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正统八年(1443年)、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派兵部尚书王骥率军对云贵高原西南部、缅甸中北部建立的麓川王朝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征讨，这就是历史上称的“三征麓川之役。”三征麓川期间，平蛮将军宫聚奉命跨境远征，讨伐不夷，其在滇滩哨坡驻军期间就招募了不少傈僳族青壮入伍，有的被纳入先锋营，有的被编入侦哨营(负责侦查敌情)，有的身怀绝技者被军营特聘为山地丛林作战教习，也有的傈僳族石木泥水匠人被编入土工承建营，专门负责修建营寨碉楼工事桥梁路道，还有几个傈僳族铁匠被编入军器制作营，负责打造和修缮兵器。傈僳族男子大都骁勇善战，他们跟随征伐大军南北征战，惩奸除恶、安内攘外。行军中傈僳族战士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不畏严寒酷暑，暴风骤雨，不惧豺狼虎豹。战场上，他们视死如归，不怕刀枪箭矢。攻城夺池总是冲锋在前，屡建奇功。

明朝在“三征麓川”战役期间，建立了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宣德五年(1430年)6月，明政府在滇滩设立滇滩巡检司，隶属于茶山长官司，以通事(翻译)段胜为巡检，衙设傈僳族寨子水城。时有茶山长官司奏：“所辖夷民悉居深山，而滇滩当小茶山瓦、高之冲，寇常出没，人不能安，通事段胜颇晓道理，能安人心，乞以胜为巡检，置司于滇滩。”巡检司为防守关隘之机构，滇滩巡检司的设立标志着滇滩关正式设立(滇滩关的旧址就在今水城傈僳族寨子外沿，边境站花桥一线)。滇滩关建起后，来自水寨(水城傈僳族寨子原名“水寨”)的傈僳族战士为确保水寨长治久安，他们利用战时休整期间在老寨主的带领下全寨总动员，就地采用本土上质地坚硬的水麻石，经锤錾认真加工，环寨镶砌起一道高8米宽2米的水麻石城墙，成为滇滩关内牢固的城中之城。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缅甸莽应里在陇川岳凤的引导下进犯永昌、腾越，为防守边关，设滇滩哨防守，哨卡上曾征募不少熟悉地形军情的傈僳族土人加入。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云南巡抚陈用宾设八关九隘，滇滩隘成为八关九隘之一，据史料记载，当时据守滇滩隘的营勇中就有四分之一的是本土傈僳族战士，清朝初年，滇滩隘设汛兵二十一名，其中傈僳族兵有六名。康熙四年(1665年)，境外夷人攻破滇滩隘，傈僳族战士和把守滇滩隘的众营兵一起奋勇作战，誓死不退，直至全部阵亡。滇滩地区历来匪盗严重，时任滇滩正抚夷艾允忠，副抚夷柴国志(字德尊)为抵御匪患，于1665年冬月前往怒江邀请傈僳族精壮四十余名来做弓弩手，协助守卫滇滩，遏制盗匪。乾隆十二年(1747年)，柴德尊继艾允中任滇滩隘土弁，率傈、汉弩手驻守边关。道光三年(1823年)，腾越厅同知胡启荣请准，在滇滩关建石碉一座，派滇滩关土弁弩手(傈僳族十二人，皆工技击，善射)驻守。道光九年(1829年)，腾越厅同知周濋，又在滇滩后甸、杜家寨等地增设碉堡，征集本地练丁(含傈僳族练丁十九人)防守。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瑞滇乡的后所、营盘街、腊幸街、高王寺、孙家营等地烧杀抢掠。中国远征军预备2师、36师以及胡国本率抗日游击队(腾北抗日游击队，驻扎棋盘石南面的长槽大山腹地，游击队中不少战士是本地的傈僳族)数次打击日寇。大批傈僳族民众和汉、回同胞一起，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带路送信，搜集情报，运粮送弹，修筑保密公路，许多傈僳人为国壮烈捐躯。

1949年12月16日，腾冲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腾冲县委工委开始接管旧政权，建立人民政权工作。1950年3月26日，县政府开会宣布征收1949年公粮，征收公粮期间，8月，流窜到腾北边疆的国民党残匪李祖科等人，以滇滩境内的木瓜多罗(花桥偏西北1千米处的山中)为据点，在滇滩发动暴乱，后盘踞到在境外的长龙河(今缅北境内，距中缅国境线20余千米)一带的深山老林中，土匪成立“腾北反共救国军”，不时窜入滇滩内地烧杀抢掠，公然与政府对抗，为了涤除匪患，保障一方安宁，维护新诞生的人民政权，从1950年5月起，剿匪工作成为新政权的中心任务。滇滩本土的地方民兵组织(傈僳族民兵十七人)有力配合当时驻腾的解放军剿匪部队多次在姊妹山丫口、高河坎、火炭洞、板瓦丫口、香春园、小地方、杨梅坡等地一次次沉重打击土匪气焰，1952年12月，驻腾解放军剿匪某部和滇滩地方武装民兵彻底平定土匪暴乱，将匪首绳之以法。在剿匪战斗中，傈僳族民兵和大家一起，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特别是跨境追击，傈僳族民兵战士熟悉地形敌情语言，有力的支持了剿匪工作的顺利开展。

剿匪工作结束后，滇滩的傈僳族同胞和其他各民族一起全力以赴积极投身于地方建设。建起乡办铁厂，以木炭冶炼钢铁，铸造铁锅外销，增加地方收入;修建哨坡、献鸡山、花桥等;开辟长槽农场、药厂、土瓜山茶场，修筑腾板公路，1974年修建横山、土瓜山电站，每项工程，都凝聚着滇滩傈僳族和各兄弟民族携手共建家园的业绩。在滇滩开展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活动中，傈僳族涌现了不少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分子、各级人大代表，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为滇滩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柴嘉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