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段时间，朋友圈被好友薛汉林挖出的一套南京老照片刷屏（参见《 》，需要说明的是，1957年是这批图片的出版年份，它们实际拍摄于1956年11月底），我也根据其中一张照片写了玄武湖陶公亭的文章。但是有一个疑问，我和薛兄都没有交待明白：究竟是谁拍下了这些南京风景？

1956年11月底的一天，南京中山门。

△中山门外（1956年）

阳光从西边照射过来，路上往来的驴车、行人身侧拖起长长的影子，显示此刻已近黄昏。

△中山门外（1956年）

一个身材粗壮的日本中年男子站在路边，不时举起挂在胸前的相机，将眼前景致一一摄下：高大的中山门、宽阔的中山东路、被菜地围拥的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1956年）

这个男子名叫名取洋之助，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受邀访华的日本摄影家。其实，名取洋之助这次是故地重游，早在十年前他就来过南京，不过当时的身份并不光彩。

侵华日军的随军记者

名取洋之助1910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一个富裕之家，中学毕业后被父母送去德国留学，最初学的是商业美术，他却半途而废，最终爱上了摄影。1931年，21岁的名取洋之助成为德国Ullstein出版社的签约摄影家。

△名取洋之助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作为Ullstein出版社特派员的名取洋之助回到日本，也把从德国学到的报道摄影观念带到日本。次年2月底，他来到中国奉天（沈阳），跟随日军拍摄大量中国战场的照片。这些照片被刊登在慕尼黑和柏林的图片周刊上，名取洋之助因此名声鹊起。

1933年8月，名取洋之助发起成立了日本第一个以报道写真为主旨的民间组织“日本工房”。1934年10月，他在日本官方机构支持下创办了向欧美国家宣传日本形象的《NIPPON》季刊，积极为日本侵略行径做粉饰宣传。

△《NIPPON》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名取洋之助于9月下旬赶赴上海，跟随日本上海派遣军拍摄了大量纪实照片。美国《生活》杂志对他进行了图文专题报道。日本上海派遣军报道部负责人马渊逸雄在撰写的《战线报道》中特别称赞了名取洋之助的战场表现：

这一行人（指日军随军记者和摄影班）在登陆战和登陆后遭遇了敌人强大的火力，冒了很大的危险，但名取洋之助君和一色辰夫君的摄影班还是在枪林弹雨中拍下了历史性的记录照片。

名取洋之助深度参与了日本侵华战争，他虽目睹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却丝毫没有反省，反而向上海派遣军特务部建议，日本应该加强宣传攻势，以反驳中国方面的反日宣传。

1937年11月，名取洋之助受聘担任内阁情报部的特约摄影家。1938年，他成为日本华中派遣军报道部写真班（上海写真制作所）负责人之一，赶赴武汉做战地采访，后在德国刊物上发表图文专辑《中国的战争》。

1938年11月，受日本陆军委托，名取洋之助编辑制作了图文杂志《SHANGHAI》。为了掩盖宣传色彩，该杂志内容除了中国战场的报道和写真外，还刊登一些文艺作品，并伪装成在上海编辑出版，实际却是由日本工房在东京编辑发行的。之后，日本工房又在日本华南派遣军支持下在广东设立“南华写真制作所”，创办了用于对外宣传的英文月刊《CANTON》，并编印了图文杂志《南支派遣军》。

1939年，日本工房改组为“国际报道工艺株式会社”，彻底沦为日本政府的御用宣传机构。此后，名取洋之助大多数时间呆在上海，在上海设立国际报道工艺上海支社、国际报道工艺中华总局等机构，企划出版了宣扬侵华日军战绩的图文杂志《征战华中》，获得日本军部的好评。为了扩大宣传，名取洋之助甚至不择手段，在日本汉口特务机关授意出版的《鄂报》中，采用四页裸体写真，以招徕读者。在这段时期，名取洋之助与日本军方紧密合作，无条件向日本陆军报道部提供摄影人员，作为编外人员为他们工作。

△二战期间名取洋之助以中国主题编辑发行的图文杂志

日本文化殖民政策的实施者

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强行接收英美的租界资产，名取洋之助也从中分得一杯羹。他以日本陆军报道部的名义，接收了觊觎已久的英商密林顿出版印刷公司资产，成立了“太平出版印刷公司”，自己担任社长。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具有日本军部报道部背景，出版了《长江画刊》（原《鄂报》）《新少年》《女声》等一批刊物。

