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以其艰苦卓绝的行军、坚贞不渝的信念，成为人类军事史和精神史上的丰碑。美国《时代》周刊曾把长征评选为一千年来影响世界的大事之一。

较早向西方读者介绍长征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但他因没能亲走长征路而不无遗憾地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部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史诗。”完成斯诺心愿的是他的老朋友、另一位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4年，索尔兹伯里以76岁高龄亲走长征路，完成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参考消息》曾陆续译载约60余篇，引起全国读者广泛关注。

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四支部队经不同路线徒步行军数万里，走过中国15个省份。其中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境内走过的长征最西线因地理偏远而甚少得到系统报道，索尔兹伯里当年也未能到此寻访。2021年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段建设全面启动。记者走进这片高山耸立大河纵贯的峡江深谷，走访8个县，寻访到一批红军长征遗迹遗物遗事，以补空白。

不能忘却的英雄史诗

连绵的雪山静卧在蓝天之下，盘旋在峻岭间的现代公路显得那么细小。头痛、眩晕、呼吸困难，举目只见白茫茫的积雪，以及露出的黑色岩石，积雪反射的阳光好像要把眼球灼伤，大自然在这里显示出它的无比威严。

记者脚下的，正是当年红二军团翻越的海拔4903米的藏巴拉雪山垭口，这里是人迹罕至的雪山秘境，也是红军长征中走过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垭口。

藏巴拉山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境内。山下巴塘县中咱镇仁德村村委会副主任丁真告诉记者，红军当年翻越藏巴拉雪山是在5月，即使这个季节，山上也铺满了厚厚的积雪，气候瞬息万变。

凭借惊人的意志力，红二、六军团历时两月，成功穿越了大面积的雪山、寒冷的高原草甸、永久冻土带和无人区。他们曾多次在一天之内翻越两座雪山，在高原缺氧地带日行军70公里以上，堪称高原徒步机动的非常纪录。

最早向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外国人之一、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在书中这样描述他曾经与之共处的红军将士：“他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天天不分昼夜地行走……”

薄复礼遇见的红军，就是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历时11个月，途经湖南、贵州、云南、四川、青海、甘肃、陕西，行程两万余里。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甘孜州，是这支队伍途经的海拔最高地区。考虑到粮食补给的困难，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率领下，经乡城、稻城、理塘、新龙进入甘孜县，行程上千里；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经得荣、巴塘、白玉进入甘孜县，行程也逾上千里。

除了大雪山、会师地外，记者一路还寻访到了一些战斗遗址、桥梁以及与红军发生过交集的众多寺庙。当地人这样说：“红军翻过的山叫红军山、红军跨过的桥叫红军桥、红军拴过马的树叫红军树……”至今流传的故事，记录着不能被忘却的英雄史诗。

位于金沙江大拐弯处的得荣县以及新龙县都有“红军桥”。

得荣“红军桥”是红二军团走过的一座伸臂木桥，如今所看到的桥是20世纪70年代重建的，桥身不长只有10米左右，宽约3米。1936年5月，红二军团大约一万人的队伍，就是从这座桥上渡过岗曲河，从云南中甸到达四川得荣县境。

新龙县的“红军桥”原名“波日桥”，整座桥没有用一颗钉、一根铁，每一个结合部都用木楔连接，原始而实用。1936年，红六军团和接应他们的红四方面军跨过此桥，踏上继续北上抗日的征程。

在记者寻访的8个县里，几乎都有与红军长征发生过密切联系的寺庙。筹粮资、当向导、做翻译……由于红军采取了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保护寺庙的做法，寺庙为红军的真诚和纪律感动，给予了后者很大帮助。

如今，这些寺庙都以为红军提供过帮助为荣。乡城县桑披岭寺的原址已建成红军长征纪念馆，巴塘县中咱镇仁波寺的僧众们打算在转经必经路上建宣传栏，讲述寺庙的“红色历史”，理塘县甲洼镇的向阳寺建起了向阳寺红色陈列馆……

