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中叶以后，依赖水运的长短途商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江河盗贼伴随着商人经商、官员往来于途、试子应试乃至百姓日常流动而滋生，而官府长期延续的“重陆轻水”的社会管理模式使江河水域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已经设置的管理机构往往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水为生活场域的渔船户、江河沿岸的居民、沿河地区的捕役和汛兵、漕户盐丁以及各类窝主均可能成为这一时期江河盗贼的基本来源，程度不同地对明清社会经济秩序构成威胁。

【关键词】明清时期;江河盗贼;盗贼来源;盗贼生成因素;盗贼治理

盗贼，又被称为劫匪、暴客、贼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盗贼，既指从事偷窃的小偷和拦路抢劫的强盗，也指那些竖杆揭旗、攻城掠寨的对现有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叛逆势力。狭义上的盗贼，则仅仅指采用窃取或者抢夺的手段以获取他人财物的违法者。一般而言，盗贼往往按其活动区域的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称呼，如占山为王者，称为山盗、绿林;肆劫于海洋者，称为海盗、洋盗;活动于内河水域者，称为水盗、船匪;活动于北方平原者，称为响马盗等等。本文所论述的盗贼，主要是指活动于内河水域，通过窃取或者抢夺等手段以获取他人财物的劫盗者。明清河湖盗贼伴随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发展、人员流动频繁而滋生，来源亦较为复杂。

一、以水为生活场域的渔船户

明清时期，长江地区及太湖流域的渔业经济较为兴盛，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的渔户人数众多。据尹玲玲推算，在嘉靖年间，单是九江府一地就有渔民1460户，人口约7300人。生活于明末的陈子龙也说:“江南湖海之际，盗藏沮泽，故水兵至急也，今渔户不下百万，其人皆习劳苦，便舟楫。”若就江南一地而言，渔民人数而至于百万之多，数字显然有所夸大，但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生活着大量的渔民，却是不争的事实。渔民的生活一般都较为艰苦，究其原因，一方面正如陈子龙所说:“然陂泽苇港，不为势家所据，则为乡猾所持。渔人日献鲜于豪门，暮纳金于官府，其困日甚。”(杜骐徽:《几社壬申合稿》卷一五，陈子龙《江南乡兵议》)另一方面，围湖圩垦、河湖淤塞、洪涝灾害也挤压着渔民生存的空间，这是渔民为盗的主要客观因素。

渔民充作盗贼一般是在夜晚，他们借网鱼之名而行劫掠之实。据生活于清代乾嘉之际的士大夫张云璈记载，湖北长江一带的渔民往往连船数十，截流下网，不但捕鱼，而且谋人财物，“大吏因严夜渔之禁，亦未见尽遵”，张氏据此联系到自己的家乡浙江霅溪、苕溪一带的水流上也是窃盗多发，因而得出了水乡难治的论断(张云璈:《简松草堂诗文集》卷一八)。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密布着众多的湖泊，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使该地区也聚集了数量众多的渔民，渔民在夜间行劫的盗案经常发生。康熙年间，两江总督于成龙指出:“(江南)各湖贼盗多系本处驾船捕鱼之奸民，往往出没芦泖丛密、汪洋巨浸间。探有来往孤舟，肆行劫夺后，即橹桨齐施，风帆远引而去。若遇官司捕拏急迫，彼则沉赃水底，依然渔户。更有等积奸网船，昼则在港捕鱼，夜则出港行劫，凡滨江河汊等处无不皆然，大为民害。”(于成龙:《于清端政书》卷七)渔民以打鱼为掩护，趁夜行劫过往船只，遇到官府追缉，又能将赃物从容抛于水底，使官府查无对证，这种隐蔽的作案手法也是渔民敢于为盗行劫的重要原因。又如在太湖，水域面积广袤，荒港僻地很多，“访得此中颇有奸民为盗，昼则以捕鱼为生，暮则以行劫为事”(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二年六月十八日，佟吉图奏稿)，而明末苏州府著名大盗太湖张三即出身渔民。

