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涂文学，江汉大学副校长、歷史学博士；宋晓丹，武汉市档案馆副硏究员）

张之洞在武汉建立近代化工业基地，三鎭佈局分工明確。在汉阳是大型的重工业和军工基地，计有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等；在武昌城是军民用轻工业——近代纺织基地，计有纱布丝麻四局等。此外，还在三鎭创办了一些规模较小的民用工业，如汉口的贫民工厂，汉阳的针钉厂、官砖厂，武昌的模范工厂、造纸厂、製革厂、毡呢厂等。

㈠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的兴衰

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在湖北武汉地区建立的第一座近代钢铁企业。一八九〇年六月三日（光绪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张之洞委蔡锡勇为总办在武昌三佛阁成立湖北铁政局。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八月）汉阳铁厂基建正式动工。由英人设计和监工，建造了炼生铁厂、贝色麻钢厂（即转炉炼钢厂）、马丁钢厂（即平炉炼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炼熟铁厂六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勾钉（铁路用连接件）厂四小厂。引进英国諦塞德公司和比利时科克里尔厂日產生铁一〇〇吨的高炉二座等机器。继汉阳铁厂的建造，张之洞在大冶兴办铁矿供应铁厂之需。但由於不懂业务，引进与资源不配套的设备，给汉阳铁厂造成的惨重损失，又是张之洞所始料不及的。

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张之洞上奏清廷保荐盛宣怀接办。一八九八年盛宣怀在江西开设萍鄕煤矿，合为汉阳铁厂化铁之用。一九〇四年奏派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出洋考察炼钢新法，发现旧用酸法炼贝色麻钢与含磷太重的大冶铁矿石不合，需用碱法去铁中之磷。遂引进碱法马丁炉炼钢，废弃贝色麻法。一九〇五年建设新钢厂，並策划汉阳铁厂內开始建第三、第四大化铁炉。一九〇八年新钢厂落成。

到张之洞离任的一九〇七年，汉阳铁厂出铁年產量达到六二一四八吨，大冶铁矿砂达年產量一七四六一二吨[1]，萍鄕煤矿年產量六二一〇〇〇吨[2]。

经十余年的发展，官督商办的弊端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正如严復所说，官督商办只不过「盗西法之声，而沿中土之弊」，「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於西人」，「无一实效之可指」[3]。因而难以取得民族资本家的信任，入股者寥寥，这使汉厂缺乏足够的资金。

一九〇八年併合厂矿，经清廷农工商部註册，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自此，中国歷史上首次出现了使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產的钢铁联合企业。它集勘探、冶炼、销售於一身，「兼採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4]「大冶之铁，旣为世界不可多覯之產，而萍矿又可与地球上著名煤矿等量齐观，是汉冶萍不独为中国大观，实世界之巨擘也。」[5]

一九〇八年汉冶萍公司成立，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后，招集新股一三〇〇多万元，部份地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三大厂矿生產规模逐年扩大。到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以年產量计，汉厂產钢三八六四〇吨，萍矿產煤（煤炭、焦碳）七八〇〇一四吨，冶矿產矿石三五九四六七吨。而此时，汉冶厂下欠內外债银一七六三八六〇〇两，萍厂內外债欠银六七六九〇〇〇余两，三厂合计共欠內外债银二四四〇七六〇〇余两（股本不算在內），其中汉冶两厂主要是欠日本银行借款等达一一三八九八〇〇余两之多。[6]一九一一年「武汉起义，厂矿適当其衝，工作全停，炉座毁坏，材料损失，不可胜数。溯自宣统三年八月停炉后，直至民国元年阳历十一月，勉将第一、第二两炉次第修復开炼」。[7]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三月，第三化铁炉落成，四月开炼。一九一三年开始建造第四化铁炉，一九一五年六月建成，七月开炼。三、四號高炉各日產二五〇吨，设备均购自德国，炼铁的主要原料，焦煤来自萍鄕，铁矿、石灰石来自大冶。

炼钢厂从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七年先后落成钢炉七座，均为西门士马丁式，容积各为三十吨，每炉八小时放钢一次。官办时的贝色麻钢炉及小马丁炉全行拆废。调和铁汁炉一座，一九一一年落成，容积一五〇吨。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钢铁市场价格暴涨。「列国工厂停顿，製造航轨器械，纷向汉冶萍定购，该公司供难应求。」[8]「该公司製造之钢铁材料不独供本国各铁路局厂及商人之购用，抑且畅销於海外」。[9]这种局势极大地刺激了公司的生產，使公司获利甚丰。仅一九一六年度「品料款项之出入总额除分支局厂支销外，实获盈余七百余万元」。[10]上海的《万国商业月报》载译自外国报纸的文章说，铁厂「烟囱凸起，揷入云霄，屋脊纵横，盖于平野。化铁炉之雄杰，辗轨床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於眼帘，轰於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之雄厂耶！」[11]公司还不失时机地购置开办了一些附属厂矿，投资兴办了一些合资企业，並由此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此时的汉冶萍公司已不属纯粹商办。据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八日的《汉口中西报晩报》报道：「因財力不足，由中央及湘鄂两省叠拨公款辅助，」故北洋政府简任督办一员，「以示官督商办性质」，已由「孙慕韩氏落职年余」。此时又「因扩充营业，事务益繁，故添设一会办」，由北洋政府简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急剧下跌，致使公司產品滯销。汉阳铁厂初建时建成的第一、二化铁炉，以式样太旧，大部分须加改造，需费颇鉅，加之大冶新铁炉已造，这两座炉於一九一九年停炼。汉冶萍虽名为商办公司，其腐败习气实较官局尤甚。工厂长期存在的官员不和、管理混乱、营私舞弊等弊端愈演愈烈，如汉阳铁厂的比利时籍总工程师吕柏指出的，铁厂的大小官员们「只想著如何去满足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工厂的兴衰对他们来说，就象宇宙中最遥远的恒星距地球那样遥远。」[12]由於管理混乱，事故叠出。大冶铁厂的一號高炉仅十余日就因事故停炼。二號高炉投產二年，又因煤焦不足而停產。当时国內仅有的两座日產量为四五〇吨的高炉，总共生產了二十六个月。一九二五年，大冶铁厂的高炉全部停產。一九二一年北京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標准，造成汉冶萍公司近五万吨钢轨无销路，汉阳铁厂停止炼钢。一九二四年汉阳铁厂三號、四號高炉停產。至於一九二八年萍鄕煤矿被江西省政府接管。至此，公司开煤、炼铁两大端已不復存在，只剩下大冶铁矿一处仍在继续生產。

