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开原创】年关往事：黄组长记事（谢文海）|主任|小组长|居委会|谢家|谢文海

□文/谢文海

我在自己的生活里，经常回想起黄组长。黄组长是一个最基层居民委员会的小组长，论职务，可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了吧。

我是跟着黄组长在居委会长大的。小时候，我认为居委会小组长是很大的官，因为，什么事小组长都要管。居民家中打架、吵嘴，东西被盗，小孩尿床、被子尿湿了没有木炭烤干；哪家小孩没工作，哪家没娶老婆，哪家女儿没嫁，等等，凡事都找组长解决，都是她的事，可以说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找到了她，好像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她就像一个老族长，德高望重，说话做事有份量。

随着时光流逝，我才知道，政府里最基层的组织是公社。公社下分若干个居民委员会，居委会下面分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选一位组长，小组长就是这样选出来的。

黄组长是赣州市解放公社南京路居委会第十一组小组长。她出身在旧社会，当童养媳长大，在“谢家大院”结婚生育六个子女，一个个把他们抚养成人。黄组长自己是个识不了多少字的家庭妇女，上过几天夜校识字班，学会了写自己名字。她为人正直、热心帮助别人，从一九五O年起开始担任小组长职位，一直到生命终结！

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紧张，居民委员会充当了重要角色。一个主任、一名文书，这两人是居民委员会里坐班的正式干部，下面设若干个居民小组长。主任和文书有工资发（每月八元钱），小组长则纯粹是义务，不但没有一分钱发，要做的事却一点也不会少。

印象中，黄组长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发各种各样的票证。那时，所有物质供应都要凭票供应，小组长去居委会文书那里领回票证，再通知每户人家安排人来自己家里领取，所有过程都是靠小组长一人承担。

这些票证里，粮票是最紧要的。当年，城市里的每个居民，均为每人每月粮食定量，成年人每月三十六斤粮、半斤油；如果是特殊体力劳动者，可发三十八斤粮。

那时代，劳动是很光荣的事情，如果谁是吃上三十八斤粮食票的，找对象也更容易，女性羡慕这样高大健壮男性。工厂招工也要招高大健壮的工人，谁进了国营企业当工人，那可是“铁板碗”生活无忧了，女孩也追求这“带饭菜票”的小青年。

当然，除了发粮票，还有布票、糖票、煤票、肥皂票、煤油票、猪肉票，过年时还要发酒票、烟票，等等。

黄组长住在“谢家大院”。大院是祖上留下的老宅，有一百多年历史，历经了清朝、民国、新中国等朝代更迭。大院古色古香，大门口青石栋梁，还有两个石墩，雕龙画凤，屋檐下雕有人物、狮、鸟、云等，两扇木质大门显得格外壮观。

进门一个进门厅，抬头可见“宝雪流辉”四个大字的木匾，字中镶有金粉。两旁原是马厩，后被改造为居住用房，再进去就是进门天井，中间安放一口大水缸，里面放有鱼草，养着金鱼。

我们小时候要在凳子上站着才能看到金鱼，再进去就是“谢家大院”的大厅了。两旁有四间厢房，中间安放两张两米见方的桌子（这就是居委会黄组长发放各类票证的台子和场所），再上去就是神台了，上面挂有老祖宗画像，香台上有香蜡及供品。再往后面就又是一小客厅，两旁都是住房，后面还有一个后花园，因住的人太多变成晒衣坪。

黄组长大名黄玉莲，她两岁就被送到这里做童养媳，她的父亲是乡下农民，因小孩太多，只好把她送人做了童养媳。小丈夫生在“谢家大院”，光绪年间，小丈夫的爷爷谢光彬，当时是个小税官，手里有一点钱，于是便建了这栋房子。谢光彬生了六个儿子，后这六个儿子又繁衍发展到100多人，整个大院人丁兴旺、热闹非凡（后因卫府里菜市场改造，“谢家大院”被拆迁）。

黄组长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成长的，她在这里含辛茹苦度过了一辈子，可以说，她没有享一天的清福，一辈子都是为他人而活。她没看过火车和飞机，也没出过远门，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赣州的城郊沙石镇和南康区潭口镇了。之后儿女逐渐长大，也有了经济条件，就想带她出去走走，可惜，她又因为不能坐车（一上车就晕车），只好作罢。

就这样，黄组长在“谢家大院”坚守了一辈子，一直心安理得地充当着她的家庭妇女角色，行使她的居委会小组长“权力”。

记得有一次，邻居肖家婆媳关系不和吵架了，黄组长正在家中做饭，外面传来“黄组长，黄组长，她们家又在打架了！ ”的急切叫声，黄组长二话不说，舀上一瓢冷水，对着厨房那口用了几十年、此时正被烧热的一米大锅，刷地一声猛浇过去，再盖上锅盖，人便三脚两步赶去隔壁劝架了。

还有一次，黄组长从居委会领回一年整个小组的猪肉票，就在“谢家大院”开始发放。整个“谢家大院”大厅里被围得人山人海，把方桌围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带自己私章在发放表上签字或盖章，领一个、走一个。

