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钝（1901—1996），原名徐宝梯，字步云。山东诸城人，曲艺研究专家、作家，山东省曲艺改进工作者协会筹委会主任委员。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协副主席、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曲研会主席。19岁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在青岛、济南任教。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文艺活动，是鲁南国民抗敌协会的发起人。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为了革命的后代》，散文集《在福建前线》，短篇说唱《姑嫂打水》《小两口算账》等。

近年，始终在搜集、梳理相关文献及其资料，一直有愿望力求能在余生完成“中国新曲艺”的命题写作。脑海里“新曲艺”概念的形成，与自己接触、从事曲艺艺术五十载的经历，对其学习、研究深入后形成的认知有关：它以中国共产党人1944年在延安，响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发出的号召，延安文艺界开展乡村文化实践，乃至鼓励、推广以韩起祥为首的一批陕北说书艺人的“说新唱新”、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说新书成为其“播种”；解放初期与抗美援朝期间，党和国家又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进一步推动、支持相声、山东快书等说唱艺术形式的“语言净化”，从而使曲艺在“什样杂耍”的技艺类表演中涅槃重生，有了艺术的品质与功能，从而成为它的“成长”；而随着岁月的更迭，侯宝林、高元钧、李润杰、马三立、马季等等相当数量曲艺艺人表演、作品呈现出的与时俱进的新风采逐步形成它的“枝蔓”；其间与之后，军队、业余、知青演艺队伍，不断对曲艺形式与内容上的丰富、革新，最终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遍地开花，万紫千红，成为一道光彩夺目、令人欣喜的靓丽中国文艺风景线，使新曲艺显现出“盛开”的壮丽景观。研究、梳理“中国新曲艺”的诞生、发展，既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亦是我们当代曲艺人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只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却始终无法绕开与回避，他就是“中国新曲艺奠基人”陶钝先生。

在纪念陶钝先生诞辰120周年的今天，曲艺艺术对比当年的枝繁叶茂显得有些萎靡衰弱。导致于此，既有受到电视、短视频等高科技文艺新样式冲击的客观原因，亦是曲艺人自身素质跟不上时代发展所造成的。所以，在谋求走出“瓶颈”，振作精神，重新认识曲艺之自我的时候，我们通过对陶钝先生的曲艺人生进行梳理、归纳与总结，对曲艺乃至中华传统民族艺术的传承、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不菲的学术价值。在梳理“中国新曲艺”脉络的同时，我对陶钝先生“曲艺与人生”进行了一些学习、思考，其真切感受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一、理想，让他的审美与信仰唇齿相依。

革命家的陶钝先生，具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仰与信念。这，不仅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人生目标、志向，也是他得以领导、影响中国曲协与中国曲艺界健康发展几十载的根本性原由。因为党的宗旨始终是为人民服务，故而陶钝先生领导、倡导的中国新曲艺，才彰显出与人民大众心心相印的鲜明特色与美好品质。上世纪50年代，山东曲艺已故的老主席郭文秋，当年因为演唱另一位已故老主席刘礼创作的河南坠子新作《送梳子》，而被推举为当时全国说新唱新“四面红旗”的人物之一。这个新作的情节是，某农妇趁农闲的某日进城没买到满意的梳子而郁郁不乐，而热心的服务员要来她的家址，在来货之后牺牲个人休息时间，把梳子亲自送到郊区田间地头正在耕作的农妇手中。而竭力鼓励、支持这类雅俗共赏之新人新作应运而生的“伯乐”，当属积极推崇曲艺讴歌新时代新人物，真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陶钝先生。

二、学养，让他的视野与曲艺不离不弃。

陶钝先生生前出版的50万字的自传《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是写他的“曲艺人生”。在其《〈樱〉与曲艺》一文中，他论证电影《樱》与曲艺相通之处时说道：“一是巧合成趣。‘无巧不成书’，巧合在曲艺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所谓‘出乎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二是明知而不揭破……作者为人物安排了众多的心理和环境上的矛盾，曲曲折折，波澜起伏，连观众都为他们着急。三是顾虑难解，如《珍珠塔》中，小姐下楼去后花园会情人，然而却不能一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只得下一层楼，考虑一件对封建礼教的防嫌。四是暗表轻点。要让观众去想，只有暗示或轻轻点露。据说，曲艺很简单，电影较复杂；曲艺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电影是随现代化的科学发展而产生的，为什么在艺术技巧上有这么多相通之处呢？对正义和邪恶，人民有共同的爱憎；对悲欢离合，人民有共同的情感。这就使曲艺和电影（当然也包括其它一些艺术形式），在手法运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曲艺和电影同样地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陶钝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却始终虚怀若谷，老老实实地向中国民间艺术形式的曲艺汲取营养。其高境界、宽胸襟，由此可见一斑。

三、境界，让他的追求与人生健康久远。

山东曲艺界流传着有关陶钝先生的一则实人实事：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到山东临沂考察，回忆起当年参加革命时，曾吃过的当地一种风味小吃，没有想到山东方面的陪同者，竟然找到了至今仍开饭店的厨师，于是大家一起品尝了他亲手烹饪的特色美肴。吃饭结束，陶钝先生坚持自己结账，大家争执许久亦无可奈何，最终是陶钝先生自掏腰包宴请了大家。还有一则陶钝故事，它是我在他的“书信往来”里读到的：解放初期，山东大鼓名家谢大玉因缺少对共产党、新政府的了解，曾很长时间都躲在家里不再出来演出。中学就读在济南的陶钝先生早就知道这位曲艺名家，于是代表党和政府亲自到她家去走访、邀请，经过几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过程，之后谢大玉终于放下包袱、重登曲艺舞台，并在山东省首届曲艺大赛中博得头筹。以上两则故事相互间并无联系；但，我却觉得它们却一样折射出陶钝先生为人处世的无私与真诚。山东曲艺界对陶钝的口碑是一致的：“真正热爱并懂得曲艺规律的共产党干部。”恰是因为他对党、对曲艺事业忠贞无二，才得以用自己襟怀坦白、真切从容的情感与形象，团结、影响，乃至改造了一大批曲艺老艺人的“脱胎换骨”。

陶钝先生不仅是具有传奇经历的革命家，更是实至名归的曲艺艺术理论大家，尤其对中国曲艺艺术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担任中国曲协领导职务几十年里，他坚持调查研究，坚持深入基层，从而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贴近实际，符合曲艺艺术本质规律的曲艺论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曲艺观源自他大半生对曲艺艺术实践的梳理、总结和发现，所以即使现在看来，亦无时过境迁之感。在长期的工作中，他不仅和很多曲艺家、艺人成了知心朋友，亦用心血、汗水培养了一大批富有较高素质与审美、专心为人民服务的新型曲艺人，由此而发现、指导、推出了数不胜数的、被人民大众所喜欢的优秀新作精品。曾这样的想，陈云同志当年给苏州评弹的题词“出人出书走正路”，它除了对评弹艺术的发展指引了方向，亦包含着对时任中国曲协主席陶钝先生那些年工作思路的认可与厚望。

由此，说到“中国新曲艺”，当然离不开它的奠基人——陶钝。

（作者孙立生，国家一级编剧，现任山东省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曲艺界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作家、评论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第七届“泰山文艺奖·突出贡献奖”得主。）

来源：《山东艺术》 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