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饶议科学、上海科技等

近日，饶毅在其公众号“饶议科学”发文《不仅听怎么说的，更要看怎么做的：‘家天下’属于任何解释都无效的问题》，暗指蒲慕明院士在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搞“近亲繁殖”“家天下”。此文疑似回应蒲慕明院士提出的“三个反思”，再次掀起学术圈热议。

回复全文如下：《不仅听怎么说的，更要看怎么做的：‘家天下’属于任何解释都无效的问题》

有些人言行一致，有些人言行不一。

有些人，说的时候冠冕堂皇，但其原则和大道理只适用于其他人，只要涉及自己、自己亲戚朋友、自己单位，就不适用，甚至做得非常差。

我曾经很长时间不能理解蒲慕明教授，后来发现，如果区分其言论和行为，就知道问题何在，就常常能解释他的问题。

这样说，并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可以找到大家能够验证的例子，例如：蒲慕明在美国待了四五十年，对应该避免近亲繁殖的基本概念，应该是很熟悉的，他不可能说任人唯亲是好事。

但他领导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二十多年来坚持近亲繁殖。

现在共48位研究员的研究所，粗略算起来有13位与他和他的夫人密切相关，一般是他们的研究生、博士后、或者博士期间指导并共同发表过学术论文。也有亲上加亲（既是他的研究生、又是他夫人的博士后），可以参与全国的脑计划经费规划管理的工作。

成立于1999年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近年改称：“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其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就是蒲慕明夫人的博士后。

这位后继领导人，继承蒲慕明的方式，也把自己的一位研究生和一位博士后招成了研究员。

自己夫人的学生成为继任领导者、自己和夫人的学生成为研究员、继任者的学生也成为研究员，如果出现一次，两次，怎么解释都可以。如果出现十几次之后，还有人敢解释“这不是家天下”，那恐怕要假设全中国都是傻瓜。

近亲繁殖，对学术发展有很多问题，不言而喻。

一个单位，有些时候有非常突出的学生或前学生，可能出现到处抢，招聘一两个，可以说的过去。但一个单位，五个人是领导人自己的学生，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必定是近亲繁殖。

中国很多单位，过去近亲繁殖问题很严重。不仅影响学科发展，而且导致人事纠纷。

我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之后，首先就把学术委员会的老院士换了，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他的学生是前院长、学术委员会有几位他的学生，而且我自己还任命他的一位学生任学院副院长。这样，开展工作就会出现问题，为了工作，必须让他卸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当时学校支持我，但很紧张，以为老院士会不满意，事实上，老院士通情达理，没有提反对意见，是北大生科院早期平稳改革的重要一环。

北大全校人事改革成功的一条是处理了不合理近亲繁殖的问题。

我长期参与北大理工科人才小组，见证全体专家大多数如何认真工作。

北大理科院系的近亲繁殖大幅度下降。

有时校领导的学生被提名到委员会讨论，但如果这些学生学术不突出，或者学术突出但与导师不能独立分开，或者学科设置重叠，都被投票所否决。有一位学院院长新到北大，不知道理工科人才小组的“厉害”，当其提名的人（校领导的学生）被否决时，当初快哭了，全场一时不知所措，我打破了尴尬，告诉他：你不用担心，领导自己在这个委员会也同样投票否决其他院系的近亲繁殖。

北京大学邓兴旺教授是华人植物生物学杰出的科学家。但他全职回国后，只要提名自己或夫人的学生在北大工作，一般都被否决。他有一位学生的研究非常突出，同样被北大否决，但成功地获得清华录用。这样他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而且不被人长期怀疑是否一直需要依赖自己的导师。

蒲慕明教授及其夫人，还有他指定的接班人，如果培养学生特别优秀，就不应该大量放在自己的单位工作。

今天的中国，极少单位还有“自己的学生，成为夫人的博士后，再回自己单位任职”的模式。中国有些地方和单位很严，出现这种模式可能会被人追究如何排除利益输送。

我主持的北京大学麦戈文脑研究所，和我参与主持的北京脑科学中心，不仅没有自己的学生，而且连做一个果蝇的都没有。

因为我主张放手让研究员组成的委员会自主，他们对果蝇的偏见我懒得纠正，因为首先需要大家知道研究单位是公家的，不是研究机构负责人的。这一点，比其他都重要，特别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空间范围内。