有时，渔民又被政治势力所利用，充当谋权篡国的工具，如明代正德末年藩王朱宸濠之乱，江西一带的九姓渔民就被朱宸濠网罗，横行于江河之上。另有一种情况，是渔民与地方官府中的衙役相勾结，如在乾隆中叶，吴夔庵充任震泽县令的幕友，“震泽滨太湖，盗贼出入之薮，前官俱被吏议。君为定遴选干捕、给发重赏之法。有劫水姓舟者，捕获二人，讯为浙江归安县役，受渔匪陋规，以致为盗。尚有巨盗八人，并窝盗之家，均在归安”(谢启昆:《树经堂文集》卷二《南泉游幕记》)。归安县的衙役不但接受渔匪的陋规，玩法纵容渔户为非，而且亲自参与劫掠，知法犯法。这是渔民敢于为盗又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渔民之外，船户也是主要生活在内河水流之上的居民。他们为官私两方的客货运输提供驾船服务，赚取一定的赁资。正如前文所论，明清时期，船户充当盗贼，谋取财物的情况经常发生，以至于明清时期出版的一些商书中也认为多数船户都是心怀不良，屡屡告诫经商者要对船户加以提防。

在广东内河水域，又有活跃于林涧山溪的盗贼。康熙二十四年正月(1685)，广东提督许贞陛辞时，康熙向他提及广东近来盗贼活动频繁的情况。许贞回奏道:“广东地方多有溪水，盗贼出没其中，最难捕治。臣今设法打造小船，安设水路塘兵，昼夜巡哨，庶几盗贼可息”(谢启昆:《树经堂文集》卷二《南泉游幕记》)。许贞回奏中所称活跃在溪水上的盗贼主要有三个来源:其一是当地的船户，如广东康熙年间自省城至惠、潮一带水路上，“舟人劫财杀命者，尤为惨异”(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一二)。其二是来自山林的盗伙，如雍正三年原广东巡抚杨文乾奏称:“至于内河水贼，大伙者系从山内出来，夺坐小船，肆行劫掠。小贼则系蛋户渔民，白日捕鱼，遇晚行劫”(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雍正三年八月十四日)。该奏折中也指出了广东内河溪水盗贼的第三个来源，即广东的蛋户，他们是明清时期生活在水上的特殊群体，以打鱼和水上运输为生。广东溪水盗贼的活动方式又独具特点，据雍正年间山东道御史汤倓称:“曾闻广东盗窃，多由水路。日则将小舟藏于土中，夜则掘出。多用棹桨，其行如飞。又或以数人肩舟逾越山岭，人方从陆路逐之，彼已登舟，莫能踪迹。”这则材料虽然是汤倓得自传闻，但是从对广东内河水贼活动方式作出如此详细的描述，再结合广东内河溪流纵横、与高山密林互为表里的地形来看，应当是实有其事。

无论是渔民、船户，还是蛋户、纤夫，都可以称之为水上人家，他们以水为田，日用衣食都取资于水。他们在为过往商客提供运输服务的同时，有时又善于利用水域的荒僻和流动性强的特点，趁机行劫。虽然从总体上而言，参与行劫的渔民船户只是整个水上居户群体中人数极少的一部分。但是，从身份上来看，他们地位极为低下，生活极度贫困，处在为民与为盗的摇摆之中;从活动地域上来看，水域又是帝国按空间划定的多层管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在官府眼中，这个群体是有很大潜在危险性的。因而，一旦内河水域发生盗案，官府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渔船户为非作歹，并且开始积极地筹划着把江河中的渔民船户编保甲。同时，一旦有新的地方官员莅任水乡，他的施政告文中也必然要求对渔民船户编保甲。这反映了官府对渔船户等社会边缘群体为非作歹的多发性心存戒惕，也反映了在官府力图加强控制内河水域中的边缘群体的措施上过于单一，往往导致日久生弊，流于形式，或者是政由官定、官去政息的结果。