儘管汉冶萍公司向以「纯粹之中国公司」自詡，但它始终遭受著外国资本的沈重压迫，尤其是日本对它的呑噬。自一八九八年以后，日本便加紧了对该公司的资本输出，明確要求公司以矿產作为抵押。受日本资本诱惑，一九〇四年起汉冶萍反復举借日本兴业银行和正金银行贷款，至一九二七年止，就先后借债达十六批之多。至於民国二年之大借款，计日金一五〇〇万元，其中九〇〇万元美其名为扩充建设汉阳、大冶厂矿之用，然事实上不特将所有厂矿资產设备全部抵送於日本，並须自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起四〇年內交足铁砂一五〇〇万吨及生铁八〇〇万吨之多，並须经用日人为工程与会计顾问及工程师和襄理人员，从此，该公司的资產设备及行政主权丧失貽尽，一切须听凭日人之驱使。该公司竟沦为製铁所之附庸。[13]以致大冶矿山的开採、汉阳铁厂的生產，都变为满足日本八幡製铁所炼钢原料的需要；「惟该公司所產之矿石与马丁铁因借款合同关係，除自用外全系售与日本制铁所，且此项矿石为马丁所售与日本之价颇为低廉，每年亏损为数不貲。」到了一九二六年，以炼钢製铁为事业的汉冶萍公司更沦为单纯为日本开採铁矿石的殖民地性的企业了。[14]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及资源委员会在汉阳设立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将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和大冶铁矿的部分设备运往四川重庆大渡口另建新厂。一九三八年六月起，大冶厂矿和汉阳铁厂的机件和材料开始启运。运输中遭日寇飞机和军舰袭击。大冶厂矿抢运成功三二五〇吨器材，剩余溢征之器材五六〇吨。在途中遭炸沈器材约五〇吨。汉阳铁厂原定拆运三万吨（全部拆卸钢料可达十余万），因武汉吃紧，改为抢运用一三〇〇〇吨。运输过程中，武汉撤守，有三十只小轮载器材约九〇〇吨，被日本军舰拦截。[15]至一九三九年底汉、冶等厂设备运抵重庆。重庆重建的钢铁厂一九四〇年开始投產，直到一九四三年三月，这座抗战期间规模最大，设备最全之钢铁厂才吿完工。这个工厂一直延续下来。一九三八年十月大冶沦陷，大冶铁矿则被日本佔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者在大冶成立「日铁大冶矿业所」开始復工。大肆进行掠夺性开採，至一九四五年春，运往日本的矿石达四九〇余万吨。供日本八幡钢铁厂冶炼之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大冶厂矿保管处接收「日铁大冶矿业所」，成立华中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未迁的汉阳铁厂剩余设备沦陷时为日军佔领。一九四六年一月由湘鄂赣区特派员办公处接收，成立了经济部接收汉阳铁厂保管处，同年九月移交资源委员会华中钢铁有限公司。一九四八年，资源委员会接收了位於上海四川路徒有其名的汉冶萍公司总事务所，经清末、北洋、民国三个时期，歷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个阶段，长达半个世纪的汉冶萍公司遂吿结束。

㈡汉阳兵工厂的风风雨雨

汉阳兵工厂是旧中国最为著名的兵工厂之一。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起张之洞奏请将从德国购订各种的机器在湖北汉阳大別山麓建设枪炮厂。后添置炮架、炮弹、枪弹三厂。一八九八年，又於汉阳赫山添设炼罐子钢，製无烟火药两车间，定名为钢药厂。药厂於一九〇一年冬开工製造，並附设硝磺、醋精各种鏹水及依脱火酒等厂，后於一九一七年元月归併於兵工厂，改名为汉阳火药厂。一九〇四年张之洞奏请改名湖北兵工厂。至张之洞任的一九〇七年兵工厂共欠汉口华洋商款五〇〇余万元，至年终竟至无可归还。[16]枪的產量，原定日產五〇支，经费原因，仅產三〇支。据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湖广总督陈夔龙奏报，兵钢两厂综计开机製造以来，共造成步、马快枪十一万余支，枪弹四〇〇〇余万颗，各种快炮七四〇余尊，前膛钢炮一二〇余尊，各种开花炮弹六十三万余颗，前膛炮弹六万余颗，枪炮器具各种钢坯四四·六万余磅，无烟枪、炮药二十七万余磅，硝鏹水二〇〇余万磅。[17]湖北兵工厂的產品七九步枪（仿德国毛瑟枪其口径七.九英寸）被称为「汉阳造」，是军工產品中的名牌。该厂的钢铁料来自汉阳铁厂。一九〇八年，湖北兵工厂改名为汉阳兵工厂。

汉阳兵工厂製造各种军械，在清末一切机件皆取偿於德国，该厂不过磨洗、安配、装修形式而已。適民国建元，刘庆恩督办厂务，两年內三次游歷德国，与下属一起逐件硏製，始将毛瑟枪內安装之子同鏜、口径线等九〇余件机件完全自造，惟炮內所用之炮璜仍向德国订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汉阳兵工厂一九一七年起附设炮璜厂，安设机炉督工自行试製「三生七」快炮，过山炮、野战炮、机关炮四种及炮璜等。[18]将德国式毛瑟枪改造成汉式七九步枪，将德式重机关枪改造成「三十节」自动水机关枪。一九二一年五月，汉阳兵工厂仿造德国式毛瑟枪，改造「三十节」汉造机关枪吿成。並以其性能优良见称。同时，汉阳火药厂棉花火药和製造出来的「七孔炮药」，技术上亦有进步与改良，满足北洋军阀的需要和要求。[19]兵工厂的產品基本实现了国產化。