附录：蒲慕明家系在自己研究所的研究员（按2022年1月神经所网站）

xxx，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副主任。2002年至2005年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做博士后工作（导师：蒲慕明夫人）

xx，2013年至2014年在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导师和论文通讯作者：蒲慕明）

李澄宇， 2004年于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导师：蒲慕明），2004 - 2009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导师：蒲慕明夫人）

xxx，2010-2016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导师：蒲慕明）。2016-2020年期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导师：蒲慕明夫人）

xxx， 2015年至2017年在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从事在职博士后研究工作（导师：蒲慕明夫人的前博士后、现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xx， 2006年至2013年就读于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导师：蒲慕明夫人的前博士后、现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xxx， 1998-2004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共同导师和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蒲慕明）

xx， 2003-2010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获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2010-201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导师：蒲慕明夫人）

xxx, 2006年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蒲慕明）

xx， 2003－2009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蒲慕明）

xxx， 2003- 2010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获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导师:蒲慕明，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蒲慕明和蒲慕明夫人）

xxx，2000至2005年期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导师：蒲慕明夫人）

xx， 2015年至201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工作（导师：蒲慕明夫人）

观察以上记录，不是追究这些人的个人，而是单位领导人的责任和单位的体系、文化、问题

仅仅三日内，因“中国脑计划”引起的争论，两位教授已多轮过招。

事件最早起源于1月23日饶毅教授发文《中国猴计划应该缓行》，直指“中国脑计划是我见过的最差科学经费管理”。

一些细心网友早在这篇文章中就发现了项目组建中“近亲繁殖”的问题，专家组总召集人蒲慕明教授指定自己的研究生，其太太的博士后李澄宇为项目主持人，丝毫不规避利益冲突。

网友直呼，一个耗资31.48亿人民币“脑计划”不应该成为个别科研人员圈钱之作，尤其是国家经济面临诸多难处的时候。

当日，认证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官方微信“上海科技”公众号刊发文章《对话蒲慕明院士丨百亿级国家战略启动后，2022“中国脑”如何再出发？》，疑似蒲慕明院士对饶毅教授质疑隔空回应。细读文章，内容只提脑计划“反思—再出发”，但对项目管理混乱避而不谈。

回复全文如下：《对话蒲慕明院士丨百亿级国家战略启动后，2022“中国脑”如何再出发？》

“2022年，‘中国脑’要再出发！”

2021年末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

蒲慕明向上海科技表示：

“如果要再加一个词的话，那就是——

反思，再出发！”

蒲慕明说：“基础研究的终极目标，除了对自然界外在宇宙的研究，还有对人类内在宇宙，也就是对人类大脑的研究。”

人脑拥有近1000亿个神经元和100万亿个连接，是科学中最大的谜团之一，也是医学上最大的挑战之一。为此，脑科学研究成为各国科技发展必争的前沿高地。我国也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上升为国家战略。

然而时至今日，人类对大脑运作的原理仍然知之甚少。

这是一个投资规模会比现在任何一个重大专项都有数量级上飞跃的赛道。

2021年9月，酝酿6年多的“中国脑计划”在千呼万唤后终于正式启动了。

中国脑计划是“脑科学与类脑科学研究”，其中涉及59个研究领域和方向。整体规模有望达到百亿甚至千亿级，比肩美国脑计划。

而蒲慕明在脑科学领域的科研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跋涉攀登。

“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所。”世界神经科学领域有极高声誉的格鲁伯基金曾这样评价蒲慕明。