二、江河沿岸的居民

江河沿岸的居户有时也成为内河劫案的参与分子。明末范景文《南枢志》所录“江营新图”中曰:“此处(指黄天荡)江形独阔，两岸相去四十里，太子洲居江之中。其间地形甚广，港汊甚杂，村落甚众，水陆之盗多出于此。近皆编设保甲，添官设船，势亦□固矣。”(范景文:《南枢志》卷四九《江营新图》)港汊多、村落众，又处在商船往来的通衢，当地村落中的居民因此凭借着地势的便利，相率为盗。实际上，明清时代，地方居民参与行劫的事件大都发生在商业转运的交通要道上。又如福建长汀县的峰市是处于闽粤两省接壤、水陆交汇的地方，商人多经由此道往来闽粤。康熙中叶，在峰市开歇店的江大目纠集数人抢劫了途经此地的山西客人李化仙:“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山西客人李化仙、王君祥、王衝門三人自广东贸易而回，盘壩上船。有在逃未获之江长生、张士荣见其行囊厚重，即与大目相商，令其先至上杭县樟树潭地方赖士龙家，邀合同伙。而长生携带木棍，士荣手执扁挑，尾船后行。大目即于是日至赖士龙家中。士龙邀集赖士田、赖士卿、赖廷光、张华先，于二十二日早俱在士龙之家饱餐早饭……”随后他们寻找机会，待到李化仙等将船泊靠在策田河边的时候，趁夜下手，将李化仙等人杀害，并劫走财物(王廷抡:《临汀考言》卷一○)。从这则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劫盗者都是长汀、上杭两县的地方居民，因为觊觎客商随身携带的重资而密谋策划了对山西客商的抢劫。如果说他们只是一时见财起意谋劫，抢劫活动具有随意性和短暂性的话，那么乾隆年间湖南灃州的江盗则是职业性的盗贼，据王培荀《听雨楼随笔》记载:“涪州陈朝诗，乾隆己卯举人;朝书，丙子举人;朝易，庚午举人，皆官知县，号陈氏三杰。朝诗字正雅，尤有膂力，拳勇绝人。任湖南安福县，诛暴惩奸，邑中大治。灃州有盗魁廖天则者，徒众数百，沿江劫掠，无敢捕。督府檄诗往。选健役五十人，夜至其里，舍宇壮丽，垣墙高厚，门尽闭。诗踴身越垣数重，至后楼，诸贼在楼饮博。诗一躍而上，一贼执械拒捕，诗手格之，立仆，众不敢动。开门呼役入，械贼十一人。讯之，俱伏，论如律。”(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五)以廖天则为首的这群盗贼应当是地方上的流氓痞棍，他们平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以地方土豪为依托，通过劫掠来谋取意外之财。而能像陈朝诗这样身先士卒、深入盗穴的地方官又实在是少见，更多的情况是地方官员在维持社会治安的时候往往采取一种漠然或者消极应对的态度，如康熙二十年(1690)，李之芳在一篇公文中所论:“嘉、湖一带，乃平川大道，江浙通衢。商贾行人昼夜不绝，兼以村庄联络，鸡犬相闻。若使司土统兵各官留心弭盗，何至大盗公行，是处焚劫，甚至列械对敌，放炮开船，目中全无官兵。究其分立旗号，创设诨名，尽系土著奸凶，并非远来流贼，何难擒剿扑灭。”(李之芳:《李文襄公别录》卷四《檄杭嘉湖盗亟议靖盗安民六条》)李之芳指出，活跃在嘉兴、湖州水陆通衢的盗匪都是土著奸凶，若地方上的司土官能够严保甲、统兵官能够严巡防，盗贼就失去了滋生的环境，而正是因为基层地方上控制得不力，才导致了盗贼活动的日渐猖獗。