遗物背后的红军故事

“红军对我们很好”“红军帮我们打土匪”“红军买粮要付钱”……记者在走访中仍然听到许多当地人提起红军，一些人家里的祖传戒指还是用红军买粮的银元打成的。

巴塘县中咱镇仁德村呷戈家就有这样两枚传了三代的戒指，银质戒指打成藏族群众喜欢的样式，上面镶嵌着珊瑚。

如今的呷戈家当家人泽仁志玛告诉记者，当年红军来到村里，已经非常疲惫饥饿，甚至在村边磨坊里抠残留在磨盘上的面粉吃。即使这样，红军队伍仍然严守纪律，指战员带着银钱上门跟老百姓商量买粮，不卖的也绝不勉强。

泽仁志玛的祖父被感动了，把家里大部分粮食卖给了红军，收到红军赠送的一个寿山石印章作为礼物。记者见泽仁志玛不仅戴着两枚银戒指，还把印章用绳子串起来挂在脖子上。

在乡城县档案馆，工作人员打开柜子，一面当年的红缎锦旗依旧鲜艳如初，上面用毛笔写着扶助番族等字样，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萧克 政治委员王震 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笔力遒劲的书法仿佛还散发着墨香。

乡城县档案馆保管的写有“中央红军胜利万岁！”的标语(刘坤 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里提到：1936年5月12日，红六军团进入乡城以后，严格遵守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还亲自到喇嘛寺内拜访。喇嘛们为红军的行动所感动，与当地群众一起筹集了大批粮食卖给红军，红军照价支付了银元。为了表示感谢，萧克、王震代表红六军团，亲送一面锦旗、25公斤白银和一把银水壶给桑披喇嘛寺。

记者看到，就在这面红缎锦旗旁边的柜子里，还珍藏着当年红军留在老乡朗色家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远征胜利的红二六军团万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中央红军胜利万岁”四块标语。当年朗色家主动腾出了大部分房间给红六军团当指挥部，尽管如今已经换了三代当家人，他们对隔板上的标语一直非常珍视，舍不得擦掉，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将其取下转到县档案馆保管。

跨越时空的优良传统

雪山、大树、桥梁、寺庙，两口锅、一双筷子、一面锦旗、一张毛毯……长征路上的遗迹、遗物见证了激荡人心的远征历史，而伟大的长征精神以及红军的优良传统，穿越历史的烟尘，至今仍在传承和发扬。

1936年5月20日，红二军团先头部队进入巴塘境内，找到一位深孚众望的喇嘛拉波，争取到他的理解和支持。拉波用藏文给仁波寺写信，告知红军的政策和纪律，促成了仁波寺同意让路，并卖给红军一些粮食和牲畜。拉波还随红军北上甘孜县，为贺龙当翻译，后在返回巴塘途中不幸被国民党军抓住杀害。

记者近日来到仁波寺，谈起这段往事，寺庙僧众说，当年寺庙有自己的地，资助了红军粮食、酥油、牲畜，贺龙将马鞍垫子赠送给寺庙，并写了一个证明借粮的条子，嘱咐“共产党会回来，这个条子对你们有用”。可惜1986年寺庙搬迁的时候条子遗失了，现在只剩下马鞍垫子。

记者一路还听到不少有关“流落红军”的故事。作为长征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流落红军”参加长征却没能走完全程、也没能返回家乡。流落原因多是因伤、残、病、幼而被迫离开部队留在当地。

在乡城县，说起“巴登”几乎无人不晓。他就是流落红军周银昌，因为伤寒被乡城县村民收留，有了一个藏族名字叫“巴登”。

“巴登工作认真，严于律己，家风很好，为群众做了很多好事，这与他之前在红军所受过的训练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乡城县干部和荣生说。

当地干部群众评价这些“流落红军”身上始终保持着吃苦耐劳、严于律己的本色。革命成功后，他们并没有凭借这个身份为自己谋取好处，而是默默地在基层做奉献。鲜花和掌声送给胜利者的同时，也要向这些流落者致敬。

刊于《参考消息》2022年1月20日第10版

来源/ 参考消息

编辑/ 王雪涛

责编/ 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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