1999年，蒲慕明出任中科院神经所所长。

2009年，蒲慕明组建了脑疾病研究中心，开创性地建设了非人灵长类食蟹猴基地、绒猴基地、脑功能磁共振成像平台以及干细胞研究平台等。

2014年，中科院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在上海成立，蒲慕明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现已扩展为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2018年，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下称“上海脑科学中心”）正式成立。

脑科学未来10年的发展，从2022年便正式开始了。“再出发”是重整队伍再出发，是直面我们未来的挑战，包括前沿科学的挑战，包括国际科技竞争的挑战。

——蒲慕明

以下为蒲慕明院士对“2022年脑科学再出发”的三个反思——

反思一：

是传统小实验室还是团队攻关？

脑计划专项主要是针对社会需求、前沿需求，包括社会、经济、健康等需求。而实现这些需求需要我们重整队伍，形成团队协作攻关，而不只是注重各个实验室的个人独立探索。

虽然自由探索是脑科学的传统，但是这种模式不能让我们面对现在的挑战。目前，我国脑科学的科研力量可能是美国的1/10，欧盟的1/4。所以，我们要想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能按照传统模式，一定要做应用导向的自由探索、基础研究。

反思二：

从0到1还是从1到100？

从0到1、从1到100都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有人做0到1的工作，这是源头。但是，也需要有人将它推向实际应用，这是1到100的创新。

真正有胆量到深海钓大鱼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不能希望每个人都做0到1的工作。绝大多数人应该重视如何将原创理论工作推向实际应用，要持续做而不是出了论文便终止。要持续发展，一定要让创新与创造结合。

反思三：

如何在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不再被卡脖子？

类脑计算被认为是打开通用人工智能的钥匙，也被认为是下一代的人工智能。脑科学的基础研究产生的新想法、新发现可以帮助更好的设计人工智能算法。

目前，国内的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速，在应用层面上世界领先。但是最原始的算法创新，主要使用的都是在国外开源的算法做增量式的改进，一旦面临“卡脖子”的问题，我们便会面临大问题。

所以，我们要面向未来，对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机器学习的算法，尤其是类脑器件等加大研究，而这些恰恰是脑科学可以提供的。

经过3年多的摸索，脑中心正逐步成为上海各个科研单位“脑科学研究”和“类脑研究”的协调单位，开研讨会、组织团队，推动平台建设，建设共享平台。

同时，脑中心还成立了“青年人才培育计划”，设立“求索青年研究组长”、“求索青年研究员”、“求索博士后”，通过脑中心给予分布在各个单位的青年人才特殊资助。通过这些求索青年，可以充分协同研究方向，碰撞思维的火花。

2022年，脑中心还准备大力推动脑科学的数据协调，推动数据的合作共享、统一化、标准化，将数据的使用和影响不断扩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

蒲慕明

“基础研究就像出海钓鱼，目标决定了方向、收获。如果是钓小鱼，你可以很快得到成果，迅速返航；如果是钓大鱼，你便要到深海中去，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

“再出发”同样如此，只有不断反思自我工作，积极配合时代需求，有目标、有方向地探索，才能不断地去追逐‘深海中的大鱼’！“

三天之后，1月26日，脑智卓越中心召开2022年度“立德树人”教育工作会议暨导师培训会议。饶毅教授以“立德树人”会议为文章开篇，在其公众号再度加码，直言蒲慕明院士搞“近亲繁殖”，一个单位，五个人是领导人自己的学生。

大部分科研人都表示“近亲繁殖”在科研圈相当普遍，“学阀”逐渐成为科研圈的独裁者。有幽默的网友强调近亲繁殖危害多，“隐性基因缺陷显性化”，真正有实力的研究员应该选择不在导师的庇护下独立研究。

但也有网友站出反对，称饶毅教授扒出的各位领导确实有真才实学，举贤不避亲也可以理解。

还有个别热心网友劝饶毅教授“用魔法打败魔法”，赶紧搞起近亲繁殖。

因“中国脑计划”计划牵扯出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每一个科研人员思考。究竟是应该举贤不避亲，还是不搞学术裙带关系，作为一名科研人，当你面临同样的问题抉择时，你究竟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