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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亚萍，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穆白玥，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本科生。

一

研究缘起：性别、技术与少女文化空间

在实践者视角中，Lolita是拼贴多种复古浪漫意象和童话幻想元素的穿着活动；在公众视野中，Lolita是穿小裙子、心理不成熟的准成人。参与者意识与大众认知之间的落差，以及这一落差与非集群化、易变的日常协商行动（穿着）之间的关系，是本研究探索的起点。与Lolita文化的其他经典起源不同，本土“千禧后”少女对Lolita文化的转译，涉及转型期的社会性别结构、交互数字技术、少女因应媒介化的生活世界的“数位技艺”（钟蔚文，陈百龄，陈顺孝，2006）之间的互动关系。

Lolita主体的自我命名，是少女对“萝莉”所代表的男性气质化的大众话语的协商。萝莉是成人男性规范对成长期女性从属者的命名（Savage，2011）。在小说《洛丽塔》（Lolita，1955）这一经典起源中，“洛丽塔”是中年男子亨伯特气质并置的洛丽塔，兼具威胁性、吸引力和从属性。作为被看客体的洛丽塔，彰显了成熟男性规范的中心位置。

Lolita的第二种起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知识分子的少女崇拜及其心理补偿机制：在近代日本社会转型剧变中失去确定性的主体，通过童年依恋、迟滞走入成熟的表达，缓冲焦虑（Kinsella，2006）。这种集体焦虑在1980年代新自由语境下重返：出现在流行文化中心的少女，被承受教育和就业压力的御宅族捕获、转化为窥淫对象（Kinsella，2014：128）。后工业社会的就业结构转型要求年轻女性为雇佣和消费领域提供弹性、非正式的劳动，女性成为文化市场的生产者，这为男性中心的文化幻想带来张力（Kinsella，2006）。被赋能的少女通过穿着Lolita服装，将欲望投射到遥远的欧洲或浪漫的宫廷，自主建构性别气质，行使自由选择权。

作为少女的自我营造实践，Lolita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找到新的土壤。21世纪初，中国加速涉身全球市场，媒介内容跨国流动，个人主义价值观合法化，数字网络技术以商品形式被个人所有；初代实践者在2001-2004年间猎取日本Lolita衣着时尚的符号，将其改编为本土的女孩诗学（黎诗琳，2019）。2014年后，由于互联网资本对青少年文化消费市场的开拓，Lolita服饰文化被嵌入二次元形式，投入青少年和更广泛的消费者视野（黎诗琳，2019)，Lolita参与者作为青少年文化实践者，其主体意识问题吸引了本土研究者的目光。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理解Lolita文化身份的问题视为一个关乎文化研究潜在的认识论转型的理论问题，即，在千禧年后的媒介化环境中，对身份意义的建构是否仍以理性的主体、集体的身份、旗帜鲜明的立场展开？

后亚文化范式作为认识转型的症候，对身份政治的分析，需要导向更微观的情境，考虑更多变量，包括现代化程度、种族、民族、性别和新技术的分化作用，风格分析的关注点，转向实践、述行、品位、惯习、文化资本等语境化、物质性的方面，以识别主体位置的可变性（Weinzierl & Muggleton，2004）。我们对本土Lolita参与者的研究尤为关注穿着的情境，将风格视为主体与媒介化环境的生态关系，考察性别和新技术对身份和认同的中介作用如何在具身经验的维度展开。通过阐明少女与本土厌女的亚文化的协商关系，我们不仅有意识地规避亚文化范式的陷阱，也试图揭示亚文化研究的学术生产本身对性别权力结构的系统性忽视。

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的认识转型可以追溯到女性主义视角对文化研究早期发展阶段的贡献。性别视角的启示，呼应了后亚文化范式强调的非同一主体意识，两者共同指向了被集体理性逻辑所遮蔽的分化经验。基于此，本研究尤其关注Lolita实践者偏离同一身份、统一表征的实践，这是本研究区别于亚文化框架的根本之处。在性别视角下检视穿着和姿态，风格指涉性别化的意涵。我们从女性主义物质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理解风格的赋义过程，尤其关注前语言秩序的经验：少女与衣着人造物的关系。理解少女的赋义活动，需要考察女人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私人经验领域展开，分析使用过程如何规范和协商性别身份。少女与产品的交往所潜存的性别政治，不同于女人群体在公共场所集体在场、争取性别平等权利的运动。我们将身体与穿戴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视为私人领域的具体形式，检视个性化使用产生的意义与文化环境为Lolita参与者赋予的期待之间的距离。

