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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平台已经是金融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不能完全以商业盈利作为指挥棒，要兼顾公益性、稳定性。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黄卓，文章来源于“中国经营网”。

多款互联网存款产品相继下架、P2P网贷机构清零、金融管理部门约谈网络平台企业……从2020年末开始，中国对互联网平台的金融监管按下加速键。

在12月27日召开的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紧箍咒”被再次提及。会议提出，要依法加强对资本和平台企业监管，持续做好头部网络金融平台整改工作。

“数字金融平台已经是金融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不能完全以商业盈利作为指挥棒，要兼顾公益性、稳定性。”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黄卓如是说。

中国数字金融平台已实现弯道超车

数字金融平台作为数字经济平台的一种特别形式，主要指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提供或赋能金融服务的平台型互联网科技企业或金融机构。

根据毕马威和金融科技投资公司H2 Ventures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100强榜单，蚂蚁金服、京东数科、度小满金融分居第1、3、6位。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报告也显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前11名中有5个中国城市，占比超过30%。

“中国的数字金融平台已经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黄卓认为，无论是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互联网银行等业务的规模，还是技术、研发投入，中国的数字金融平台都处于世界前列。

黄卓分析，中国数字金融平台是依赖市场拉动发展起来的，主要利用数字技术来解决传统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拉动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规则拉动模式有明显不同。

他指出，中国的数字金融平台具有发展快、规模大、聚合广、颠覆性强等特点。“（数字金融平台）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光体现在金融科技机构自身发展快，同时也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

大科技信贷模式可解决普惠金融难题

谈及数字金融平台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黄卓归纳以下三点。

首先，数字支付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构建起全球领先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黄卓列举出一组数据：2019年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率达86%，位居全球第一，平均费率约为0.5%~0.6%，远低于美国2%~3%的费率；2019年中国电子支付2600万亿元，而美国为1140亿美元（约为7900亿元），中国遥遥领先。

“数字支付的发展激活了以用户为核心的场景化金融服务，为共享经济和创新经济打通支付环节。”在黄卓看来，随着数字支付的快速发展，它的平台效应和规模效应在不断显现，这能降低服务成本，同时整合多种金融服务和生活服务，为用户提供较好的使用体验。

其次，数字金融平台通过大数据风控和大科技信贷，能够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完善社会征信体系。黄卓提出了“大科技信贷模式”的概念，即利用大数据分析来进行信用风险管理。“利用大科技信贷解决普惠金融难题，对全世界都具有借鉴意义”。

黄卓进一步阐述，对比传统信用风控模型，大科技信贷可以利用网上交易数据、社交数据、合作平台数据等多种数据进行风控管理。在这一模式下，大数据分析能使用户获取、信息采集、画像描绘变得更容易、更准确，利用平台生态和场景化服务，也使得风控更加有效，信用风险定价更加科学化。

第三，数字金融平台通过竞争与合作，促进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黄卓分析，一方面，数字金融平台挑战了银行的金融中介地位，例如扫码移动支付冲击银行支付结算的中介地位，互联网理财冲击银行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的地位。■

文章来源于“中国经营网”

图文编辑：丁一洺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