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少数民族|民族|汉译|汉语|蒙古族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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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经数百年的汉化，在以汉语传播为主的文化发展模式中，北方农牧交错带濒危少数民族语地名规模不断增加，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日益明显，可持续发展面临深度困境。地名文化是由多要素构成的区域文化子系统。而脆弱性研究不断由自然环境系统向社会文化系统延伸。因此，如何从系统脆弱性角度探讨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将以往对濒危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定性研究扩展至脆弱程度的定量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具体引入“敏感性-暴露度-恢复力”的脆弱性分析框架，基于对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长期的实地考察和文献梳理，识别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影响因素，构建脆弱性评价体系，讨论评价尺度和评价方法。最后针对典型案例地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案例地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敏感性和暴露度突出，恢复力较弱，脆弱性较明显，其脆弱性受地名文化系统内损性和外部扰动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地方居民对少数民族语地名语源语义的错误认知，较高的汉语普及率和汉译少数民族语地名社会认同度，以及少数民族语地名意译的非准确化是脆弱性形成的重要驱动因子。此外，汉译用字和译音的简化和非标准化，较高的少数民族语地名合并、更改及弃用比，较少的地名文献储备量，以及少数民族语使用群体规模的大幅下降也是较为重要的单指标因素。

地名文化；脆弱性；少数民族；北方农牧交错带；评价体系

地名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着区域的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历史文脉、民俗信仰及政治理念等诸多信息。作为人地相互作用的产物，地名深受人地关系的影响。由于人地关系复杂且演变剧烈，又历经数百年的汉化，在以汉语传播为主的文化发展模式中，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显著，可持续发展堪忧，其传承和发展面临着痛苦的断裂和消逝困境。

“脆弱性”源于对自然灾害和贫困的研究，在安全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广泛运用。脆弱性研究最早侧重于自然环境系统，如今已不断深入人文社会系统。学术界对脆弱性概念的多角度探讨使其包含的要素不断丰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脆弱性这一概念在不同研究领域间的交流与融合。目前，脆弱性已从自然环境系统研究中的一般意义演变成一个独立而完善的概念体系，不同研究领域就脆弱性的概念基本达成共识。综合来看，脆弱性指“系统、子系统、系统组分因暴露于扰动和压力而可能遭受损害的程度”。地名文化是区域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是由命名系统、语言系统、使用群体、管理系统等子系统构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系统自身与区域自然、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环境紧密关联。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是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系统的内部属性，是指当受到系统内部和区域环境变化的扰动时，因系统自身的敏感性、暴露性及缺乏恢复力，而导致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受损的一种状态。表现为译音失真，汉化程度深；意译误差大，语义解释模糊；语源争议大；合并、更改及弃用现象频繁，稳定性和延续性弱；少数民族语地名不断被民众汉译简化后的地名取代，边缘化趋势明显。

作为中国地名文化多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少数民族语地名历来受学者们关注。以刘南威和孙冬虎为代表的南海诸岛地名研究探讨了区域地名的历史沿革、命名背景、民间习用地名、地名命名的系统化和标准化以及外来地名的历史影响。覃凤余的广西状语地名研究则偏重语言文化视角下的地名词汇系统、构词及造词类别。21世纪GIS技术在中国不断兴起，推动了区域多民族语地名实证研究的变革。其中，以司徒尚纪、朱竑、王彬等学者为代表的广东省和海南省多民族语地名研究最为深入。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地名景观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地名区划，地名变化的敏感区域，移民、族群及方言形成过程中的地名层，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地名的演变与更替，地名所折射的文化传播扩散和历史影响。王法辉等则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GIS技术和数理统计在区域多民族地名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中的应用，促进了地名的量化研究与空间表达，为后期多民族地区地名研究奠定了基础。以牛汝辰和钟兴麒等为代表的西域多民族语地名研究是目前区域地名历史考证研究的典范。相关研究内容包括地名的释义和语源分析，地名的汉语拼音标注、英语和拉丁文对音，以及地名层划分。同时，地名的语音演变和译称变化及地名之间的关联性也备受重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境内的藏语和蒙古语地名。其中藏语地名研究包括古藏语地名的基本特征，藏语地名的汉译和语言学特征藏语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及保护策略。对于蒙古语地名而言，相关研究成果尚且较少，研究区域集中于青海，内容侧重蒙古语地名的文化表征和历史演变，属于地名的描述和历史考证范畴。仁钦道尔吉是较早关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地名保护的学者，其研究针对中国境内主要地区濒危蒙古语地名的译音和意译错误，濒危蒙古语地名的类型，形成原因及保护措施进行了论述。综上，已有关于少数民族语地名的研究较为丰富，内容涵盖了多民族语地名的历史考证，语言学特征，地理格局与形成机理，以及管理保护。但尚未关注到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的脆弱性。虽然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境内濒危蒙古语地名，但仍属于经验性和定性判断，缺乏濒危程度的量化评价，且区域性实证研究也有待加强。