从物质经验层面分析少女的服饰时尚，也呼应了服装和时尚文化研究转向身体和实践的倾向。时尚和衣着不仅是文本或话语，更是情境化的量身设计活动，这种“身体衣着”路径要求我们关注身体在衣着中的位置和意义，发掘和理解人与物形成的亲密关系（Entwistle & Wilson，2001：2）。本研究为理解这一关系加入新技术的维度。

二

研究问题与方法：穿着经验与意义阐释

当我们将性别和技术加入对于本土Lolita衣着实践的考察时，我们重点分析两个方面：1.参与者如何使用网络技术；2.媒介化环境的性别结构及其规范作用。基于此，我们还原受访者自我叙事中的前语言经验、与环境的互动，探究参与者的自我阐释。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本土Lolita实践的性别意涵为何、表现在什么地方？2.Lolita实践者的穿着具有什么特征，意味着什么？3.Lolita参与者如何构建认同？4.本土Lolita拥有何种类似“卧室”的独特文化空间，数字网络对这一私人领域的作用是什么？

在数据收集阶段使用了混合方法，以便扩大样本量、在分析阶段进行多方面的对比和阐释。我们首先通过社交网络招募受访者，发布电子问卷。由于实践者对受访较为谨慎，我们仅回收到22份有效问卷，其中部分参与者接受了深访（我们意识到这种保留态度揭示了主体对网络群聚的回避倾向）。辅以滚雪球抽样，我们继续寻找受访者，最终展开了10个口头深访和5个文字形式的深访（表1）。访谈从穿着风格、媒介参与、公共可见性、性别意识四个维度获得Lolita的自我叙事，并根据这个阶段的材料收集和分析，进一步从人—物关系、经济支持、家庭与审美方面对受访者回访。

为了考察实践者与泛二次元媒介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综艺节目、社交视频中的Lolita形象作了相应的数据收集、编码和分析。我们首先选择节目资源和流量集中的视频平台（爱奇艺、优酷），以“Lolita”“洛丽塔”“Lo娘”为关键词检索，获得相关节目样本；其次，根据深访数据，我们获得对受访者而言较有争议的节目样本（如《创造营2020》）；同时，我们检索社交平台（微博、QQ、抖音），获得有关“Lo娘”的视频样本。我们从肢体动作、裙装元素、视听框架三个方面，对样本进行编码，获知Lolita在社会视野中的呈现模式和涵义，将其与实践者的自我叙事比较分析。

表1：受访者资料

三

成为“Lo娘”：扮演父长制的从属者

“Lo娘”（音：萝娘）指的是穿着Lolita服饰（即“穿Lo”）的女孩，精心装饰的身体外观是其唯一真实的表达方式。通过并置一系列元素，穿着过程实现了Lo娘的审美自主。Lo娘在调度元素的穿着活动中，实践个性化、多元差异化的表达。既有研究大多将Lolita抽象为甜系、古典系、哥特系、汉系四大类（宁佳磊，2019），但在实际穿着时，Lo娘会跨越边界精心混搭，甚至形成“痛Lo”这一实践，即混合穿着Lolita与日常服饰的爱好。痛Lo实践者强调穿着的日常实用性，比如将JSK（吊带裙）和卫衣搭配，体现了展演根据情境调适风格的特征。参与者会根据社交场合选择不同元素，构建自我形象。认知的加深、人生的进展，会带来风格的突变，穿Lo调节着内在经验和外部姿态。身体衣着构成某种屏幕界面：既看到自身又可在其上操作，Lo娘借此面对语境并持续衡量调适。借由装扮，少女调节着自身与象征秩序的张力关系，这也揭示了成年独立女人直面的更大压力。

