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九章》，戴燕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版，254页，58.00元
顾恺之《洛神赋图》
戴燕的《〈洛神赋〉九章》钩稽、参酌大量文献史料及研究成果，尝试对这个莫衷一是的老问题提出截断众流的新诠释，进而以此为例，探讨突破古典文学研究既有范式的可能途径。作者在多年前就撰有《半为当年赋洛神》（载《书城》2014年6月号；又收入《〈三国志〉讲义》，三联书店2017年），着重申说曹植撰写此赋的历史背景；随后发表过《〈洛神赋〉：从文学到绘画、历史》（载《文史哲》2016年第2期；又收入《远游越山川：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对许多关键问题的研判已令人初窥端倪；此番经过大幅度的整合与扩充，更是对这篇赋作的创作历程、题材渊源、结构布局、主旨寓意、流传接受、递嬗衍化等做了巨细靡遗的深入考索。
从“感甄”说到“寄心文帝”说，乃至近人提出的各种新说，尽管貌似针锋相对，可在解读方式上倒真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不约而同都迎合了“知人论世”的批评观念。本书对此则颇不以为然，用了不少笔墨来批驳这类牵强比附却源远流长的“索隐式”阅读，“也就是从字里行间勾勒悬索所谓隐藏在文学中的秘事，用这种方法将《洛神赋》与汉末三国时代的人物、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这里面揣度曹植的用心，推测他究竟是在影射何人何事”；随即郑重提醒读者不要本末倒置，“要了解《洛神赋》的寓意、宗旨，势必要回到文本，从文本的分析出发，看曹植在这篇赋中究竟讲了些什么”（第五章《〈洛神赋〉的寓意——用多声部表达守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索隐式”阅读虽然在《洛神赋》接受史上绵延不绝，倒也并非无人对此产生疑惑乃至发起挑战。初唐史家刘知幾在《史通》外篇《杂说下·别传》中就已提到：“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指摘司马迁《史记》、习凿齿《汉晋春秋》未能明辨凌虚蹈空的文学创作与求真责实的史籍编纂之间应有的界限，将两者混为一谈，以致误导读者；最后顺带述及《洛神赋》，对率尔将赋作视为“实录”的解读，也含蓄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刘知幾与李善约略同时而稍后，其《史通》写定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而《文选注》成书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两者相距仅五十余年。《文选注》呈上之后，“诏藏于秘阁”（《旧唐书·儒学列传·李善》）；李善晚年又在汴、郑一带（今均属河南）讲授《文选》，“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新唐书·文艺列传·李邕》）。而刘知幾“以善文词知名”（《新唐书·刘子玄传》），举证的屈原《渔父》、宋玉《高唐赋》、曹植《洛神赋》等均见于《文选》，想必也听闻过李善研治《文选》的盛名，并有机会检视秘阁藏书，藉此了解《文选注》的详情。他对“撰汉魏史者”的戏谑调侃，恐怕正隐含着对“感甄”说的不满。沿波讨源，这兴许是有史可稽的最早针对《洛神赋》“索隐式”阅读而提出的质问。刘知幾并未因长年担任史职，参与纂修国史，就心安理得地接纳泛历史化的解读。这一点往往被包括本书在内的历代评议所忽视，似乎还有必要拈出强调一下。
刘知幾著、浦起龙注《史通通释·杂说下·别传九条》
沈达材《曹植与洛神赋传说》
黄侃《洛神赋辨》
陈葆真《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
无论是对“索隐式”阅读的钩沉发覆，还是对《洛神赋》主旨的探究阐释，本书确实多有新见，但所涉及的范围既广泛，要解决的疑难也繁多，有时也不免顾此失彼。比如“感甄”说源自李善《文选注》所引佚名《记》，这究竟是在李善作注前就已存世的文献，还是在南宋尤袤刊刻《文选注》时另行补入的，作者的态度便有些游移不定。正文中斟酌以往的纷争，认为“《记》应该是唐人或唐以前人所作”；但在注释里又大段征引日本学者小尾郊一、富永一登、衣川贤次合编《文选李善注引书考证》（研文出版社1992年）中的论断（其实日本学者所述即迻录清人梁章钜《文选旁证》、胡克家《文选考异》的意见，别无发明），提到“据考证，此非李善所引，而是尤袤本添加进去的”（第八章《对〈洛神赋〉及图的历史解读——为什么是甄后》），并未对此做任何说明，就不免前后失据，令读者有些茫然无所适从。李善《文选注》成书于写本时代，早期传抄流布的情况相当复杂。