王占元任湖北督军时与陆军部磋商，以兵工、钢药两厂改隶中央。[20]一九一六年，北洋政府整顿海陆军备，指定汉阳兵工厂为全国製造军械总机关，将上海製造局移並其间，以资扩充。[21]自一九二三年起，隨著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兵工厂总办、火药厂厂长连续更换，有意图私、无心开工厂、兵器弹药製造停步不前，很难有所改进发展。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兵临汉阳龟山脚下，直系军阀派来的兵工厂总办等逃跑。北伐军光復武汉后，派邓演存任兵工厂负责人。兵工厂总办名称取消，改称厂长。后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一九三〇年，兵工署派郑家俊任汉阳兵工厂厂长。一九三一年大水灾，汉阳兵工、火药两厂完全淹没，损失很大，停工近半年之久。[22]

一九三八年抗战军兴而武汉吃紧，汉阳兵工厂大部分迁往长江上游的重庆江北鹅公岩建立机关枪厂，成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一兵工厂，对外代號简称「汉兴公司」。厂长丁天雄。全国解放后工厂回到了人民手中。原汉阳兵工厂製造步枪子弹的一部分，为了就近復工生產，迁至湘西辰溪南庄坪，这一部分后来並入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十一厂新任厂长宋建寅兼任「兵工署武汉接收处」处长，以十一厂组成接收班子。这时辰溪南庄坪子弹厂仍照常生產，其他该厂大部分人员到武汉，接收了在武昌平阅路（今彭刘杨路）的日军修械厂和两湖书院、平湖门的两处军械库。从此第十一兵工厂在武昌恢復生產。还与湖北建设厅所属省机械厂及汉阳几家小翻砂厂，发包铸造手榴弹弹壳等。一九四八年，国民党部队大多数换了美式枪支，原生產的七九步弹不適用，十一厂负责改製口径〇·三英寸子弹，新子弹厂建在湖南株洲。原在武昌平阅路的工厂交由第三十兵工厂接管。三十厂在武昌开工，直到解放前夕，全厂职工在中共领导下，发动保厂护工运动，工厂得以完整地回到人民怀抱。正在株州兴建的十一厂设备后迁广州转海南岛最后转往臺湾。[23]另据一九四九年四月据武汉地下党调查材料编辑的《武汉调查》：武汉解放前夕，在汉阳武圣庙设有汉阳兵工厂器材管理处管理抗战时未迁走的设备。《武汉槪况》载：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路透社电，汉阳兵工厂经抗战时破坏，日本投降后虽加修理，仍不能生產，並称该厂机器装备迁臺湾已吿完成。係经铁路运广州再转往臺湾。

㈢纱布丝麻四局的承租恩怨

张之洞在武汉奠定的机器纺织业为主的近代轻工业基础，主要是在武昌创办的组群式的纱布丝麻四局。一八〇九年，建湖北织布局於武昌文昌门外，织布机一〇〇〇台，纱锭三万枚及有关设备。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建成投產。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张之洞奏请设纺纱局，在织布局东偏建厂，向上海良济瑞记两洋行订购机器，纺纱九万七百余锭，官商合办。股本各三十万两，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开工，商董以官权太重，请专归官办，张之洞乃另行筹款，收回试办。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购地平湖门外，创设製麻局。一八九四年（光绪二〇年）张之洞奏请于省城望山门外，购地设厂办理繅丝局，並派工赴沪学习。以上布纱丝麻四局基地，面积一六〇〇余方，房屋机器，共用款五〇〇余万两，经营六七载，始底于成。率因官款支絀，不易维持，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议定招商承办。由粤商韦应南稟准招股承租，次年稟举其同鄕邓纪常（匯丰银行买办）独力承办。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春，又稟准其父亲韦尙文接办，是为应昌有限股份公司。每年纳租银十万两。嗣因各局添购机器，领有官款，復议（从一九〇八年起）定加租银一万两。以二十年为限。[24]初改商办后，每年仍有亏累，复经逐步实行財政整顿，渐能收支相抵。一九〇八年四局共获纯益一四九三八四两。[25]

適满人瑞澂督鄂，上海纱商刘柏森仗张謇与瑞澂之势，夺取了应昌公司的承租权。组成大维公司承租四局，於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夏历八月十日）一月一日开工。大维公司董事长张謇，经理刘柏森。十月十日（夏历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爆发，刘柏森逃沪。辛亥革命后，黎元洪任鄂军都督，因军事需要，委王国栋为四局监督，委朱祖愉坐办，先开布局数月。刘柏森此时由上海来局，想继续开办，被王国栋疑为汉奸拘留。直至汉阳失陷才释放出来，而局员四散，工厂停工。「南北议和」后，大维因前事而不敢来，应昌经理韦紫封又擬復工。黎元洪又委韦开工，以资熟手。韦商又请公家借款五〇万元，但公家支絀，遂致羈延。韦紫封复稟请回復前清合同，但因应昌已欠公家八〇余万，已逾资本金额。黎元洪认为四局是鄂省实业命脉，力主不租大维，也不租应昌。主张由鄂人自行办理。[26]

