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雷伯（1961年2月12日-2020年9月2日）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因其对官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描写而闻名，生前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军人物，其著作是对货币和债务历史的一种“无政府主义”风格的另类解读。

《债：第一个5000年》从公元前3500年讲起，回顾了人类社会5000年的债务史，格雷伯把整个5000年分为五个阶段：早期的农业帝国（公元前3500~公元前800年）、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公元600年）、中世纪（公元600~公元1450年），到最后的大资本主义帝国时期（公元1450~1971年）和现代金融世界（1971年至今）。在这些不同的时期，格雷伯分析了这些不同时期，人们之间债务关系的特点。他认为，信贷和债务成为富商图利和宗教机构主宰权力的途径，而在国家进行信贷的需要下，货币作为维持军事及政治势力的工具诞生了，在过去5000年，虚拟货币和实物货币时代进行着伟大的交替。而在不同的时期，货币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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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000年债务史

债务是与破产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词，资不抵债而后破产，这意味着债务先于破产存在。

格雷伯将5000年的债务史划分出五个阶段，在这些不同的时期，虚拟和金属货币不断交替，虚拟货币重复着“出现、消失、再出现、再消失”的状态：周期始于早期的农业帝国（公元前3500—公元前800年），此时虚拟信用货币居于主导地位。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00—600年），铸币兴起，人们普遍改用金属货币。在中世纪（600—1450年）虚拟信用货币回归。在资本主义帝国时期（1450—1971年），全球大规模地重新使用金银货币。直到当今的金融世界（1971年—），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一个虚拟货币阶段又开始。

格雷伯援引大量具体详实的资料来展现债务的历史。诸如在公元前3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商人和小贩以刻有偿还义务的泥板作为信物，用黏土封装并盖上借款人的标志，交由出借人保留，这样的泥板等同于承付票，在相互熟悉信任的居民之间流通；在中世纪的中国，佛教传播，人们为了消解因果债务，向无尽藏（佛语，可理解为寺院）捐款，无尽藏有时发放给穷人，有时用于贷款和投资，其本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集中金融资本的组织。

在前4000年，货币是国家或政府的产物，用来控制市场、经济、民生、战争等，货币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衡量债务，金钱的使用便像是一个庞大的记账系统。比如在公元前3000年的米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人用泥块来记数并发展了各种各样的表格。当债务危机出现而引致战争之后，统治者会摧毁这些账簿，并将土地归还它的拥有者，以舒解危机。

而到了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快速发展，通过战争获取奴隶和财富已不再是统治者的最高政治目标，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税收和租赁等相对温和的手段获取财富。同时，商品市场和宗教融合进一步加深，货币再次经历了从虚拟到现实的过程。大量的现实货币存在于宗教机构手中，而虚拟货币则在世俗社会上流通。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都强调人的原罪，而赎罪则是，这就是最原始的债务关系，这使得“欠债还钱”的道理进一步带上了道德和宗教的色彩。

1971年，国际金本位制彻底宣告总结，世界金融体系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信用似乎不受制约的电子金融世界，没有人真正知道这将引领我们走向何方。从资产构成的角度上来讲，现代社会的人们更依赖于债务关系，美国家庭的负债比例达到了收入的130%，格雷伯认为，这种高负债的现象一方面导致了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最终将摧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导致了人们自我放纵和道德败坏。

负债是现代经济体的基础。现在，人类已经站在了的峭壁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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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欠债还钱”未必正确

“欠债还钱”—— 这句话如此有力，原因在于它实际上并不属于经济学范畴，而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一个论述。毕竟，道德的全部内容，通常就是围绕人们应该偿还自己的债务而建立，让人们必须接受责任，履行义务。假如背弃已给出的承诺，或是拒绝偿还债务，就给人扣上逃避责任的帽子。

即使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欠债还钱”也是不正确的。债权人理应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不论多么愚蠢的贷款都能获得偿还——例如不存在破产法，那么结果将是毁灭性的，也就没有什么理由阻止债权人借出愚蠢的贷款了。

欠债还钱不一定是天经地义的，债务违约是和债务关系相伴而生的，和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一样，债务违约其实是债务市场存在的必要条件。恰恰是债务违约的存在保证了债务市场的正常运行，这就像动物界的死亡一样，只有新陈代谢才能够维持生态的延续。没有违约的市场就像没有死亡的自然界一样，很难具有一个良好的生态。

原始的债权人自愿进行让步，进行债务重组，减少应收债务的额度，以时间换空间，短期内解决各方压力，以此来给予企业自愈甚至是起死回生的时间，可能更有利于债权人收回更多的债权金额。

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允许债务人欠债不还、债务违约，可能会是一个对债权人债务人双方都有利结果。债务重组、赦免债务、合法减债是解决债务危机的终极办法。

如格雷伯所言，还债不是道德的核心，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安排。如果说这个世界欠我们什么的话，便是欠我们一条自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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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币的真正起源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类在原始社会是以物易物，然后才出现了货币，货币让交易更加便利，然后才发展出来信用体系，信用体系让人可以赊欠，出现债务。

大卫认为：货币并不是以“易物”替代者的形式出现的，是埃及等地的宗教神职人员为了方便收税或计算财富而创造出来的，它原本是以一种度量尺度、一种抽象物的形式，同时也作为人类之间的关系（债务与义务）出现的。