过去没有电话也没手机（谁家有电话肯定是很大领导或老干部了），只有相互传达，每户人家门口有人喊：“领猪肉票喽”，大家就赶紧去领。也有户主去上班的，就叫亲戚，或让弟弟姐妹代领。

到了中午，猪肉票快发完了，但仍然还有三户不在家的，也没安排人代领，黄组长就收拾好领回的猪肉票，用一块从破衣服上剪下来的灰色旧布，小心将猪肉票包好，并藏回房间大橱柜的深处里，自己就去给家人做中饭了。

第二天，有人来领肉票时，黄组长再找猪肉票时，怎么也找不到了，非常慌张，这怎么得了！

这时，有人提醒说： “不会是被盗了吧？立刻报警！ ”这下，整个“谢家大院”的人都非常紧张，从猪肉票“被盗”发现那天起，每个人都得被讯问，只要是其间来过“谢家大院”的，都被列为怀疑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问询，还是没有结果。追不回猪肉票，这可怎么办？

黄组长心急如焚。那几户未领到猪肉票的人家，上门吵架气势汹汹，其中有一人还口口声声断定是黄组长贪污掉了，这可急坏了黄组长。她本来就又急又伤心，一气之下，支气管扩张老病复发，脸色苍白，大口大口鲜血往外吐。

“快，快送医院！”有人喊。黄组长收住一口往外吐的鲜血，艰难地抬起手，制止大家：“我这是老毛病，没事的，叫大海（这是我的小名）去厨房给我把木油拿来就行！”

黄组长没有公费医疗，加上家庭贫困，为了省钱，一直以来，无论是大病小病，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她死活不肯进医院治疗。

我迅速跑去厨房，打开碗橱，里头一黄色搪瓷杯子，装有半斤茶油，我赶快取出，又跑回黄组长身边。黄组长吞了约莫两勺茶油，果真神奇，血不吐了。

大家平静下来。但是猪肉的事没完啊！这怎么办？黄组长说：“你们三家的猪肉票，我赔！”大家顿时都惊呆了：“你黄组长，自己家里都一大家子人，拿什么赔？”

黄组长挪动身子，进向房间，只听见吱的一声，橱柜门打开了，她在很多层的破旧衣服深处，翻出了自己家十几口人全年猪肉票，按三户人家各自多少，把猪肉票赔给了他们。

幸好，黄组长家人多，可以陪得起，这事也就算告一个段落。

但赔完后，全家只剩下一个人的肉票了，全家老小十几个人，几乎一年都是吃素，一点晕腥都没有。

黄组长看见自己家小孩没有肉吃，心疼得流泪。正好有一天，公社养鱼塘里有翻塘死了的鱼，被扔掉，她就捡回来洗干净，放上一点油在那口百年老锅中烤，虽然死鱼有点臭味，但由于太久没有吃晕了，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

黄组长家只有丈夫一个人有工资，要养育六个儿女，日子的紧巴可想而知（全家在丈夫单位是每月吃补助的困难户）。为了弥补家中的经济困难，黄组长就在帮助处理居委会工作之余，每天从赣州市服装厂领来衣服，一针一线帮助锁扣眼、做布扣子，用来赚点工钱贴补家用。

当时是一件衣服两角钱工钱，黄组长每天做一两件。她还自己动手在大院晒坪的厕所边，搭了一猪栏，饲养了一头小猪，解决全家吃猪肉的问题。同时，她还在大门口街边开挖一块小菜地，自己动手种蔬菜，黄了的菜叶就拿来喂猪，又挨家挨户讨要剩菜剩饭用作猪食。就这样，全家度过了艰苦岁月。

黄组长是个热心人，不管是谁，只要需要，她都会尽心尽力给予帮助。

黄组长的邻居，先前是一个资本家的小老婆，老公在赣州解放不久死了，她带着儿子生活，没有了经济来源。有一次，邻居带着儿子来到黄组长家，坐着不肯走，不断给黄组长诉苦：“黄组长，请你给居委会说说，要给小孩介绍工作啊，没有工作我们就没法生活了！”

当时，因为这位邻居的特殊身份，是没有多少人敢搭理的。但是，黄组长不同，“不管怎样，总要让人家有口饭吃。”她利用自己的小组长身份，跑上跑下，到底帮邻居家儿子落实了一份工作。

黄组长不但是组长，还是治保主任，身兼多职。那个年代社会治安很乱，公安局经常查夜，每次黄组长都先把孩子们安排睡了，自己就去居委会参加集中行动。她带着管段民警，挨家挨户查户口，因为是小组长，认识全组的老老小小，只要有外人进入，她一眼就能认出。

那个年代，人口流动少，户籍管理很严，没有户口是不能随便在户籍地之外住的，要住必须有证明或者介绍信。在这方面，居民小组长起很大作用，如果小组来了一外来人，小组长就会及时报告给公安派出所，并对外来人进行相关登记。凡是刑满释放人员，也由小组长负责，他们的行踪都会给予及时报告。黄组长辛勤付出，她所在的小组从没发生过重大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