当时有川人刘象义（刘伟）在汉口开设的德厚荣字號，经营长江沿线百货、棉纱、匹头业务，资金雄厚，达白银一百余万两；其副经理为湖北武昌南鄕人徐荣廷，因与当时鄂军都督黎元洪有「金兰之交」，曾于黎元洪任內充湖北官钱局总办数月。由於徐荣廷本人为商人出身，不习惯官场生活，乃辞去总办职务，以德厚荣字號为后臺，並由黎元洪出面，与应昌公司订约合作。[27]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十二月，「楚兴公司发起人刘伟、蒋沛霖、毛树棠、刘歆生、罗麟閤、朱祥甫、詹叔珂、李寿庵、马春泉、杨蒲伯、欧阳惠昌、周星堂等十二人具稟承租，擬招股一三〇万两，先收六牟，合实收七十八万元两」，组成楚兴公司。四局在辛亥革命后「停搁后经议会提议经年，未能表决。蜀人刘伟独立承认十万两为之提倡，始有成说。议定四局每年租金十一万两。癸丑年（一九一三年）阴历正月开工起，十年为期，租金按阳历计算，押租二十五万两。此项押租由鄂政府拨还应昌公司官欠之款，此次押租每年在租金项下扣还银四万两，六年外扣清纱、布两项，在武汉本地出售，槪免税厘，如转运他埠在江汉关只完一正税，沿途槪免税厘。牌匾仍存湖北官局名义」。「闻应昌公司旧股尙有四十三万两附入，而实在新股闻收到二十七万两为优先股。」[28]楚兴公司总经理刘伟，由徐荣廷为经理，蒋沛霖为协理，承租四局经营。在楚兴公司承租四局经营的开初几年里，由於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业务平平，盈利较少。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每年盈余四十五万两。[29]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的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迅速转入战时经济，无力顾及远东，特別是中国市场的追逐。欧美棉纺织品进口减少，刺激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同时国棉输出减少，棉价亦有所下降。大战期间，本国原棉由每担白银二〇两降至十八两，而十六支纱价由每件白银一五〇两升至二三〇两。还有一条重要原因，正如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申报》所指出：「湖北尙无他种纱厂发生」。加以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后，又发生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楚兴公司生產迅速发展，利润激增。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两年的利润，达到八〇〇万两，十年內获利达白银一一〇〇余万两之巨。当时获利最多的是布局，纱局次之，其產品適合供农村土机织布的十支、十四支及十六支黄鹤楼牌纱，销路很广。布系「天字官布」商標，適合农村消费水平。丝局每年开工时间较短，產量也不多，年利约二三万两。麻局生產爱国布，因成本高、贏利少。[30]但製麻局的业绩与以前相比还是有所进步。据一九二四年《湖北实业厅月刊》记载：张文襄创设製麻局，始而本聘外洋技士织极细麻织品，如夏布、熌花縐类，工贵而销滯，亏折甚巨。自楚兴公司租办以来，改织粗麻袋、麻布、帆布，每年尙能盈余三四万两。这是布纱丝麻四局的黄金时期。对於製麻局亏折的原因，《湖北实业厅月刊》的文章作了一番评论：「製细麻织品其亏折之眞因，非因工贵本昻，不能调查销路以迎合社会心理也。各国来销中国麻织品输入颇鉅，何以原料取之中国製造后复销中国而不滯，独中国自製而反滯销？其中理由颇易知也。中国本產丝之国，如能比较丝织品价低而物美，其销自易。倘比较丝织品价昻，虽物美而不易销，以其原料本贱於丝也。倘能调查歷年各国销中国麻织品花色织法、价格，再能廉其价値，自易与舶来麻织品爭胜负也。现在楚兴公司颇不重视麻业之改良，仅图改装以求销售之便利。顾一方营业则近矣，对於物质之精进又似疏矣。」

当楚兴公司承租四局以后，军人政客和资本家爭夺承租权利，十年之间纠纷不断。大维公司负责人刘柏森曾勾通袁世凯政府的农商总长张謇，欲通过袁政府下令楚兴公司移交四局给大维公司继续承租。[31]时袁派其亲信段芝贵任湖北督军，徐荣廷以黎元洪的关係，另徐荣廷曾赞助辛亥革命（时任武昌总商会长直到一九二〇年底任期届满），也与段成了至好，徐荣廷被段聘为諮议，楚兴公司承租四局经营也得到了段的支援，大维公司继续承租四局的要求遂遭否决。当时「湖北省议会」的湖北地方封建士绅，常以四局系湖北財產应由鄂人资本经营（楚兴主要股东刘伟是蜀人）为理由，经常在议会提出议案，时而要求取消楚兴的承租权，时而要求增加租金。一九一九年的《汉口中西报》就不时传出四局加租的消息。[32]但继任督军王占元认为四局旣已招商承办，政府即应守约，且王占元、徐荣廷亦系拜把兄弟，续聘徐为諮议，在王占元任內，也没有动摇楚兴公司对四局的承租权。

直系军阀萧耀南继任督军后，正値楚兴盈利最多的黄金时代，唐春鹏、石星川为首的「将军团」覬覦已久，假维持辛亥首义老人生活为名，恢復纱布丝麻四局，接办楚兴公司[33]，力怂萧耀南勒令楚兴公司结束。受军阀势力的严重压迫，楚兴公司本来租约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到期，[34]只得提前三个月把四局承租权移交「将军团」组织的楚安公司。

在与军阀、政客和「将军团」爭夺四局承租权的过程中，楚兴公司的股东和主要管理人员就开始筹划建立自己的工厂。在移交楚兴之前三年—即一九一九年开始筹备自办工厂。四局移交后，楚兴股东即以经营四局的歷年积累白银二一〇万两组成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二一年成立）工厂设在河北石家庄；楚兴主要负责人徐荣廷等以经营四局歷年分红並召集商股投资组成汉口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二〇年成立），在武昌建裕华纱厂。裕华纱厂和大兴纱厂於一九二二年先后开工投產。经过不断努力，这个由楚兴公司孕育出来的纺织企业，最后发展成为总部设在武汉，拥有石家庄大兴厂、裕华纺织公司（有武昌厂、成都厂、重庆厂）、大华纺织公司（有西安厂、四川广元厂）、湖北黄石利华煤矿、永利银行和从事进出口的华年股份有限公司等骨干企业，並对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四川川康毛纺织厂、重庆及上海庆华染料厂，四川民生轮船公司等企业重点投资的庞大的裕大华资本集团。

在楚兴公司承租四局合同期限行将届满之时，「即有鄂籍有力军人傅人杰，石星川、蔡汉卿等出面爭租於前，京绅周树模、田文烈等委託代表王运孚、李作栋等出面爭租於后，几经调停，始决由军人、京绅两方共组楚安公司，向省署承租」。[35]在移交时，对於机物料作价白银四〇余万两，楚安拒不付款。又不让楚兴拆迁，公然据为己有。据一九二四年《湖北实业月刊》记载，楚兴公司和楚安公司贸易大宗仍以纱、布二局为最，每年出货约値一七〇〇万两。楚安公司总经理唐春鹏、经理韩惠安、协理石汉舫。

隨著北伐的胜利，北洋政府的垮臺，「将军团」的楚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四局的承租经营也寿终正寢。一九二七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由开明公司短暂承租了一段时间。一九二八年，桂系统治武汉时期，黄梅生、龚藻棠等组成湖北武昌福源公司，以「金钱贿赂当道，得充经理」，承办纱布丝麻四局，与省政府订约承办十年。自一九二八年八月起承租。一九二八年赚洋七〇余万元。到一九二九年底旧历年关停工休假。原决定开年开工，到开工期，厂方宣佈「纱局因损坏过多暂停，」闹出了工人与厂方的纠纷。[36]省政府收回四局另行招商承租。