有时，沿江河湖的饥民受到饥寒的驱迫，也会转变为肆行劫掠的盗贼。嘉靖三年二月(1524)，江南发生大饥荒，到处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各地盗贼蜂起，长江中游一带尤为严重:“是时四方俱歉，盗贼蜂起。闽、广、青、齐、豫、楚之间，所在成群，而庐、凤尤甚。泗州洪泽啸聚众至千人，江洋出没，尤多盗艘”(邓元锡:《皇明书》卷一○)，啸聚在洪泽湖的千余盗匪多数都是这次江南大饥荒中逃难的饥民。又如明朝末年，汤来贺任扬州推官，每次侦破高邮湖盗案，所抓获的盗贼都是当地的饥民:“记庚辰(1640)、辛巳(1641)时，贺在贵乡讯高邮湖盗，每案数十人，止存三四。详其端末，则皆饥民之无告者，其间又有辗转扳累冤及良民者。虽释逭数人，已无救于既毙之赤子矣。贺常对卷泣下，辄恨当日守令不能留心荒政，以致陷民于罪若斯其惨也”(汤来贺:《内省斋文集》二七《柬李映碧先生》)。汤来贺认为，由于地方官不修民政，以至于遭受饥寒的百姓去高邮湖做了盗贼，最终身罹刑典，让人痛惜。所以，化盗为农成为明清士大夫的社会理想，诚如明代人吴节的诗中所述:“何因化刀剑，穀粟满人寰”(吴节:《吴竹坡先生诗集》卷二三《夜宿孙家浅逐盗》)。也正因为如此，能够做到化盗为农的地方官受到了士大夫的称誉，如毛奇龄为浙江钱塘人赵廷标作传时，就赞扬他在康熙中叶担任湖南的地方官期间，使湘江盗贼弃刀剑而执耒耜的惠政:“至若湘江多盗，剽及官吏。既已籍捕得其多人，然犹谕以祸福，贳之以自新。□斮其渠一二人，而余俱散释。今之扶犁而为农者，即昔之揭竿而为盗者也。”(毛奇龄:《西河集》卷八七《诰授嘉议大夫陕西督粮道布政使司参政赵君暨诰封恭人许太君墓表》)化盗为农，是地方官员和士绅努力将处于民与盗之边缘的饥民重新纳入社会控制的一条途径。

除了普通居户和饥民，在长江中游地区，宗族也是江湖劫掠的参与势力。万历前期，湖北武昌地区的柯姓家族就被官绅视为盗贼世家。明末人魏大中记曰:“长江巨浸，易以薮盗，柯陈诸姓，介兴、瑞而自雄楚，非无事之国也。”(魏大中:《藏密斋集》卷一五《答薛正亭湖广抚院》)又曰:“武昌，省会傍江。盗每乘夜入劫，即逸入江，江行倏忽。至兴、瑞间，即界居两省，柯陈十二姓薮盗万山中，莫可踪迹，而楚之兵政尤废，无标兵。”(魏大中:《藏密斋集》卷一三《福建按察使颖亭陈公行状》)由这段材料可知，以柯姓家族为首的十二姓聚居于湖北的蕲州、广济、兴国与江西的瑞昌之间，它们沿长江上下劫掠，往来飘忽，难于追缉。魏大中将柯、陈二姓连称，实际上二姓同出一源。有一种说法认为湖北柯姓家族始自明初陈友谅。陈友谅战败后，他的后代隐名埋姓，改陈为柯，所以王世贞在记明代长江大盗柯彩凤的时候，即直接写道:“陈氏之后曰柯彩凤者，负湖为盗舟薮。”(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一九《徐左伯天目公碑略》)明末士大夫姚希孟也记曰:“其治蕲也，沿江上下，萑苻晏然。知盗薮多柯陈遗孽，亟清之。”(姚希孟:《棘门集》卷五《亚中大夫福建右参政复吾侯公传》)值得注意的是，蕲、黄一带柯姓家族参与盗贼活动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万历中期。这也说明，在这时以柯姓家族成员为主的盗贼势力在长江中游地区较为活跃，而湖北地方官绅也在此时开始形成了柯姓家族惯于为盗的印象。实际上，真正参与劫掠活动的，只是柯陈家族中的极少部分成员。所以，万历中叶任湖北布政使的陈于王就施行了利用宗族自身的约束力量来整治盗匪的办法，据魏大中记述:“(陈于王)又计以官获盗，不如使盗族自获盗。十二姓虽盗族，要其间苦于累盗名者必不少。遣官赍檄以谕令诸姓擒缚自效，悉与更始。诸姓素畏服公威信，至是亦迫欲自湔其宿耻，不逾月，缚四十余人以献，皆巨盗也。公谓此可化而为善，即以各姓之有功者，署为长，立保甲，编烟册行业，出入注之籍，月以闻官。又以地界两省，无专辖不可以善后。议设捕盗官其间，以府衔兼制兴、瑞。”(魏大中:《藏密斋集》卷一三《福建按察使颖亭陈公行状》)陈于王既利用宗族来缉捕族内为盗者，又动用国家的力量把地处偏远、骁悍难治的宗族势力纳入到官府的控制体系之中，加强了对山野荒区的管制。而早在嘉靖年间，就有地方官员采用这种族内治盗的办法，利用宗族子弟来感化大盗，最终促使其转变为良民(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一《王元敬》)。这种对沿江宗族成员参与劫盗的利用和控制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雍正年间，安徽巡抚徐本奏称，安徽寿州沿淮河一带有孙、平、焦、邓等姓宗族的成员沿河劫掠过往商船，他建议在该地的宗族内设立族正，实行连坐，以加强对宗族及宗族成员的控制，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赞赏。