Lolita作为创造性的装扮，彰显了少女对从属性气质的积极利用，在进入具体语境时影响社交剧场的情节。在访谈中，将Lo概括为类型，是会被受访者嗤之以鼻的，Lo作为风格，指涉的是少女的展演能动性、自我安置的易容癖，并非指标性的元素罗列。实践者对Lolita的能动转译，体现为她们依据身处的本土儒家文化现实、对日本早期Lolita繁复服饰加以筛选的过程。印花与相对简洁的版型（如吊带裙、半裙、小高腰）是早年本土Lolita的偏好，华丽的元素旨在彰显脱离日常生活但因此更能表现自由快意的审美意识。从华丽到简单的改编，体现出少女的自我约束。为了既彰显自由又缓冲压力，“娘”的自我命名，赋予自身以传统从属性女人气质的遵从性内涵，调和“夸张”能指带有的挑战性，比如受访者“会尽量多加一些可爱的元素”。Lo娘与“Lo汉”（音：萝汉）的区分，彰显了“娘”对异性恋性别秩序的反讽式指认。这种自指首先意味着家庭秩序中的男性气质目光对温柔照护的性别主体的召唤。同时，“娘”也指涉“女儿”“姑娘”（むすめ，musume），即作为孩子、区别于成年女人的脆弱性和受照护身份，确认了Lo娘在父长规范影响下的主体化过程：尚处人女的姑娘承诺成年后的妻母责任，与父长制达成契约，在不改变性别结构的前提下，获得少女期的自我支配权。这一契约决定了穿Lo的政治暧昧性：借由身体赋能闯入公共空间，并没有带来公共场域中主导性规范的改变。

Lo娘的性别展演有可能成为Butler（1988）意义上的、通过重复表演性别符码而对文化规范施加反讽作用的实践：借由对成人男性气质所规定的女孩气质的前台化展演，父长制规范的约束作用从隐含变得可见。然而Lo娘对女人气质的装扮也使其易于被网络空间的男性目光驯化。这在中国本土高度性别化的数字参与式文化中具有复杂的意味。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中，即便是反主流的精英，在表达身份政治和不满、创造新的语言秩序、掌握网络空间主权时，也是以物化女性身体为代价的。“娘”的性化形象承载了“越轨”男子投射的欲望，这种政治晦义的存在，意味着本土少女对“娘”的性别气质展演容易被公共象征秩序歪曲赋义。

四

千禧后独生女：Lo娘的家庭起源

受访者的“入坑”时间，最早为初中三年级，更多在大学阶段。在前成年期的家庭场域，穿Lo引起长幼间的冲突，参与者因此遭遇亲密的社会他者的目光。长辈的目光反复让少女感知社会期待和文化规范的在场，家庭成为社会性别秩序的中介。在严密的家庭监控制度中，“卧室”的物质实体很难成为Lo娘的私人专属空间。受访者频繁提到，“入坑”期的穿Lo行为会被母亲视为“幼稚”“不日常”。穿Lo作为事件，鼓励少女面对和处理约束，Lo娘从中学习测试社会规则的微妙底线、调整自我表现，有的Lo娘“为了迁就家人就不太穿Lolita了”，有的参与者选择察言观色、减少穿着上的威胁性，多数参与者在面对质疑时，磨练出表达上的信心和遇事争取的决心。这些持续的衡量调整活动，构成了Lo娘的自我教育。

受访者大多是千禧年后出生的独生女，父母对于女儿的无条件“富养”（张婧楠，2019），既支持了女孩的情感富裕和经济自由，也为其设定了依赖性的位置：理想的女儿是顺从的孩子，认同于家长的权威。在家庭外，独生女则承受来自同侪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也经由父母的期待，内化到家庭领域。受访Lo娘的中产家长以授权的方式容许女儿有选择自由，也以新自由市场的规范要求女孩，期待女儿在男性主导的教育和就业中，获得超越性别不平等结构的竞争力，家庭教育中的“去性别化”和“再性别化”双重话语（Liu，2014）在Lo娘身上施展作用：既强调温柔、美，也要求进取心。

本质化女性气质的装饰、姿态，体现了Lo娘对性别位置的觉察，多数受访者自觉为Lo裙赋予性别身份，“坐在漂亮的沙发上，喝下午茶的贵妇”的理想穿Lo场景，蕾丝等设计的色彩、形状、剪裁，符合成人世界认可的女人品质。反过来，穿着也构成了随身约束的性别化物质环境，鼓励Lo娘让自己“变得优雅、温柔、美好”。中性风格如“基佬装王子风”的存在，表达了Lo娘对二元性别规范的反身协商，试图超越特别严格的性别限定。但这种表达大多被强调“个性”的修辞掩护，模糊了挑战性别规范的意味。