福源公司停產后，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月，曾有公益公司筹资二〇万元承租，筹备主任周荒初、副主任为原福源经理黄梅生，但四局並未开工。同年由民生纱厂与省財政、建设两厅签订租厂合同，接手承租纱布丝麻四局。民生纱厂原始筹集资金四〇万元，由曾在胡宗鐸军队当过军需处长的陈化平任董事长，汪镜清任经理。民生纱厂厂房设在武昌文昌门外（布局在马路北，纱局在马路南），纱绽共约十万余锭（布局四万余，纱局五万余），布局有一〇〇〇余臺布机，在汉口设办事处（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时代日报》载工厂登记有「汉口民生纺织公司」）。民生纱厂前后办了九年多，由於经营不善，中途因亏折关係，三次停顿，三次改组。

从接手到一九三一年，因管理不善，加之一九三一年大水灾，原始资金加增筹的二十万银元共六十万元全部亏折，没有流动资金，工厂陷入停顿。[37]

一九三二年，省建设厅派员测绘评估省有各工厂產业价値，得到的结果是张之洞开办的大小工厂此时多半破败难於恢復，「丝局已成一堆废铁，绝无恢復的可能；麻局亦难恢復；纱局现正计划恢復；布局现状最好，计五年后可成一新厂」[38]。此时据《汉口中西报》记者向武昌纺织工会调查，民生纱厂有男工四四〇〇名，女工仅三名，童工三〇〇名。一九三一年水灾后，武昌民生、第一、裕华、震寰四纺织厂共有失业工人达六一〇〇余人竟无法安顿。[39]一九三二年六月，民生公司承租之纱布四局仅仅布局一部分开工，建设厅决定修改合同促使早日将纱局恢復开工，並威胁如民生公司不允修改是项合同，即取消该公司承租权，另行招商承租。[40]一九三二年九月，「省府为维持多数失业工人，决即将纱丝布麻各局，另行招商承办。惟以纱局停工已久，亟待修理然后始可招商，乃责由民、財两厅向民生公司借款四万五千元，作为修理费……著手修理」[41]。

因无商续租承办四局，一九三二年仍由民生纱厂股东再筹三十万元投资续办。民生纱厂的主要產品依然是十四磅和十七磅的天字官布。这种粗布只適合做军服、被服和农民的粗布衣服之用，城市人口很难採用，產品销路主要是通过董事长陈化平在北平军分会军需局的同学关係做军装被服解决。生產方式自纺自织，布机用不完的纱也向市场出售，但数量很少。至於丝麻局则並未开工，该两局厂距纱、布两局较远，还须由承租商人指派专人看守厂房和机器，发放保管人员的薪餉（无商承办时则由省財、建两厅发给薪餉）。[42]

一九三三年，武汉各纱厂因营业不振，各厂酝酿减工，藉以维持近状。民生纺织公司首先实行减工。工人因生活所关，以事先未徵得同意，群起反抗，於四月三十日发生强大工潮，並因军警开枪，酿成惨剧。罗洪盛等工人身受重伤，並有一人被捕。（同年五月六日，省府建厅刚调解完结民生纱厂工潮，第一纱厂、震寰纱厂又宣吿减工，办法是每星期开工五日，停工二日，工资减为七成发给。是「遵全国纱厂联合会之决议」）。[43]

到一九三四年，民生纱厂又因亏折停工，並延续约二年左右。官方因民生亏折停工，工人生活无著，一时旣无续租之商，不仅影响税收，同时官方还须派人看守机器厂方，支付一切管理费用，便又多次动员民生恢復业务，並允为「破例扶植」，同意减少租金，由月租三万元降为年租三万元。民生公司利用所剩存货及机物料、铺底、花纱等二十余万银元的资產，筹集吸收汉口银钱业等流动资金十万元左右，继续开工。同时改组董事会，选龚寿征任董事长，鲁履安为总理，汪镜清连任经理。並开始改用女工纺纱织布。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逐渐扭亏为盈。[44]

一九三八年武汉抗战军兴，湖北省政府以「为適应非常时期增加生產需要」为由，决定收回武昌旧有纱、布、丝、麻四局，並成立整理委员会，派高惜冰、徐若霖等接收民生纱厂，决定民生公司以四月三十日为截止期。五月一日，民生正式办理交厂手续，由整委会负责，改名为「湖北织布官局」继续开工。[45]

湖北官布局的经理是刘绍远。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湖北官布局因武汉战事开始西迁。当时决定只拆迁一万锭子到陕西宝鸡。因湖北省政府缺乏经费，运到宝鸡东关的湖北织布官局机器一直閒置。日本飞机两次轰炸宝鸡，官布局的机器损失不少。只剩五千锭子的纺纱机勉强可用，其余的炸毁严重，无法修復。时中国银行为发展西北的业务，成立了雍兴公司，束云章兼任总经理。西安中国银行，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驻陕西办事处和织布官局三方合作设厂復工，湖北织布官局出五千锭子的纺纱机、雍兴公司负责解决动力、机物料和房子及招募培训工人等。雍兴用咸阳打包厂作为厂房，厂名咸阳纱厂，一九四二年初开工生產。总经理束云章、经理刘绍远，厂长是留日的王瑞基，工程师是留日的刘持钧。被炸后残余的五千锭子中，又拼凑了二百锭子和一台钢丝机，以比废铁高一点的价钱卖给了一个很小的民康毛棉厂，这个厂在抗战胜利后停业了，其余的锭子已成废铁。[46]

抗战胜利后，因湖北织布官局在咸阳纺织厂的机件过老，无法再行迁回；咸阳纺织厂与咸阳打包公司於一九四〇年起合资经营，该厂一九四七年度盈余三〇〇余亿元（法幣）。一九四八年开纱机一三三〇〇余锭，日產棉纱二十余件，布机一五四台，日织十四磅布二六〇匹。惟地方摊派过多，负担过重，因物价飞涨，工人又要求增加工资，该厂时有停工之举，业务较前退化。[47]在武汉由湖北省政府接收的原织布官局仅布机数十台，[48]一九四六年组织湖北省纱布丝麻四局復厂筹备委员会，筹备恢復四局，改组为「文襄纺织公司」，另择址建厂，计划於一九四八年底完成建厂。[49]因资金短缺，未能全部动工，[50]原官布局厂房拨归玻璃厂（即华中玻璃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纱局基地三十亩作价投资汉口中国农业机械公司。[51]一九四八年咸阳纺织厂经理刘光兴辞职，由湖北省政府派熊道琛接任，熊未及到差辞职，由省府改派鲁新烈接任。[52]

