歌中，并未受多少影响。

另一方面，经过不懈地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愿意接纳变性手术的医生。

于是，埃纳尔接受了手术，自此，她便成为了一个女人。

这件事情在当时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其中大多数都是无情的非议。

传统基督教的保守是不会允许这一切被承认的，事情甚至传到了丹麦国王耳边。经过裁决，国王宣布了她们的婚姻有违法律且无效。

埃纳尔和格尔达最终于1931年离婚，两人分道扬镳。但她们多年的情谊并不会因此而消散，仍紧密地维系在一起。

埃纳尔并没有因此而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为了成为完全的女人，她辛苦地筹集资金，另外找到了当时愿意做这个高风险手术的专家替她继续着这个梦想。

只不过，埃纳尔已经注意不到，她本人还是生活在唯物主义世界的。

恩格斯曾说过，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埃纳尔的心灵是自由的，但是她本身是肉体凡胎。

终于在第四次手术的过程中，她的身体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反应，因为心脏骤停不幸去世了。

但其实，如果这一次手术成功的话，她将实现彻底的变性。

电影里，埃纳尔躺在格尔达的怀里，喃喃自语道，“终于是我自己了”，幸福又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只可惜现实里，她孑然一身，客死他乡。

只是随着埃纳尔的死去，格尔达最后的时光显得空洞而乏味，她的画作失去了灵魂，且在这之后，并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临摹对象出现。

而个人生活上，格尔达和自己的新任丈夫离了婚，回到了和埃纳尔曾经相遇的地方，但因酗酒以及长期的食不果腹，她于1940年就离开人世，大概在另一个世界，她们会再次相遇。

讽刺的是，格尔达就像前辈梵高一样，生前并没受到多少重视，但死后，其作品名声大噪，如今她在艺术上的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自己的伴侣。

格尔达艺术展于2015年开展，无数慕名者前往，好评如潮。

而同年，也是《丹麦女孩》上映的日期，她们的大胆选择得到世界上的祝福，尽管这已经是她们辞世近百年后的回报了。

然而归根结底，自由也好，深情也罢，在世俗的洗礼下，只剩下了无妄的空虚罢了。只有，时间铭记她们曾经的影子，艺术品留下了她们永恒的印记。

百年之后，变性者的归宿

埃纳尔的举动，对于世间无疑是开启了潘多拉魔盒，给予了有相似疑问的人群莫大的勇气，让他们敢于去为了个人性别的自由而奋斗的勇气。

时过境迁，今天，变性者不再是世间禁忌。变性，从技术和法理上成为了现实的选项，但是，他们依旧是受人瞩目的特殊群体。

2018年，美国大约有七万分之一的变性人，而且男女比例达到惊人的 6:1。

变性人人数占比最多的是在瑞典，占总人数的 1% 左右，全国将近 20 万左右的人群为变性人，而在我国，也有四十万以上的潜在变性人群。

对于这逐渐庞大的变性者群体，各国政府难以制定一致的法律标准来应对，且在这一法律制定的过程中，本身是追求自由与幸福，却成为了社交博弈场的火热话题。

那今天的变性者又该如何解读呢？

一个有利于稳定社会的消息是，变性的成本非常高昂，有助于控制变性者的数量。

变性所需要的医疗费用、变形后为了维持新的性别的消耗以及公众场合的身份定位，是阻止有性别障碍的人群走向变性高大的围墙。

然而这些有变性倾向人群很少求助于心理医生等专业认识来解决，为潜在的社会问题埋下隐患。

而成功的变性者呢？

我们承认，每个自然人想要行使性别选择权，通过变性手术来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别，具有法理依据。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承认，虽然每一个自然人个体都拥有自我决定权，但性别决定意义重大，并非绝对纯粹的私人事务，对整个社会的法律和秩序都会带来巨大的考验。

即使医学高度发达的现代，彻底地变性仍然只存在与漫画影视的载体上。

自然规律仍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即使变性手术取得完全的成功，之前的性征依然有所保留。而这“半黑半白”如何去区分，成为了一大难题。

打个比方，运动会上，女性运动员里有一个变性运动员，力量和耐力明显有着男性时期的特征，而男女先天体征有别，这明显会妨其他参赛者的公平竞争，那么到时候一旦此运动员获胜，对其他人来说是否公正？

除了公平上更难辨别之外，最麻烦的，莫过于变性者的婚姻生育问题。

试想，埃纳尔如果在变性之前和格尔达有了子嗣，那整个故事立刻就柴米油盐了起来。

亲子关系是客观事实，不会因为某种因素，哪怕是父母分开了而消失，这是在子女出生的前提下存在的。

同样，也不会因为双亲其中一人的性别发生改变而变化，唯一可以终止这种关系的原因只会是双亲一方或者子女逝世。

假使两人有了孩子，那么对于自己已经变性的事实，他们该如何妥帖的告诉孩子，在抚养上，他们又该如何划分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呢？后续对孩子教育的侧重点，两人又该如何分配？

幸好的是，这段传奇因埃纳尔和格尔达的纯粹而呈现。他们互相的不计付出，对社会秩序底线的尊重，使得他们的故事哀而不悲。

现实之中的还有许多问题其实都围绕着变性人群，他们为了梦想做出这一选择确实值得人们敬佩，但其中所含的艰难，实则还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针对整个社会，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道德约束。因此，让每一个人充分享有自己性别自由的同时，让其他人的正常秩序也尽可能不受影响，依旧是一个漫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