父母是新自由儒家性别话语的中介。Lo娘与母亲的张力关系，投射出转型社会为女人赋予的双重职责：在市场经济中承担工作场所的劳动，在父长制要求下从事家庭非正式劳动，包括为家人选择日常用品的消费活动。在家庭中，负责将少女召唤为性别政体中的被管理者的，是内化了性别规范的母亲。很多受访者表示，她们“和父亲不是很亲密”，自己和父亲缺少共同话题，自己的爱好与穿搭，没有和父亲沟通的必要。穿Lo的冲突多数以母女冲突的形式展开。虽然如此，女儿的审美实践，也影响母亲对美的鉴赏力。受访者表示，Lo裙强化的女人气质带动了母亲“疯狂购入连衣裙，而且是越花越好，颜色越艳丽越好”。于是，穿Lo的赋能感，不仅在于Lo娘对自身的创造，也在于Lo娘对环境的影响。

五

脱胎于数字理性的感性经验：

少女和裙子结盟

在与家庭场域重叠但不融合的空间中，数字网络中介了Lo娘与Lo裙之间的关系、Lo娘的自我认同。Lo娘与Lo裙的关系始于少女通过网络交换活动，创造人造物的社会生命、商品的个性价值的道德经济过程。穿Lo的前提是千禧后少女的经济自主，Lo娘虽然仍是父母眼中的孩子，但已有相当程度的可支配收入，参与者表现出成熟的财务意识和务实追求欲望的能力，除了来自父母的生活费，她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理财和兼职。

Lo裙不是一般批量生产的裙子，而是被赋予了情感和审美价值的人造物。尽管Lo裙和其他裙子一样，也需要工厂加工制造，但是Lo娘对Lo裙的获得和驯化过程，将人造物转变为手工艺品。手工品和一般消费品的价值差异，首先反映在价格上。一条质量尚可、设计原创的国牌Lo裙，即便是非华丽款，价格一般也在300-600元左右，对于大部分中产家庭女孩来说，需要稍微“踮一踮脚”（比如攒钱、兼职等）才能获得。为了购买某条裙子而“去打工去努力”的劳动，为裙子附加了情感价值，开启了Lo裙的社会生命。裙子的元素越丰富、图案越复杂、视觉吸引力越大，店家为裙子配套的文案越曼妙，Lo裙的价格就越高，获得Lo裙就需要交换越多劳动，拥有Lo裙的满足感就越强，物品与穿着者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和特别。通过鉴赏裙子的触感、质地和图案，Lo娘确定裙子的价值是否符合付出的劳动，这一个性化的过程揭示出交换者在“道德经济”（Kopytoff，1988：64）中的积极作用。

Lo娘以定制者和监工的角色，介入Lo裙的设计和生产，Lo裙因此脱离标准化批量生产的语境，拥有期待视野和生命史。与品牌服饰不同，一条Lo裙的获得一般包括两个阶段：在“图透”阶段，店家向社交网络上聚集的同侪社群（店家的QQ群及官方微博）发布设计图、打样图，被吸引的购买者支付定金后，店家根据定购数量制作裙子；在出货时，只有付过定金的购买者才能支付尾款，最终为裙子署名。这是Lo裙独特的“定金—尾款”支付模式，它拉伸了交换和使用的间隔，放大了期待的快感，购买行为有了建构审美人格、承载个人参与厚度的意义。

从网络交换环境诞生后，Lo裙进入Lo娘的随身穿着领域。少女借由衣着装扮，协调身心关系，并作用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首先，“小裙子”与“我”的关系，被用来超越生活世界的压力和挫折。少女将Lo裙当做“宝藏”嵌入日常语境，开启新情境。“宝藏”的效力源于超现实的视觉性：Lo裙拼贴了羊腿袖、娃娃领、油画印花等复古情调的元素，激活了童年、梦境、历史、想象，为Lo娘提供奔向幻想世界的入口。发生在学校、家庭、初入职场时的不愉快、挫折，在穿上Lo裙时被改变。借由穿着改变现实中被动处境的积极转换能力，是年轻女性的“自我主体化技术”（Gill，2017），脱胎网络的Lo裙，成为一种“自我改造”（Elias & Gill，2018）的媒介，驱动少女自我修复。