由上可见，沿江居民参与盗贼劫掠，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饥荒、商业发展带来的物质诱惑、宗族内部管理的松散与地方官府对宗族控制能力的缺失都是盗贼生发的原因之一。

三、沿河地区的捕役和汛兵

明清时代，在地方官府服务的各类衙役中，捕役的经济最困窘。他们往往需要自己支付侦查和缉捕盗贼的费用，而薪水的低廉使他们日常生活开支都难以为继，更遑论其他。因此，捕役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的渎职犯法，在明清的地方衙门中极为普遍。这种情形，对江河湖泊沿岸地区的捕役而言，也概莫能外。如明后期士大夫陈仁锡记述:“内地水上之盗，皆由捕人营为督捕同知，或各卫家广捕牌票，驾飞械船只，总巡旗号内锁强盗二三名，曰分捕余盗。一见重载客船，便即指曰:此时盗船。所锁之盗攀认为是。连船连人捉去旷野河荡，尽数劫之，俗名曰生弹船。又有养壮之弊:各处小盗，捕人得其常例，待其劫掠殷厚，尽数起之解官，旋即以轻罪释放。遂至捕人互相为盗，打点衙门，潜通贿赂，皆捕人为之也。”(陈仁锡:《无梦园初集》漫集二)从陈仁锡的论述可以看出，以捕盗为名，利用从监所内提取强盗犯人，妄指过往客商船只为盗船，进而肆意劫掠，就是被称为“生弹船”的捕役劫财手法。至于养盗之说，在明清有关捕役贪赃的论述中，更是屡被提及，如雍正七年湖南巡抚赵弘恩在查获该省衡阳地区的一件盗案中，拏获盗匪六十余名，其中包括李四、何清等捕役在内，赵弘恩因而下结论道:“惯盗多以党羽充当捕役，以为耳目护符。”(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7册，第482页)捕役与盗贼之间的勾结，正如清末民初人陈澹然所述:“今捕役视盗贼为外府，盗贼遂恃捕役为护符”(陈澹然:《权制》卷六《军政述》)。以缉捕盗贼为职责的捕役反而成为盗贼的同党，猫与鼠同眠，又怎能履行好捕盗安民的职责呢?