作为中国地域范围最广、地理环境演变最剧烈的农牧交错区域，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系统在汉文化逐渐占主流的过程中呈现出特别的脆弱性，其对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均极为敏感。通过引入脆弱性研究范式，识别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影响因素，构建脆弱性评价体系，讨论评价尺度和评价方法。最后，针对典型案例地展开实证研究。研究以期（1）揭示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的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构建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评价体系，实现脆弱程度的量化评价，为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范式，成为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为进一步的脆弱性时空特征研究提供理论、方法及实践方面的有益借鉴。（2）将以往对濒危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定性研究扩展至脆弱性的定量研究，直观、准确且全面评估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传承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形成的深层原因，为促进带内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3）揭示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问题，明晰其生存困境的区域性，并为挖掘北方农牧交错带各民族、各地区交融过程的本质意义和运动规律提供历史依据。

1 影响因素识别

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影响因素众多，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和分类，研究尝试从敏感性、暴露度及恢复力的视角进行识别。

1.1敏感性

从敏感性角度看，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基本属性及其使用群体是影响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的内损性因素。其中，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基本属性包括命名历史、汉译用字和译音、语义解释及命名规律。少数民族语地名使用群体涉及使用群体对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认知水平和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群体的规模。

1.1.1地名基本属性

（1）命名历史。历史上，受生产生活方式的限制，北方农牧交错带部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以口传形式保留，文字记载少，其中地名便是典型。因此，少数民族语地名命名的历史越久，考证难度越大。（2）汉译用字和译音，及语义解释。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依赖汉语译音和译写而维持，因此，汉译用字和译音的简化程度和标准化水平、意译的准确性是其能够完整保留和传承之根本。（3）命名规律。虽然官方仍在尽力使用少数民族语地名，但少数民族语地名通常只记录在以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载体上，以及由政府强制规定的社会市面用文中。对于广大民众，甚至作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而言，汉译少数民族语地名的使用率极高，导致官民地名命名分化。此外，较为突出的多地一名和一地多名的地名命名现象也使得少数民族语地名极易被混淆，不仅给社会生活带来诸多困扰，还给地名的管理和保护带来不便。

1.1.2地名使用群体

地名不仅是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更是扎根于地方居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地方居民对少数民族语地名正确的认知，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群体的存在均是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得以扎根和存续的关键。当越来越多的地方居民无法读出其所在地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正确语音，不了解其语源和语义，甚至将汉译少数民族语地名认作汉语地名时，少数民族语地名便难以真正的保留和使用。同时，由于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群体规模不断减少，给少数民族语地名的用字、译音和意译等语言文化内涵的稳固和传播带来挑战。

1.2暴露度

从暴露度角度看，政策环境和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是影响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的外部扰动性因素。其中，政策环境涉及地方移民搬迁政策和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包括语言文化环境，汉族移民人口和文化嵌入，社会意识形态及社会认同。

1.2.1政策环境

（1）地方移民搬迁政策。为减区域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北方农牧交错带于20世纪90年代末启动了生态移民工程。自此，各地区陆续开展禁牧和牧区人口转移工作。在这一形势下，草原聚落面临因无人居住而逐渐消失的困境。对于世居草原深处的牧民而言，移民搬迁不仅意味着地缘文化联系的消失，还意味着迁出地地名不断以一种记忆和文化缩影的形式存在于牧民的心中，甚至在牧民日常生活中逐渐消逝，并被其后代遗忘。从这一角度讲，少数民族语地名的传承正面临着痛苦的断裂和消逝困境。（2）行政区划调整。1949年以来，随着盟旗制度的废除，北方农牧交错带，特别是内蒙古旗县以下行政区划调整较为频繁，导致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合并、更改及弃用现象突出。