其次，裙子的魔力，源于穿着的触觉探知作用；对裙子的感知，是自我和世界相互运动、相互启蒙的触发点。受访者提到，“比起普通衣服，（Lo裙）更像是一个皮肤”。少女在与人造物共同构成的肉体中运动，从中摸索自我和世界的边界。通过诸如“转圈圈”等触知动作，裙子为感受者显现独特的美感甚至性格，人在对物的感受中拓展自我认同的空间。人造物被具身为“友人”，穿着者根据品牌、裙子的故事背景和外在形象以及购买裙子的经历，为裙子制造“人设”。裙子作为无言陪伴和玩耍的友人，与穿着者拥有共同的记忆，人造物在穿着仪式中拥有了生命力，Lo娘借此获得了专属领域。

第三，Lo娘将裙子当做印象管理的媒介，嵌入日常交往情境，积极影响社交心理和关系，将人与物的同一性延伸到社交剧场。穿Lo激活了视觉符号的施为性，引发某种期待效果。在节日、生日情境中，Lo娘根据氛围穿着相应视觉元素的裙子，在感官性的社交活动中，Lo裙是激发少女与世界共同运动的能动体。

受访者对Lolita文化的认同，更多是通过与裙子的联盟而非与网络“同好”的结盟。很多Lo娘的“同好”是已知的同学或朋友，网络不具有凝聚Lolita社群的向心力，大部分受访者与网络Lolita社群保持距离，不稳定的网络关系被Lo娘视为“泛泛之交”。有意发展切身经验和深度联系的愿望，构成了一种新的模拟关系，Lo娘将其称为“三次元”好友。不同于“网友”，“三次元”好友虽然也会在线上交往，但是锚定于一对一关系。“三次元”强调基于网络又偏离网络的物质性：不仅要求肉身共同经历，也要求共享与物的联结旨趣。漫展、“茶会”（即穿着华丽服饰的Lo娘的聚会）等线下社交，将少女与物品的关系异化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造成了自我认同的干扰，参与者对此会极力避免。

六

穿得“成熟”“正常”：Lo娘的穿着政治

通过分析Lo娘与ACG亚文化的暧昧关系、与泛二次元话语的冲突关系、与中产家庭审美规范的关系，我们看到，媒介化的环境为Lolita实践者带来了压力，通过调校穿Lo风格，Lo娘与厌女话语和儒家规范保持协商。风格于是成为一种在变化的社会界面上持续衡量和调整的操作过程。

Lolita是捆绑于日本ACG文化进入中国的，常被混淆为ACG的亚类型。参与者挪用ACG少年的“中二病”自嘲，解释Lolita建构理想乌托邦的心理，这意味着ACG有时是Lolita的权宜之计。ACG是Lolita参与者获取文化资源的起点。但是，Lo娘对其中的男性目光是警觉的，ACG的男性气质化，突出体现为将粉色等同于可爱女性的意指，无视Lolita实践的多元易变性。于是，Lo娘的自我认同涉及到与ACG文化的脱离，成为Lo娘的过程关乎“从整个的泛ACG文化转移到Lolita”的转变。

相比消费ACG产品，Lo娘倾向于欣赏自我生产的视觉文本。比起被专业的摄影师拍摄写真，许多Lo娘更喜欢自拍，自拍是Lo娘积极生产审美经验的客体化形式，Lo娘在自拍中的位置，并非产生异性恋快感的客体。受访者表示自拍是一种日常惯例，在贴身记录设备的鼓励下，Lo娘将自我转化为纯粹的审美对象，保留在私人领域。即便参与者会用美颜滤镜修饰形象，但一般不会将自拍放到社交网络上公开。自我观看的目的，是为了穿Lo的效果更理想，即更接近“玩偶”“人偶”或“BJD娃娃”等超越人性的状态，这种镜像认同目的，尤其体现在对着镜子自拍的举动上。“偶”是不被二元性别规定的理想状态，以“偶”自比，意味着对异性恋规范的超越。“偶”在体验上是有阻力的，比如“在地铁上无法坐下”“如厕时不得不将裙子整个抱起”，Lo娘从代价中确认了自由和改变惯性的虚构力量。