㈣张之洞离任前夕所办其他工厂的苟延残喘

在民国时期，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纺织工厂的地位，被由民族资本创立並逐渐发展壮大的裕大华纺织公司、武昌第一纺织厂、震寰纺织公司、汉口申新第四厂等四大纺织厂所取代。但张为武汉成为华中地区纺织业中心，乃至全国重要纺织基地之一的地位奠定了基础。除了大型的重工业企业汉阳铁厂和军工企业汉阳兵工厂以及大型的民用机器纺织企业群布纱丝麻四局之外，又在二十世纪初，创办了一批民用工厂，它们是造纸厂、针钉厂、製革厂、毛呢厂、官砖厂、模范工厂和贫民大工厂。

一九〇二年张之洞将纱布丝麻四局招商承办，把官方的股金转化为工业贷款，又积累了一些资金办起了一批官办民用企业。这批新建的工厂为两类，一类是手工工厂，另一类是近代企业。

手工工业主要有手工善技场和贫民大工厂。

模范大工厂原名善技场，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在武昌兰陵街（今解放路）建造厂房，委任留日习工业的范鸿泰主持场务，次年建成投產。场內分设纺织、金、木、製革等各种工艺，招集生徒，分班学习技艺。一九〇八年改为官商合办。

北洋政府时期，一九一七年报道，模范大工厂「所產各货均系仿製机洋货」。陈请仿照纱布丝麻四局生產货例定一年包税额，以示提倡实业。[53]一九一七年五月，《汉口中西报》曾报道模范工厂有扩充计划。[54]一九一九年武昌模范大工厂实行了扩充。[55]（以后情况不详）

一九〇七年，张之洞在汉口礄口下首堤外劝工院的基础上兴办了贫民大工厂，专制普通简易的日常用品，为敎育贫民自谋生计之用，为社会福利性质企业。中途曾经停办。一九一六年湖北省署擬於全省三道適中之地各设贫民大工厂一处，並各筹经费五万串以资周转，江汉道则就夏口原有工厂扩充，由商会举定工厂总理，呈由省长公署委任，由道尹监督之。[56]一九一九年汉口贫民工厂大扩充。[57]

汉口贫民工厂是汉口手工纺织一大工厂，规模宏大，资本富裕，歷年办理虽无多大发展，亦著相当成绩。全盛时期，曾开机四〇〇余乘，容纳工人八〇〇余。及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多数工人积极参加了游行罢工，全厂生產额锐减，工作几形停顿。加以机器损坏，资本削蚀，货料废置，遂使该厂一蹶不振。一九二八年，桂系的胡宗鐸任武汉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时，曾拨款一·五万元，以维持厂务，委王治焯为主任，內设总务、製造、营业三部，共有职员二十九人，內部虽加洗刷，无奈设计未尽精详，资本不敷周转，仅以百余工人开机数十乘，不独无有盈余，反将成本亏损。及伍静田接任该厂，经费支絀，即或有跑马、演剧等筹款，实惠亦无几，致出產减至十分之八，工人失业者达六〇〇余人，又因撙节开支，裁减人员几及半数。几近破產。一九二九年汉口特別市社会局接收后，对该厂进行整顿，由第十五次市政会议决定，拨款五万元作为该厂基金，以维持厂务。由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汉口总商会、总工会、商民协会、国民救国会，保安联合会六团体各推一代表组成监察委员会，负责筹划与监督该厂基金及稽核全厂帐目，厂內行政权则仍属市政府。委任张惟行为厂长，伍静田为副厂长，厂內仍设总务、製造、营业三部。[58]

即使经过了这样的整顿，仍未取得任何效果。「只以歷任经理，办理不善，遂致日形衰落，至一九三〇年，汉口市社会局接办以来已逾一载，耗费公帑鉅万，终无成绩可言。」又由市政会议通过成立贫民大工厂整理委员会加以整顿。[59]其后的汉口市政公报、市政槪况再也未提到此厂。似一九三〇年后贫民大工厂就停工。

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后，伪政府在汉口亦设了平民工厂等。

一九四〇年七月，将平民工厂与救济院、乞丐收容所、妇女职业讲习所合併改组为汉口市敎养所。內分总务、养给、工艺、营业四组。另设缝绣班，专收容一些老弱残废妇孺。[60]

抗战胜利后，回汉接收的国民党汉口市政府即筹设贫民习艺所，呈准六战区接受日方物资委员会，指定日伪所营小型工厂三处交汉市政府接管，计有织袜机、织布机及麵粉机等件。汉市政府计划习艺所设置织袜机八十部、缝纫机五部、织布机二十部、织毛巾机二十部，麵粉机一部，收容较壮健的贫民一〇〇名，回籍义民（即隨政府逃难到大后方回原籍的难民）一〇〇名、残废贫民六十人进厂工作。[61]位於礄口汉口贫民工厂的地標留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的汉口市略图上。[62]

张之洞在清廷宣佈实行「新政」后创办的近代工厂有一九〇七年创办的造纸厂，针钉厂、製革厂、毡呢厂、官砖厂。张之洞以「官办不如商办实惠尤易及民，但考虑到官不过问，往往流弊丛生」便决定「招商承办」。不过与前二项手工工厂一样，各厂建设未竟，张之洞便奉詔离职晋京做大学士去了。万事开头难，张之洞创办这些工厂开了个头，他身后这些工厂发展的日子却更难。

造纸厂在武昌城外白沙洲建设，所用机器均购自外洋。投资官款三十万两，后追加到五十万两。委候补道程颂万，高松如办理。一九〇九年建成，生產竹纸、连史纸等三种產品。一九一一年买办刘子敬承租商办。一九一六年，白沙洲造纸厂负责人劳用宏聘工业专家何鹿犖入厂为总工程师，每日出纸一百三四十令。[63]