1.2.2社会、经济、文化环境

（1）语言文化环境。地名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并通过语言传播。因此，语言文化环境是地名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随着汉语普及率的提高，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推广和使用也受到阻碍。（2）汉族移民人口和文化嵌入。外来人口和文化的嵌入是区域地名文化变迁的重要驱动力。人口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名文化的稳定性。汉族移民人口的涌入在增加汉语地名规模的同时，也加速和加深了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化。聚落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也是聚落地名文化发展的平台。聚落的变迁关乎聚落地名的延续性。随着少数民族聚落数量的减少，少数民族语聚落地名文化也将逐渐失去根基。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和经济活动类型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反之，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和经济活动类型是人类及其文化生态的镜像，反映并决定区域文化的基本特质。因此，根据农耕地规模和农业经济活动规模等指标间接反映汉族移民文化对案例地地名文化变迁的影响。（3）社会意识形态。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一些少数民族语地名被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汉语地名(如人民公社化、建国时期的红星、红旗、丰收、繁荣、先进等)取代。（4）社会认同。为了发音容易，表达省时省力，以及使用方便，少数民族语地名不断被汉译简化后的地名取代，汉译少数民族语地名的社会认同度不断提高，而少数民族语地名则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不断被边缘化。

1.3恢复力

从恢复力角度看，扎实的地方地名管理保护工作，以及丰富地名的文献记载均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的恢复力，及其适应和对抗外力影响的能力。其中，地方的地名管理保护工作涉及地名普查工作。而地名的文献记载涉及地名相关文献的储备量。

1.3.1地名管理保护工作

深入的地名保护和管理工作对于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作为基本国情调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地名普查不仅有利于厘清北方农牧交错带各地区少数民族语地名基本情况，提高少数民族语地名标准化水平，还能够为社会提供全面准确的少数民族语地名信息。因此，地名普查资料的完整性关乎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的保护和管理。

1.3.2地名文献记载

对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不仅有利于掌握当前与地名相关的文献储备量，还有利于在今后的地名保护和管理工作中进行追根溯源，揭示少数民族语地名命名的历史依据，挖掘其命名的文化内涵，巩固和完善少数民族语地名信息。

2 评价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

2.1评价方法

根据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影响因素，引入“敏感性-暴露度-恢复力”的分析框架，构建评价体系(表1)。评价指标的选取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及可操作性原则。首先，系统性原则强调将地名作为一个文化系统而探讨其脆弱性。相关评价体系的构建不仅要关注地名文化系统内部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应强调系统内外部要素间的关联效应。其次，地名研究的综合性和交叉性较强，因此，应从科学性视角对其脆弱性展开评价。其一，地名是一种语言代号，符合语言学基本规律；其二，地名属于历史学和地理学范畴，应尊重历史，遵循区域性原则；其三，地名是地理实体的名称，最终为人作用，应追求名实相符、以人为本。最后，研究存在村级相关统计数据缺乏、获取难度高的问题。因此，增强数据的可获得性，实现合理的量化和评分，以提高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显得尤为重要。