据唐末李匡乂《资暇集》卷上“非五臣”条说，“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曾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可知当时曾有多种繁简不同、段落各异的写本并存于世。清人胡克家《文选考异》因为见到袁本（明嘉靖袁褧嘉趣堂覆刻《六家文选》）、茶陵本（南宋陈仁子刻《增补六臣注文选》）中的李善注里没有这段《记》，就径称尤袤所刊李善《文选注》有所窜乱，实则并无充分的佐证。“感甄”说起源于唐代甚至唐以前，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为了廓清旧论而证成己说，书中有些细节也容有进一步商讨的余地。比如曹植在《洛神赋序》中提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与《三国志》及曹植其他作品的叙述就存有出入。李善在《文选注》中排比史籍中的记载，推测“《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这也成为历来普遍接受的结论。本书则提到“为什么没有人质疑李善的推论缺乏文献依据”，“尤其他推论的前提，是将《洛神赋》当成了一个‘写实’的作品”（第一章《曹植写〈洛神赋〉的时间：黄初四年还是黄初三年》），甚至大胆推断“‘黄初三年’是刻意写错一个年份，意在提醒读者，这绝非纪实，而‘余’也不完全是作者本尊”（第四章《〈洛神赋〉的结构：对话体以及两种语言》）。但是若真如作者所判定的那样，曹植在自序中完全可以含糊其辞，或者索性避而不谈即可，又何必节外生枝，刻意写错时间来启人疑窦呢？实际上李善在注中还提到了另一种可能：“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胡克家《文选考异》因见袁本、茶陵本中没有这条注文，就怀疑并非出自李善注，认为“此亦尤延之误取，或駮善注之记于旁者”，恐怕不足凭信，详见上文所论。）清人朱绪曾就受此启发，另据沈约《宋书·礼志》所载“黄初三年，始奉玺（《宋书》原作“奉璧”）朝贺”，认为“盖禅位以来，是年首行元会之礼，其礼自公侯以下执贽来廷，子建实以三年朝京师也”（《曹集考异》卷三），所以《洛神赋序》所言也许并无差误。文学创作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作者的生平实录，但也完全可以参照、融汇个人的真实经历或切身体验，虚构与纪实往往互相渗透杂糅，并没有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严格界限。
在讨论完正题后，本书还饶有趣味附带介绍了一些“另类的与‘洛神’有关的故事”，相继采摭了源自东晋干宝《搜神记》、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裴铏《传奇》以及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几则故事，其内容或是玉女以身相许，或是妒妇争宠投河，或是神女现身说法，或是狐妖托名作祟，确实很能够说明“《洛神赋》的来历复杂、线索错综，破绽百出而又生机勃勃”，“能给读者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第九章《〈洛神赋〉变形记——永恒的神女与沉沦的宓妃》）。这些离奇荒诞的情节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历代男性文士的暧昧轻浮，有时甚至流于褊狭低俗。这倒令人联想到明末清初的柳如是，曾以女性的视角撰写过一篇别致的《男洛神赋》（收入《戊寅草》），竭力刻画“启奋迅之逸姿，信婉嘉之特立”的男性丰姿。关于这篇赋作的创作主旨，也如同其戏仿的对象《洛神赋》一样颇多争议。陈寅恪考订这是柳如是（号河东君）早年向情人陈子龙（字卧子）大胆表白示爱之作，“卧子正当少壮之年，才高气盛，子建赋‘神光’之句，自是适当之形容。况复其为河东君心中最理想之人耶？宜其有‘男洛神’之目也”（《柳如是别传》第三章《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钱锺书则注意到赋中有“惟隽郎之忽忘”的感伤惋叹，猜测“似咏娈童，所谓‘隽郎’是也”，并批评陈寅恪所做考证“迂谬可笑”（《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容安馆札记》卷一，商务印书馆2003年）。究竟孰是孰非，迄今似仍无定谳。由此可见，尽管《〈洛神赋〉九章》已经为《洛神赋》在后世的递嬗衍化勾勒出大致的轮廓，但毫无疑问其间还有许多有意思的议题值得去深察细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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