製革厂建于武昌城保安门外南湖，傍岸建造厂房。由继任张之洞的两湖总督赵尔巽令官钱局拨款兴办，机器设备购自德国，固定资產投资计用去官款五十万两。

一九〇四年在武昌武胜门外所建砖厂因规模较小，產品供不应求。张之洞以汉阳各厂用砖甚多，俱来远道，价昻而不能应急需要，乃於汉阳赫山北麓建筑官砖厂。该厂一九〇八年建造，烧造青、红各砖及耐火砖、红瓦等，为建筑各厂厂房之用。

一九〇七年，张之洞在武昌城北武胜门外下新河地方，划拨织布局新购官地一三〇余亩，建造厂屋，创设毡呢厂。按照商律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定为官商合办。他吸取以往四局失败敎训，「这一次他公开承认，政府干涉近代工业的管理是错误的，他提出倡办经过改革的官商合办公司，其经营对股东们负责。张之洞还答应私人投资者，他们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拥有生產和销售的专利权，並在头五年期间保证投资者获得本金的百分之五的利润」等等。[64]

但他的希望还是破灭了，在一九〇六年筹办时他原计划建一个资本为八十万两的毡呢厂。在开办时，定为官商各出资本三十万两。一九〇八年，由鄂督陈夔龙委派湖北试用道严开第充任总办，会同官钱局候补道高松如拨款施工。官本实际拨付了三十万两。严开第先后向本埠、沪上及南洋广事招徠华股，私人资本实际仅收到一三二九五〇两。机器由德商礼和、信义两洋行订购，一九〇九年冬试车，每昼夜可出毡呢六〇〇余码。用上等洋毛和棉料製成，以供军警、邮差及铁路人员服装之用。开工不及一年，毡呢厂因缺乏流动资本而停工数次。一九一一年鄂督瑞澂委派王潜刚接办，聘留学美国的王家鸞为工程师，由官钱局借洋二十万元。开工未久，逢辛亥武昌起义，人员逃散，工厂停工。[65]

到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北洋政府陆军部接办该厂时，毡呢厂已负债累累。原厂总理严开第经手零星债款了结外，尙有高宝记以毡呢押借东方银行之款除将质当物售银缴还外，尙欠五〇〇〇余两。该厂息借瑞记一款为数甚鉅，严开第允诺该行还款三万余两以股票抵偿，其余欠款请省財政厅列入厂產项下作六十万两过交陆军部接收。[66]

针钉厂的创办，源於张之洞以湖北所需针钉多係进口，市场需求量大，有利可图，便委派候补道黄厚成会同候补道高松如筹办针钉厂，选定赫山汉阳铜幣局旧址创办。

一九〇七年，张之洞离任，由继任人赵尔巽接续督办，招集商股，並由官方投资银三十万两。陈夔龙接任赵尔巽督鄂后，奏将產品照机器仿製洋货之例，在第一关完値百抽五正税。此后无论运往何处，槪不重徵；其在省境销售者，获专利十五年。为確保官款投资的五厘利息，规定在该厂获利较丰后，酌提红以为报效。但是由於贪汙浪费严重，管理紊乱，直至一九〇九年五月才正式投產。开办数年，未曾获利，开工一年停工数次。这个由欧洲进口的最新机器装备组建的厂，一九一〇年就宣佈破產。亏空鉅额公款。总办黄厚成不仅毫无开工厂经验，而且至少侵呑了公款五万两。他被革职监禁。宣统三年五月，由南洋华商承租续办，惟製针而不製钉。[67]

一九二二年《申报》的报导中，提到张之洞创办的这些民用企业，只能用一种无奈的口吻来指出，毡呢厂、白沙洲造纸厂、製革厂等早经停闭，不独毫未收益，並且耗去保存修缮费万余元，汉阳红砖厂勉强维持现状，而针钉厂也已退租。凡属官办实业，均足令人生人亡政息之感。[68]一九二四年《湖北实业厅月刊》登记註册的汉阳针钉厂改名为汉阳中华铁器股份有限公司。在一九四七年的武汉市区略图上，只剩下「针钉厂原址」的名字作为地图上的一个地標。

一九三二年湖北建设厅派员测绘评估省有各工厂的价値，张之洞开办的「大小厂二十处，现仅十一处」，包括纱布丝麻四局在內，「且多破败难於恢復」。当时八月正在测绘中的有白纱洲造纸厂、官砖厂、製革厂等，已测绘完毕的「毡呢厂需洋十八万元恢復」[69]。

湖北省官砖厂一九三一年由恒泰公司向省建设厅標租三窑，在大水灾中被冲毁，旋修復一个。於一九三五年又被洪水洗冲，另订租约，延长五年。一九三六年建设新窑，一九三八年被日寇侵佔，将砖瓦搬运修筑飞机场。抗战胜利后，照租约尙有两年未满，省府通过，再订五年至一九五一年满期，以实物承租，每年交砖四十二万块；湖北省企业委员会接管后，改订交砖每年五十四万块。两窑產量，每月產砖九十万块，產瓦十三万块。逐日细修，完全归该公司负担，又建设两个瓦场，工人住宅，完全具报有案。解借时，折旧计价，厂地约二、三百亩，又於公產上拨了一部分土地，在黑（赫）山之下，一九四八年又被水淹没，停工两月。该公司產品销路，除武汉外，以运销南京为主。砖每一万块照当时（一九四八年十月）市价约値金元券三三〇元，瓦一万块，约値法幣一八〇〇万元，均不够成本。[70]

从以上企业的歷程来看，张之洞官办实业大多数不成功。商办之后隨世界与国內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而时好时坏，但其结果大致殊途同归，不是关停破產，就是勉强维持。但张之洞倡导和创办实业，起到了令华商「自行仿行」的示范效用。

张之洞蒞鄂以后，他及其继任者先后创办了近二十家洋务企业，是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受张之洞政策的倡导，清末湖北武汉民族工业勃兴，规模较大，行业也新，涉及三十多个领域。一八九五—一九〇〇年出现了十家，一九〇一—一九〇七年创建了六十六家。但总体格局上，民族工业是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为辅。