△《长江画刊》刊登宣传日军战绩的照片

△《女声》杂志创刊号版权页，主编“左俊芝”其实是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的化名，著名女作家、“红色女谍”关露也是该杂志社的重要成员。

1942年秋，名取洋之助又在上海成立太平书局，出版了一批与日本当局合作或者政治色彩不明显的上海作家作品和日本文学作品中译本。1944年，太平出版印刷公司还负责筹备在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会议”，这实际上是日本为了完成所谓“大东亚圣战”在文化领域开展的一项行动，而名取洋之助不折不扣地成为日本推行文化殖民政策的实施者。

△太平书局出版的书籍

△太平书局出版的《现代散文随笔选》版权页

二战结束后差点成为战犯

1945年日军发动“湘桂作战”期间，名取洋之助接受日本军部要求，组织“名取宣传队”。宣传队的据点设在南京，名取洋之助就从上海迁居南京。日本军部提供了一幢位于市区的两层洋楼，供他办公和居住之用，当时称之为“名取公馆”。名取宣传队的任务主要是战地摄影报道和对军民的宣抚工作。在随军途中，名取洋之助被日军烧杀抢掠的残暴行为所震惊，他感到比起对中国民众的宣抚，对日本军人的道德教育更为重要，便印制了许多“勿烧、勿抢、勿犯”的传单和招贴画贴在日军驻地，但实际效果形同虚设。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太平出版印刷公司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接收，在南京的日本人则被要求在指定区域集中居住。

△1945年10月，兴中门外的日侨集中营

1945年10月中旬，名取洋之助因胰腺脓肿被送至南京市中心的台城医院，他怀孕的夫人也在这里待产，经过手术和治疗，病情渐趋稳定。在病床上，名取洋之助听到传闻，自己可能被认定为战犯，难免惊惧不已。后来他在国民政府主管日俘日侨事务的黄瀛少将帮助下，假冒《救国日报》上海分社编辑的身份，仓皇离开南京。1946年4月8日，还在病中的名取洋之助与家人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名取洋之助虽没有施放一枪一弹，却主动承担日军战地报道，完成特务机关安排的宣抚工作，并在日本政府和军方支持下开展各种文化殖民活动。毫无疑问，名取洋之助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在战争期间很多行为是罪恶的，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创办《岩波写真文库》

养病的这段日子里，名取洋之助深深感到，自己的艺术人生很多是借助国家的公权力才得以实现的，而国家也充分利用了自己，从今往后，彼此两清了，他再也不想与国家发生什么关系。痊愈之后，名取洋之助便将自己的身心重新投入到摄影艺术之中。

1947年11月，名取洋之助在太阳新闻图片社松冈谦一郎支持下，创办了与美国《生活》杂志风格相仿的《周刊太阳新闻》。虽然这份杂志仅持续了一年半，但在此期间，名取洋之助完全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编辑系统，并培养出一批年轻的摄影家，其中一些成为日本报道摄影家中的翘楚。

△《周刊太阳新闻》

1950年，名取洋之助与岩波书店合作，创刊《岩波写真文库》并担任主编。这套丛书的模式是一册一个主题，以摄影为手段加以表现，每册有照片150张到200张左右。这套丛书从1950年开始，平均每年出版35册，主题涉及自然科学、社会产业等，到1959年止，一共出版了286册。在电视普及之前，这套丛书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日本古都为主题的《镰仓》和《斑鸠町》两个系列，甚至导致了日本国内旅行者逐步增加，大大促进了当时日本的旅游业。

△《岩波写真文库》目录

重返中国之旅

1956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举行盛大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内山完造先生受中国政府委托，推荐一些与鲁迅相关的日本文化人共同参加，其中包括一向致力于日中友好的岩波书店掌门人小林勇。小林勇则建议名取洋之助一同前往，以便将来策划出版一套介绍新中国的摄影画册。就这样，名取洋之助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日本摄影家。

鲁迅纪念活动结束后，名取洋之助先将同行者送到广州出境，然后单独前往甘肃天水附近的麦积山石窟，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后来成为研究麦积山石窟艺术的宝贵资料。