2.2评价方法

2.2.1指标采集与量化方法

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评价体系不仅涉及定量和定性指标，而且各指标对脆弱性的作用方向也不同(表2)。指标体系中的数据主要通过文献法、实地走访及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模式采集。具体而言，（1）地名基本属性方面的数据通过文献法、深度访谈及实地走访进行采集。首先，运用文献法搜集少数民族语地名命名历史(X1)、汉译用字与译音(X2~X3)、语义解释(X4)及命名规律(X5~X7)等方面的信息。然后，通过与相关专家和关键人物展开深度访谈，采用专家打分法要求相关专家和关键人物对已采集到的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译用字与译音的简化程度和非标准化水平，意译的非准确化程度，以及官民地名命名的差异化程度等进行评分。由于已采集到的少数民族语地名均为汉译少数民族语地名，因此，访谈前先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判断各该地名是否属于少数民族语地名。对于存在争议的地名，于访谈过程中向相关专家和关键人物进行询问。一地多名和多地一名情况则结合文献法和实地走访进行调查。（2）通过与地方居民展开深度访谈，获取其对居住地少数民族语地名意译、语源等的认知，以及对居住地汉译少数民族语地名的认同度(X17)。访谈内容即要求访谈对象判断列表(课题组提供的访谈对象所在乡镇聚落地名列表)中地名所属语言，并要求其简要解释各地名的意思。同时，询问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蒙古语和汉译蒙古语地名的意愿，并对其意愿程度打分。然后采用专家打分法要求相关专家和关键人物根据居民对地名所属语言的判断和意思解释的错误程度进行评分。（3）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群体规模(X9)，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合并、更改及弃用比例(X10)，汉语的普及率(X11)，汉族移民人口规模(X12)，少数民族聚落规模(X13)，农耕地与草场规模(X14)，农业经济活动规模(X15)，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地名更名比例(X16)和地名相关文献储备量(X19)等方面数据而言，则以文献法为主，实地走访为辅的方式展开调查。（4）通过与关键人物展开深度访谈，结合文献法，调查地名普查资料基本情况(X18)。访谈内容即向访谈对象询问目前地方地名普查资料的基本情况，包括两次地名普查工作是否均已完成，已归档立卷的资料和已装订成册的地名普查成果都有哪些，以及已完成调查的地名条目有多少。然后通过与相关专家展开深度访谈，采用专家分析法对普查资料的完整性进行评分。访谈内容即要求访谈对象从普查资料涉及的地名数量，对地名语义和语源的解释、命名时间和依据的说明、历史演变等方面，判断目前地名普查资料的完整性。同时，要求访谈对象对普查资料的完整程度进行评分。

2.2.2评价模型

（1）综合指数加权求和模型。综合指数加权求和模型(式1)通过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合成的指数测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评价体系各指标得分。

式中：Vi为脆弱性指标；Xi为指标标准化值；wi为指标权重；n为指标个数。

（2）函数模型。函数模型是关于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敏感性、暴露度及恢复力的脆弱性评价模型(如式2)。函数模型能够从脆弱性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角度出发测度脆弱性。其中，脆弱性与暴露度和敏感性呈正相关，与恢复力呈负相关。

式中：R为脆弱性指数；R1为敏感性指数；R2为暴露度指数；R3为恢复力指数。

2.2.3指标赋权与分级赋值

（1）指标赋权

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效应和影响力存在差异，因此应对各指标进行赋权。为了使权重计算结果更加合理、真实、科学，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层次分析法(AHP)是基于多目标综合评价法和网络系统理论而提出的一种权重决策分析法。该方法综合定性与定量方法对目标进行评价，是较为有效的系统分析法。具体而言，首先确定指标间的比较量化值(表3)。然后，通过与相关专家和关键人物进行深度访谈，采用专家打分法构建具体指标间的比较判断矩阵，并对判断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进而获得各指标权重。最后，根据CI值、RI值及CR值(CR=CI/RI)的计算结果，对比较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并判断权重计算结果的合理性。

（2）分级赋值

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评价体系中不同原始数据存在量级、方向及单位差异，因此，应对数据划定口径一致的评分标准。首先，对各指标得分进行分级赋值，其次，分别针对定性和定量指标的取值进行评分(表4)。对于定性指标而言，根据调查所得评分直接进行分级赋值。对于定量指标而言，先根据式3~5进行数据分级，再进行分级赋值。

式中：Gmin、G、Gmax分别为各指标的最小值、均值、最大值；i为各区间分级标准，i=1、2、3、4、5分别代表不脆弱(10分)、微度脆弱(30分)、中度脆弱(50分)、重度脆弱(70分)、极度脆弱(90分)。

当指标xj落入式7范围内时，i=1，2；落入式8范围内时，i=3；落入式9范围内时，i=4，5。最后，根据i的取值，对指标进行分级赋值。对于恢复力子系统内的具体指标，即指标x18和x19而言，分别采取与上述定性和定量指标相反的分级赋值方式(表4)。