泛二次元大众文本塑造出Lolita的矮化表征。在男性气质化的流行文本中，Lolita被建构为可爱、华丽、廉价、非理性的萝莉。综艺节目中的萝莉，是心理发育迟缓、过度消费、不正常的成年女人，为节目提供噱头和收视率。在Lo娘意见领袖谢安然参与真人秀节目《创造营2020》后，Lo娘区别于萝莉的独立性和穿搭审美品位得到了强调。但是，为了吸引更普泛的受众，节目将这个改良版的Lo娘扭曲为人们更为熟悉的“二次元爱好者”。短视频则频繁以幼儿化的口音、故作可爱和天真的姿态、举止中的性暗示（如裙摆撩起、咬唇吐舌）呈现Lolita形象，使其接近二次元动漫中男性目光的承载者。孩子气在这种话语中，变成了低级和性感的能指。参与者将矮化形象命名为“土味Lo娘”或穿“山”（山寨版Lo裙）的Lo娘，拒绝有廉价意味的“土味”元素，如轻薄的布料、粗糙的印花技术（印花照搬网络素材而非画师原创设计），高饱和度或荧光质感的粉色、黄色、蓝色，以及洋娃娃形象的羊腿袖、风琴褶和玩具、甜点、水果等图案。

“萝莉”和“土味Lo娘”构成了泛二次元的厌女话语，影响了Lo娘的日常生活，给她们带来了实在的压力，受访者感到“有些害怕”。在Lo娘的幻想中，幼稚指涉的是超越现实的童话乌托邦，而泛二次元话语中的幼稚，意味着来自成人男性权威的指责：外表已成人、但心理依然留恋童年的“巨婴”。面对压力环境，Lo娘向日常、优雅、复古方向调整穿着，以此塑造Lolita成熟、高级的内涵。花卉、油画、洛可可装饰品等象征典雅的元素受到青睐，草莓图案等标榜可爱的甜系则受到鲜明抵触。即便自称“甜娘”（可爱风格Lolita的爱好者）的参与者，也表示可爱需要被稀释到“微微甜”的程度。有些Lo娘开始对面料、质感、工艺提出更高要求，“质感不好”“不耐看”的裙子有卑贱的意味，这些区分活动型构了穿Lo的感官政治意味。

“正常”作为调适穿着的尺度，源于中产家庭偏好中庸保守的鉴赏力。受访者提到，母亲会阻止她穿着“太出格”的裙子，Lo娘需要对视觉元素合理调度，规避“奇怪”的观感。很多Lo娘曾经从“正常”渐进到“夸张”，从而争取环境的接受。有时，Lo娘会穿着“常服”以规避可能的压力；“常服”大多是运动休闲、去性别化的衣装，不仅穿着成本低、舒适度高、便于行动，更取消了“反常”的风险。谨慎追求个性的异装癖姿态，使Lolita参与者的穿着政治区别于张扬的朋克青年。以“full set”（即包括裙撑、假发、鞋子、袜子、包、配饰的全套装扮）形象示人的Lo娘，是最具视觉冲击力因而最“奇怪”的，但在我们的32个样本中，只有两人是“full set”实践者，其中一人在入职后已经放弃了这种穿法。在现实中，“full set”只有出现在漫展等ACG文化空间时，才不至于显得过于“奇怪”。

七

总结：穿Lo作为后数字境况中的超具身实践

本文探讨了Lo娘所代表的数字时代的少女，在与Lo裙人造物的结盟关系中做出的物质性表达。透过女性主义后亚文化视角，我们着重考虑了性别和技术对Lo娘易变的审美表达的中介作用。我们看到，赋能的数字网络技术在与本土性别结构的相互作用下，构成了非中立的物质环境，获得自由选择权的Lolita参与者不得不与其中的儒家规范和厌女话语持续协商，这使Lolita的风格具有非连续、非统一的特征。