张之洞创办实业，不仅扩散了先进的生產技术，也带动了某些部门或某种原料生產的发展，带动了其他行业对近代机器的使用。如在布纱丝麻四局的影响带动下，武昌建起了民族资本的纺织企业一纱、裕华、震寰各厂，加上汉口的申新纺织厂和由商人承租的四局，至抗战开始时，已有纱锭二七三〇〇〇枚，织机四五〇〇台。成为华中机器纺织中心。同时带动了湖北和武汉周边省份棉花等工业原料生產的发展，张之洞积极倡导在湖北各地推广美棉，改良原棉品种。抗战前，每年集中在汉的棉花达二〇〇万担，主要集中在鄂湘豫赣等省，而湖北棉產量居全国各省第一。输入武汉的二十万担棉花，武汉各纱厂用棉九十余万担，几近输汉棉花总量的一半。又如对民族机器製造业的影响。汉阳周恒顺机器製造厂原只是个手工业炉坊。一八九八年周仲宣子承父业之时，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厂已开始生產了，机器市场和钢铁原材料的情况均有所好转，炉坊生意才日渐好转。又受汉阳兵工厂翻砂技术的影响，並聘请在汉阳兵工厂和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的有名的技术工人胡尊五、胡幼青父子为技师，由小规模的炉冶手工工场改成为武汉最大的机器厂，先后製造了茶砖机、蒸汽机、顺风號轮船、抽水机、起重机、榨油机、製砖机、捲扬机等，享誉海內外，该厂生產的打包机还为日本三井、三菱洋行看中购买。后胡尊五、胡幼青父子又自办一家机器厂，发展成为武汉第二大民办机器厂。

武汉的另一个机器製造厂——汉口扬子机器厂受汉阳铁厂的影响更为直接。这个一九〇七年七月成立的机器厂，一部分是汉阳铁厂投资，一部分是著名华商宋煒臣等投资。初创时，是由「汉阳铁厂搬出之旧机器所组成」。成为汉阳铁厂產品的最大消费者之一，主要以出產铁路车辆、桥梁、叉轨以及造铁壳船、拖轮、拖驳，完成钢铁结构工程及修理工程等。后扬子厂改名为六合沟机器厂，一九三八年抗战时被政府购买与汉阳铁厂一併西迁合建工厂。

张之洞创办的布纱丝麻四局还有一个直接衍生的重要机械企业，这就是今日武昌造船厂的前身——湖北省建设厅武昌机械厂。一九三四年承租四局的民生纱厂停工停租时，实际上纱丝麻三局机器已不能生產。此时省航政处汉冶萍轮驳事务所正需有一个厂修理所管船驳、航轮及添造船坞。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省政府通过决议，派建设厅技正张延祥筹建武昌机械厂。於当年六月六日开工。厂址设在原纺纱官局，开办时接收了纱局电机房及纱布丝麻四局適用的机器设备，计有车床、刨床、钻床十余台，正式员工四十名。这是湖北省最早的官办机械厂。一九三六年八月将江汉造船厂並入更名为武昌修船厂，改由省航业局领导。抗战期间西迁万县，一九三九年一月更名为湖北省建设厅机械厂。一九四三年一月更名为湖北省建设厅万县机械厂。抗战胜利后迁回武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定名武昌船厂，为湖北机械厂下属厂。解放后该厂曾改名。一九五三年一月正式改名为武昌造船厂至今。

由张之洞倡导的机器工业，在武汉城市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据一九四七年调查，武汉较大型的机器工厂有十余家。据一九四九年一月的材料，武汉机器工厂大小共有五〇〇余家（其中二〇〇家左右已停工）。

张之洞扶持的民营企业，有一个著名的旣济水电公司不能不提到。过去，汉口市民生活用水都是靠挑长江与汉江水，连租界也不例外。除租界外，汉口华界根本没有电灯。从一八九六年起，就不断有汉口绅商申请办水电，或因股本不足或暗掺洋股而为督抚所不准。英、法商人也想染指华界水电业，均被张之洞婉言拒绝。

一九〇六年，寧波旅汉商人宋煒臣经张之洞批准，联合湖北、江西两帮巨商十数人共同发起筹办水电公司，取「水火旣济」之义，定名「商办汉鎭旣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宋煒臣任公司经理，王予坊任协理。公司设在英租界一码头太平路（今江汉路）。张之洞特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本相助，並特许旣济专利，规定汉口地区「除租界外，不得另设电气灯、煤油汽灯、自来水公司」。旣济公司下设电气灯厂和自来水厂。电厂设汉口大王庙襄河边（今沿河大道利济路口），水厂设在礄口宗关上首襄河边，同时在后城马路建水塔作为供水配套设施，由英籍工程师穆尔氏负责工程设计。一九〇八年电厂建成送电，总装机容量一五〇〇千瓦，占当时全国经营电厂总容量的1/3。水厂一九〇九年建成供水，日均供水量达五〇〇万加仑（二二七二七吨），供水面积四·三平方公里，连当年汉口租界也全赖该厂供水。不仅改变了市民的生活状態，同时也改善了城市的消防条件。

辛亥革命爆发后，旣济公司营业一度陷於困境，至一九一六年营业才有所进展。一九二二年万撝伯接任经理。一九二五年吕超伯任经理，旣济公司进入歷史最盛时期。至一九二六年电厂总容量一〇五〇〇千瓦，水厂夏季每日保证七〇〇万加仑供水量。

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財政部长宋子文揷手旣济，派財政部次长张肇元对旣济公司进行整理，组成十一人的整理筹备委员会。一九二七年春，「筹委会」召开股东会，推选刘少岩（宋子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汉口愼昌洋行买办）为经理。国共分裂，桂系「武汉政治分会」派员整理，迫刘少岩去职。一九二九年四月，蒋介石「西征军」赶走桂系，由南京国民政府財政部长宋子文支援，刘少岩再度出任经理。一九三五年旣济公司向上海中国建设银公司（宋子文与江浙商人的大財团）寻求投资，中国建设银公司以李馥蓀、周宗良、宋子安等十户名义，认定投资三五〇万元，加上从市场收购的旣济股票，总数达到公司全部股票的2/3。宋子文財团渗入后，旣济公司於一九三七年六月实行改组，由宋子文兼任董事长，李馥蓀（原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任总经理，中国建设银公司派潘铭新任负实责的经理。

武汉沦陷前夕，旣济的电气主要设备拆迁重庆。沦陷后，水、电厂设施为日军强佔使用。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九月收回復业，並接管英商汉口电灯公司。李馥蓀任董事长，潘铭新任总经理。解放后，汉口旣济水电公司与武昌鄂南电力公司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合併组成武汉冶电业局。一九五三年一月，武汉水电分治，成立「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电厂则归於武汉供电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