3 实证研究

3.1案例地概况

达茂旗位于北方农牧交错带中部(图1)，隶属内蒙古包头市，旗域面积约1.7×106hm2。1952年，达尔罕旗与茂明安旗合并，故达茂旗全称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达茂旗总人口约11.1×104人，其中，蒙古族人口仅1.7×104人，汉族人口达9.2×104人。

北方农牧交错带是耕地与草地交错分布的地区，也是从北方农业种植区到草原畜牧区的生态过渡性区域。目前，基于气候和土地利用要素的北方农牧交错带界线定义方法应用最为广泛。学者们对于半干旱气候区域以及农业和牧业用地交错分布的认知是一致的。达茂旗地处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区。同时，明朝中期至民国初期，土地的私垦和官垦使达茂旗近一半草原变为农田。从这一角度讲，达茂旗是中国较为典型的农牧交错区之一。从历史和文化地理角度看，达茂草原是一个被历史起伏推动而形成的北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融合的区域。草原上两道长达数百千米的带状隆起是两千多年前汉长城的组成。从考古学角度看，如果阴山是游牧与农耕两大区域的自然分界线，那么汉长城便是那条人为的分界线。艾布盖河北岸的残城是金朝汪古部中心城市敖伦苏木遗址，其管辖范围曾向南延伸至山西、河北。作为中原沟通漠北和漠西的战略要地，达茂草原曾是清代评判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明末以来，山、陕、冀移民相继“走西口”来到达茂草原，彻底打通了中原与蒙古草原的经济文化通道，使得游牧与农耕文化在此不断交流和融合，最终留在了地名文化的脉络里。

聚落地名占据区域地名系统的主体，最能够反应区域人地关系。据统计，达茂旗聚落地名共计1547个，从语源特征看，蒙古语聚落地名1189个，占比高达76.86%，汉语聚落地名309个，占比仅19.97%。由此可见，达茂旗聚落地名具有以蒙古语为主，汉语为辅的语源框架。因此，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实证研究具体针对蒙古语聚落地名展开。

3.2评价结果

首先，根据层次分析法(AHP)一致性检验结果(CI=0.0053，RI=1.63，CR=0.0033)可以看出CR值远小于0.1。由此可见，专家打分可靠性较强，所构建的比较判断矩阵结构及权重计算结果(表5)均较合理。其次，以综合指数加权求和模型与函数模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脆弱程度测度。其一，采用综合指数加权求和模型计算二级子系统及具体指标的得分。其二，由于函数模型的评价思路与脆弱性内涵较为吻合，因此，最终采用函数模型计算案例地蒙古语地名文化的脆弱程度。

从表5可以看出，达茂旗蒙古语地名文化整体上呈现一定程度的脆弱性，其敏感性(R1)和暴露度明显(R2)对其脆弱性的贡献度均较高。可见蒙古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受到系统内损性因素和外部扰动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从二级子系统看，地名基本属性(S)和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W)是蒙古语地名文化脆弱性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地名使用群体(Q)对蒙古语地名文化脆弱性的影响也较大。达茂旗蒙古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各具体指标的实际水平可视为其蒙古语地名文化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自变量。根据具体指标测算结果发现，地方居民对蒙古语地名语源语义的错误认知(X8)，较高的汉语普及率(X11)和汉译蒙古语地名社会认同度(X17)，以及蒙古语地名意译的非准确化(X4)是蒙古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形成的重要驱动因子。此外，汉译用字和译音的简化(X2)和非标准化(X3)，较高的蒙古语地名合并、更改及弃用比(X10)，较少的地名文献储备量(X19)，以及蒙古语使用群体规模的大幅下降(X9)也是蒙古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形成的较重要的单指标因素。