△名取洋之助拍摄的麦积山石刻

完成中国西北行程后，他又来到江南，踏访了旧游之地南京、上海及苏州、杭州、绍兴等地。

在南京，他不仅游览了中山陵、玄武湖、夫子庙、雨花台等名胜风景区，还观光了下关、新街口、汉中门、通济门等多处闹市，足迹几乎遍及南京全城。

△南京街头集市（名取洋之助摄于1956年）

△雨花台烈士陵园（名取洋之助摄于1956年）

相信许多熟悉的场景必然会勾起他某些不堪的记忆——

中山门是不必说了，当年丑恶的日军“入城式”闹剧曾在这里上演。

△中山门内（名取洋之助摄于1956年）

△1937年12月17日，侵华日军举行“南京入城式”

飞扬跋扈的入侵者，曾在中山门上以同一视角拍摄过多张照片。当年在此不断按动相机快门的摄影记者群中，有没有名取洋之助的身影？

△从中山门上望中山东路（名取洋之助摄于1956年）

△1937年，日军占据中山门

新街口中山路，这一片曾经是“日人街”，沿街都是打着日文招牌的店铺，“名取公馆”是否也在附近？

△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名取洋之助摄于1956年）

△南京沦陷时期的新街口（与上图几乎同一背景）

名取洋之助最难忘的地方，可能还是下关。日本战败后，南京城里所有日本人都被赶到兴中门外的集中营暂住。名取洋之助最后也是在下关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匆匆逃离南京。

△下关码头附近的兴中门（名取洋之助摄于1956年）

△1945年10月，南京日侨集中营管理所，原处背景为兴中门。

在南京，名取特意寻找到当年生活的地方，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南京和十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过去住过的房子，妻子分娩、自己做手术的那家医院都在。他没有用更多的文字表达此时的感触，但通过一些照片，我们似乎能品味出一点他内心深处的复杂情绪。

当然，这时的名取洋之助已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处处得到热情的接待和欢迎。在苏州，他拜访了周瘦鹊，给这位著名作家兼园艺家留下极好的印象。周瘦鹊在散文《日本来的客》中特别提到他：

他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青年（注：其实此时名取洋之助已经46岁了），身体很茁壮，那一天天气较冷，还刮着风，而他身上的衣服却穿得不多，头上不戴帽，露着一头蜷发，并不太黑；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分明也像我一样的近视。他的脖子里，吊着一个摄影机，正面有“NIXON”字样（注：原文如此，疑为NIKON），很为动目，这大概是日本摄影机中的新品种吧？

这天因为他还要赶往上海去参加日本展览会的工作，就匆匆别去，而他那格勒格勒摄影机的声音，似乎常在我的耳边作响。我在苏沪两住处见到的摄影专家很多，而像他那么眼快手快的，却是从来没有见过。他拨弄着那个摄影机，仿佛是宜僚弄丸，熟极而流。

△苏州双塔（名取洋之助摄于1956年）

△正在举办日本商品展览会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名取洋之助摄于1956年）

按照中国政府批准的期限，名取洋之助应最晚于1956年12月13日离境。回到日本后，名取将此行拍摄的照片编成五本《岩波写真文库》画册：《麦积山》《北京》《江南》《四川》《广州、大同》，拍摄于南京的四十六张照片就收录在《江南》分册里。

△《岩波写真文库》的五本中国专辑

△岩波写真文库《江南——苏州、绍兴等》

其中《麦积山》尤其精彩，岩波书店将其从文库系列中分离出来，邀请著名学者和辻哲郎作序，印制成精装画册《麦积山石窟》单独出版。1957年7月，东京富士摄影沙龙还举办了以名取洋之助此次中国之行摄影作品为主的个人作品展《名取洋之助报道写真展》。

△《麦积山石窟》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一批年轻摄影家组成先锋摄影组织——VIVO，与名取洋之助倡导的报道摄影观念产生激烈碰撞。1960年，因日本摄影评论家渡边勉的一篇文章《新摄影表现的倾向》，名取洋之助与新一代摄影家代表人物东松照明展开了著名的论战“名取——东松之争”。虽然这场论战没有分出输赢，却成为二战后日本摄影的转折点。在此事件之后，日本摄影艺术走进了映像（新摄影）时代。

1962年，名取洋之助因患胃癌去世，终年52岁。由于名取洋之助是将报道摄影观念引入日本的第一人，故被称为日本“写真主义的先驱者”或“报道写真之父”。

抱歉，直到结尾 ，我依然无法对名取洋之助的复杂人生做出合适的评价 ......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徐静波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特别鸣谢： 好友薛汉林、杨再辰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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