明清时期，在内陆的江河防护体系中，除了捕役之外，尚有营汛守兵。他们也视江河湖泊为利薮，加入劫盗者的行列。明代隆庆六年四月，安庆江防兵卒作乱。事情的起因是该处江兵惯于为盗，往往在江中劫杀客船，后来因换防而断绝了财路。江兵心怀愤恨，借着上官鞭打守城懈怠江兵的偶然事件，发动了兵变:“先是，以安庆府为江防要地，设守备武臣，督兵卒以备江盗。后武弁多令仆人冒饷，更自为盗，往往白昼杀人，掠其财。于是以戍卒与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逞，尝怀忿恨……”(高汝栻辑:《皇明法传录嘉隆纪》卷六，隆庆六年四月)参与兵变的江卒达千人之多，可以看到江卒行劫江洋的规模之大，同时也可以看到存在于安庆江防体系中的腐败程度之深。安庆江卒兵变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营汛守兵行劫内河水域的现象仍在各处发生。明代士大夫王同轨记载了他的亲眼所见:“近年沿江用巡舡缉盗，盗不得作，而苦巡兵常自为盗。数年前，予适金陵，金陵获盗，乃其巡兵。盖往赴操江督府，遇贾舡，故称资，劫之，赀掠殆尽。一盗着新袜，掷所着故袜于舟尾，而忘列名手本在袜中。既去，贾得，据以闻于督府。兵尚不知，呼曰:‘江上盗无。’督府曰:‘汝等皆盗，安得谓无?’尽以伏法。然诸处及吾郡皆然，不但金陵。”(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五四《外纪盗篇·金陵巡兵》)王同轨是湖北黄冈人，主要生活在隆庆、万历年间，一生游历往来于江淮之间，他关于金陵巡兵为盗及“诸处与吾郡皆然”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一般来说，营汛守兵为盗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往往难于缉捕，如上引金陵巡兵的例子，若不是因为塞在袜子里的手本暴露了身份，那些行劫的巡兵可能会依然逍遥法外。康熙年间的官员徐旭旦论曰:“设兵原以御盗，今兵不能御盗，而且有时为盗。民之苦兵甚于苦盗，盗可缉而兵之为盗不可缉也。”他认为，“兵之为盗不可缉”的原因在于守将对兵丁的纵容与隐匿(徐旭旦:《世经堂初集》卷二六《平楚管见拟万言策》)。实际上，汛兵为盗难以追究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害者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报官，清初诗人钱澄之《绿林豪》一诗描绘了被汛兵劫掠的受害者因报官而惨遭报复的情形，全诗曰:“江头来往绿林豪，弓箭在手刀在腰。门里劫商门外坐，捕捉公人当面过。杀人打货商船行，人人知是食粮兵。箭竿分明记名姓，官府朦胧不许问。君不见西家被劫报官知，合门拷掠血淋漓。”(张应昌:《国朝诗铎》卷一○)由此可见，遇到汛兵劫抢居民，地方官员和捕役也往往缩首屏息，不敢过问。而地方士绅若出面阻止汛兵为非作歹，也被汛兵罗织罪名，诬为盗贼，以至于身死牢狱(陈梓:《删后文集》卷九《金药畦传》)。迨之清末，汛兵在内河水域肆行劫掠的案件仍时有发生(俞樾:《耳邮》，卷一;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营汛守兵为盗的事例中，巡盐兵丁借巡缉盐枭之名劫掠商民船只的情形也较为多见。盐枭私贩是自汉代盐铁专卖以来代代有之的社会问题，明清时期，盐枭不但贩运私盐，以武力对抗官府追缉，而且他们也时时对往来水上的客商船只进行抢劫。郑若曾记载明代江南长洲县的情形是:“长船湾，在齐门西北，通长荡、华荡诸湖，盐盗出没。贩盐出卖，大帮而行，则为私盐船，谓之盐徒;卖尽空回，遇舟即劫，则为落盐船，谓之盗贼。是贼也，惟在大水旷野远城郭处往来，各县并同。”(郑若曾:《江南经略》卷三下)从此段材料可以看出，盐枭将私盐出卖以后，回途中只要遇到行舟就下手劫抢，盐徒的身份转而变为抢劫的盗贼。又据范景文所编《南枢志》:“天顺六年十二月(1462)，盐徒刘清、周达等往来江上为患。”“正德十三年六月(1518)，南京浦子口盐徒出没，劫杀商旅。”“(万历)盐盗王爱溪者纠党数百，劫杀孟河、黄港间。”(范景文:《南枢志》卷九一)终明之世，盐枭横截江津的问题一直存在。清代，盐盗的问题仍然严重，雍正七年，江南两淮盐运使奏称，江湖大盗劫盐劫商，积案累累:“臣细访得有江湖十余年之大盗赵七者，原系扬州府仪征县人……今年正月间，在湖口下劫启源旗刘天成等盐船五只;三月间，在安庆上劫尚德旗周明阳盐船一只。连年被劫之盐船，不止三四十起。其他商贾行旅被劫者不计其数”(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第11页)。赵七盗伙以官私船载盐觔为主要劫掠对象，兼及过往商贾行旅的货运船只，被劫商旅不计其数。盐枭的活动不仅危及了商旅行客的财产与生命安全，而且使官府的经济利益和对社会秩序的掌控力都受到侵害。因此，明清官府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对盐盗活动的管理和缉捕，设立游巡防兵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然而，负责游巡缉私的官兵却借巡缉盐枭的名义，也从事劫掠过往客商的勾当。明末嘉善县士大夫钱士升说:“敝郡近日盗贼公行，而总巡船尤甚。此船以巡捕私盐为名，而白日剽劫，莫敢谁何。”(钱士升:《赐余堂集》卷七《答顾松霞公祖》)天启五年(1625)，御史张启孟奏称:“访得沿江近海处所，有等盐徒，撑驾四桨快船，出没江洋，公然无忌。名为盐徒，实行劫掠。事发自认私贩，问罪结局事完，随复入伙肆劫商船，是盐徒即强盗也。盖缘巡盐员役或豢盗分赃，或月受常例，甚而坐驾小船，指名盘诘，打劫商货，是盐捕又一强盗矣”(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七，张继孟《江防八要》)。巡盐兵役不但接受盐徒的月例，共分赃物，而且亲自参与打劫商船的行动。康熙初年，浙江杭、嘉、湖一带的巡盐兵役更是借缉私的名义，向过往船只索要酒钱及其他杂项费用，或者窥见孤客携带重金，即将其抢劫一空，甚至将盐撒入或将盐包暗掷进商旅的船舱内，名之为“生蛋包”，然后指称商船贩卖私盐，借机肆意讹诈(李之芳:《李文襄公别录》卷六《严禁兵捕假缉私盐告示》)。