4 讨论与结论

4.1讨论

本文所构建的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评价体系，是在长期实地调查和文献梳理基础上，通过严谨的指标筛选和构建过程而完成的。指标体系可以较为准确和全面评估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的脆弱程度，即可持续发展水平，深度揭示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传承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研究将以往对濒危少数民族语地名的定性研究扩展至脆弱性的定量研究，为地名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范式，并为后期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的时间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布特征研究提供理论、方法及实践经验，也为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措施的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仅以北方农牧交错带典型案例地之一展开研究。然而事实上，这一狭长地带东、中及西部区域的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演变历程不尽相同，地名层发育水平有所差异，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化程度有高有低。因此，带内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的脆弱性具有动态性和区域性。未来应进一步基于本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实践探索经验，开展多尺度、多层次的脆弱性时空分异特征研究。换言之，不仅要对特定区域进行持续追踪研究，实现脆弱性的时间演变规律分析，还要对不同空间尺度展开对比研究，实现脆弱性的空间可视化和空间分布特征研究。此外，研究对象应进一步涵盖带内其他少数民族语地名。以上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的补充不仅能够全面揭示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及其驱动因素的时空特征，还将成为地名文化研究范式的重要推进。

4.2结论

正如我国现代地名学家和地图学家曾世英先生所言“地名涉及国家尊严，领土主权，民族团结。研究地名及地名学，探其义，知其理，明其功，作用深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文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国家和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兴盛，而文化的兴盛往往是从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开始的。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关乎区域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文脉，蕴含着民族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少数民族语地名是中国地名文化多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是具有传承价值的文化资源，开展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研究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然而，在多民族语言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北方农牧交错带濒危少数民族语地名规模不断增加，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其传承与保护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日益突出。引入脆弱性研究范式，从系统角度构建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性评价体系。具体包括敏感性、暴露度及恢复力3个一级子系统，地名基本属性，地名使用群体，政策环境，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地名管理保护工作及地名文献记载6个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具体指标。讨论具体指标采集与量化方法。与相关专家和关键人物展开深度访谈，通过层次分析法(AHP)对各指标赋权。以综合指数加权求和模型与函数模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北方农牧交错带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脆弱程度评估。最后针对典型案例地，针对蒙古族聚落地名展开实证研究。

实证结果表明案例地蒙古语地名文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暴露度，且恢复力弱，导致其脆弱性较为明显。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文化系统，案例地蒙古语地名文化脆弱性的形成是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具体而言：

（1）在敏感性子系统中，地名的基本属性和使用群体是导致蒙古语地名文化敏感性形成的内损性因素。从地名基本属性角度看，这一内损性因素包括蒙古语地名汉译用字和译音的简化及非标准化，意译的非准确化。而在地名使用群体方面，则体现为地方居民对蒙古语地名语源语义的错误认知和蒙古语使用群体规模的大幅下降。换言之，地方居民存在将蒙古语地名误作为汉语地名使用的情况，且居民们普遍不能解释出蒙古语地名的意义内涵。同时，汉族人口规模的增加和蒙古族人口的汉化，导致使用蒙古语的居民越来越少。

（2）在暴露度子系统中，与地名文化系统紧密关联的区域社会、文化及政策环境是导致蒙古语地名文化暴露度形成的外部扰动性因素。从区域政策环境角度讲，历经20多年的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和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案例地许多蒙古语地名不断被合并、更改，甚至弃用。对于语言文化环境而言，语言是地名得以产生和传播的关键，语言文化环境的变迁势必导致地名文化暴露度的形成。因此，随着汉语普及率的提高，案例地蒙古语地名的推广和使用受到阻碍。从社会环境角度看，目前案例地官方仍在尽力使用和保留蒙古语地名，但蒙古语地名通常只记录在以蒙文书写的载体上，以及由政府强制规定的社会市面用文中，如官方文件、交通标志等。对于广大民众，甚至作为主体民族的蒙古族而言，为了使用方便、表达省时省力，蒙古语地名不断被民众汉译简化后的地名所取代，蒙古语地名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不断被边缘化。

（3）在恢复力子系统中，关于地名的文献储备是实现地名历史考证及追根溯源的有力依据，因此也是保障地名文化恢复力的关键。然而，目前案例地关于蒙古语地名的文献记载尚且较少。究其原因在于：其一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相对落后，有文字的历史较短，关于地名的文字记载更是稀缺；其二，游牧活动流动性强，聚落稳定性差，地名难以保存和延续。

来源：《干旱区地理》2022年1月7日

作者：陈晨汪丽程林

选稿：何铂羽

编辑：邹怡思

校对：郝志坚

审定：张纯瑜

责编：刘优华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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