首先，网络技术的新自由赋能，鼓励和满足了千禧后Lo娘的自主性：通过同侪网络，Lo娘成为设计、交换、获得个性物的道德经济主体，为Lo裙商定情感价值。其次，私人领域的性别规范化，推动了少女文化空间的转型：“卧室”已经不再是少女专属领域，母亲等长辈的监控目光，将家庭场域公共化、规范化，将“正常”“成熟”等中产男性气质化的审美标准嵌入衣着惯习。少女在穿Lo引起的冲突事件中获知新自由儒家父长制性别规范，以“娘”这一性别化从属者的方式自我命名，揭示了以伪装换取自由的能动性，身体衣着构成了主体用来协调自我认知和社会期待的动态界面。第三，由于中国本土参与式网络和泛二次元话语的厌女压力，Lo娘对媒介化的公共空间中的群聚怀有不信任甚至恐惧，网络因此无法成为“卧室”的替代性、解放性的文化空间。Lo娘的专属空间退缩到随身随时的身体衣着范围，通过与个性物以肉身情感化的亲密方式结盟，Lo娘找到了以自我认同为中心、逃避群聚认同的专属领域，即“三次元”空间。

“三次元”是对“一次元”（秩序）和“二次元”（想象）的辩证转化，也就是说，“三次元”是现实被想象所中介、经验意识将数字网络理性扬弃之后，发展出的新的质性阶段和意识构型，这呼应了一种更广泛的“后数字”（Berry & Dieter，2015）境况：在数值计算技术已经嵌入生活的织体后，主体通过新的模拟制式活动，既依赖又否定数字制式逻辑。Lo娘对新保守主义群聚空间的逃逸，体现了后数字生存挣扎。本土实践揭示，后数字境况与后亚文化身份相互影响：穿Lo作为模仿活动，鼓励随身、易变的感受，这支持了弥散、非集体抵抗、非英雄主义的后亚文化身份，后者反过来鼓励了主体对新的生命形式的创造。同时，在非西方语境中，这两种倾向与本土的性别结构相关。

Lo裙作为基于并逃避数字化融合趋势的、新的模拟格式人造物，体现了Lo娘对数字文化深层的父长制、厌女症的因应。也就是说，穿Lo并非肉身与网络定制物的简单融合，数位技艺不只是面对数字界面的技艺，也是在现实的压力与想象的自由之间持续衡量调整的操作能力。身体衣着范围内的多变混搭，体现了Lo娘代表的后亚文化主体对切身度量、环境感知、自我认同等亲密物质体验的信任和熟练，这得益于现实被媒介化后的生活世界的交互性：生命在持续衡量调整的操作中滚动式展开。当数字革命已经以基础设施的形式变成必需品、重塑了物质环境后，依赖数字网络、同时否定数字格式的实践，正在产生种种新的社会惯例，构成分化的物质化生命形式，文化研究需要关注症候性的数位技艺，探索媒介化环境中非连续、非统一的身份意义建构的理论价值。穿Lo作为数位技艺，代表了后亚文化主体在后数字境况中的“超具身”能力：模仿非数字感受，否定性地保留数字网络理性（Lo裙是基于数字可供性的模拟物），在数字网络和肉身实践之间协商，而非超脱数字网络。

穿Lo等超具身实践带来了不同于集体抵抗的另类政治的可能性。但是，少女文化对集体认同的取消、对前语言私人领域的执着，也使其政治意涵具有极大的暧昧性，斯帕克（1995/2018:203）担心：“女性通过她们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获得的自由，在政治上是不具有力量的解放，而且实际上必然没有被承认。”Lo娘的弥散实践与女性主义者的期待之间的张力，提醒我们女性主义政治在后数字境况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与其思考女人如何争取主流文化的承认或挑战主流文化，不如反思群集化的政治观念是否有效，承认和鼓励自我启蒙的非群集行动对于性别化的媒介化环境的持续协商，这要求女性主义者关注女人对价值非中立的人造物的具体、持续的设计性使用。本研究期待知识生产活动可以变成一种对于后亚文化主体的社会性承认活动，推动人造物使用中的政治可能性从隐秘变得可见。我们期望在未来的研究中，拓展本研究对于后亚文化主体、后数字境况、超具身实践的理解，使其成为女性主义政治和文化研究的一种有效思考方式。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0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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