人类在5000年前，已经使用复杂的信用体系，而不仅是物物交换来进行商品交易。首先出现的是信用货币，类似我们称之为虚拟货币的东西，很久以后才出现硬币，但硬币的普及程度不高也不稳定，不能完全替代信用体系。以物易物是在硬币或纸币交易过程中意外诞生的。当熟悉现金交易的人无法取得货币的时候，就会采取以物易物。

在没有货币的年代，人们也不会经常“易货”，相反，他们会互相馈赠，有时以进贡的形式，有时会在晚些时候得到回赠，有时则是纯粹的礼物。

一般而言，以物易物发生在陌生人，甚至是敌人之间。陌生人之间感受不到责任、信任或继续发展更进一步关系的渴望，才会直接以物易物并试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以物易物不是古代特有的现象，而是现代才真正广泛使用的，以物易物发生在熟悉如何使用货币的人们中间。

将责任与债务作出区分，债务能够被精确地量化，而量化的过程需要借助货币来实现。因此，债务的历史就相当于货币的历史。

价格概念和冷漠的市场应运而生，它们吞噬了人类社会原本拥有的一切温情脉脉。金钱让责任和义务变成债务，欠债还钱的常识腐蚀了人类彼此关爱的本性。

货币究竟是商品，还是欠条的一种形式。格雷伯给出了答案：兼而有之。邻里间根本没有理由进行以物易物，信用货币赖以存在的信任本身就是稀缺商品。在格雷伯看来，所有这些错误认识的共同点，就是都倾向于把人类之间的所有关系都简化成用交易表示，仿佛我们和社会甚至和宇宙本身的联系，都可以视作一笔商业交易。

格雷伯提出共产主义、阶级和交换三个道德原则来作为经济关系形成的基础。人们总是无偿分享而不需要记账，尤其是在社群中，自然地表现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特征。交换的核心是平等，交换使各自的债务抵消，结束存在的关系。而通过不完全等价的礼物交换，邻里关系被持续创造和维持。带有明确阶层性质的关系的运转则完全不倾向于互惠性，阶层通过先例逻辑来发挥作用，如早期波斯帝国时各省对大帝的进献，逐步变成贡品体系的基础。

除此之外，格雷伯还对战争和奴役、荣誉和降级等要素展开了讨论。回顾奴隶制的历史，格雷伯提到，在18世纪大西洋奴隶交易时期，绝大部分的非洲人正是因为债务而被被戴上镣铐运往欧洲。欧洲船长们把自己的商品交给非洲商人时，要求以抵押人的形式确保债务安全，这很快形成一个习惯系统。当然不仅是非洲，只要人性经济与商业经济接触，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当人从复杂的关系网中被剥离，就成为了可以交易的物品，无论是通过婚姻付出女人，还是通过战争俘虏奴隶，都难逃暴力的共性。这种剥离的能力造就了某些人的荣誉，平等的可能性被销毁后，债务也就不复存在了，荣誉者与被剥夺者之间只剩下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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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债务绑架的后果

货币信用理论认为，单位货币的价值并不在于物品价值的量度，而是一个人对其他人信任程度的量度。货币仅代表一个承诺，可以理解为一张欠条，保证支付和货币等价的某些东西。而货币的产生则源于国王收取税费或维持军队的需求，如向士兵派发硬币再要求普通家庭归还。这就隐含了政府建立市场的命题。

另一个与国家信用理论保持一致的解释是原始债务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创造了人类，因此我们欠社会原始债务。国王负有保卫原始债务的责任，税则是用来衡量这种债务的多少。这也是社会学家的实证主义所采用的观点，与个人主义相对立。

格雷伯提到一个事件，由于某货币基金组织削减开支，政府必须停止蚊子监控项目，尽管需要的经费并不算多，但也没有。这导致有一万人失去生命，许多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自己的孩子而悲痛欲绝。

某西方银行贷出一小笔款，金额小到对它的财务报表毫无影响，小到几乎不会赔钱，但这也牺牲了一万人的生命。工作人员认为：毕竟，他们欠债，当然必须偿还债务。

在商业活动融资过程中，债主会根据自身资金规划情况，有时候的放款金额超出借款人实际需要的金额。后续，也是因为债主资金规划情况，或政策原因，进行压贷、收贷、不续贷，假如欠债人的资产负债率较高，短期偿债能力弱，将直接导致欠债人的资金链断裂。

很多金融产品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资本家（不论是商人巨贾、金融家还是实业家）总是试图与某权威结盟，以限制市场的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更轻而易举地让钱生钱。

他们向贫困的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发放贷款，而这些贷款必然导致违约，即银行提供彻头彻尾不负责任地贷款，而不在乎人们在偿还贷款过程中会破坏多少人的生活、牺牲多少条人命。

五、债务终极解决之道：免除所有债务

一旦我们从道德层面理解了债务的社会起源，就会就会乐于在条件发生改变时重新协商债务问题，无论他是抵押贷款、信用卡债务、学生贷款、还是整个国家的债务。

格雷伯提出了批判性的解决方案，开出一剂“药方”：免除所有国际间的和消费者的债务，并提醒人们还债并非道德核心。因为富人之间或者国家之间的债务常常也会通过债务重组，通过重新谈判来解决，这几乎贯穿整个世界史。

这招会奏效，因为它不仅能消除人们切实的还款苦难，而且提醒人们，金钱并非妙不可言，还债不是道德的核心，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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