由上述可知，衙门捕役、营汛守兵与盐徒，都有可能参与到江河湖泊的劫掠当中，成为江湖盗贼的潜在来源。同时，他们又都是在明清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下衍生的副产品。捕役与汛兵被赋予维护社会治安的重任，但是他们却属于社会地位极低的吏役与军户阶层，薪俸微薄又身担弭盗的要责，再加上官府对其监督和管理的松散，使他们具有了通过与盗贼勾结谋取灰色收入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而行走于江湖之上的过往商旅，若遇到这种兵役为盗的情形，只能如板上鱼肉，任由其宰割和劫杀。

四、窝主:官府眼中的幕后主使

盗贼通过劫掠得来的财物，特别是数量较大的货物，需要事先预备一定的地方来储藏，并用隐蔽的途径分销出去，这些工作是由窝主来完成的。有时，一次劫掠活动的召集、行动中的分工、事后的分赃，都由窝主来决定。而劫盗者聚会的场所和行劫之后的藏身之地，也通常由窝主提供。作为江河劫案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官府的眼中，窝主是劫案发生的幕后主使。康熙时期的官员彭鹏说:“夫盗源之不息，由窝主之居停。窝主之居停，由地邻之含嘿，畏威惧祸而莫敢发也。”(彭鹏:《古愚心言》卷八《应抚院于咨访利弊条议》)又《居官寡过录》引清初官员佟国器的话说道:“世无窝主，则盗贼何处潜踪?盗之去来无常，而窝之居处有定;盗之踪迹犹秘，而窝之举动甚彰。凡被劫之处，其盗之窝家近不出五里，远至十里、二十里止矣。盖强盗行劫，势难远涉，一恐腹饥力尽，二恐天明追捕。岂有劫掠良久分赃扰攘之后，自二十里外而来，复出二十里外而去乎?凡盗窃后密访附近地方情形可疑之家，未有不得盗者，此就被劫处言也。又有久惯窝盗，四出行劫，仍串通本地之窝为线索者，此乡甲之法不行故也。”(盘峤野人:《居官寡过录》卷二)佟国器认为，盗贼必有窝家，而窝家必然在盗贼活动区域的方圆二十里之内。根据上述两则材料还可以看出，明清地方官员之所以热心于编查保甲，是基于他们对盗贼活动必然会以窝家为依托的认识。盗贼活动是隐蔽的、流动的、难以追缉的，而窝家则是公开活动的、有居所的、易于管理的。揪出窝家就能掌握盗贼的行踪，从而开启侦破盗案的锁钥，这是明清官府在侦缉盗案时的一个基本思路。

多数充当盗贼窝家的都是地方上的土豪与流氓。明隆庆、万历年间，武昌府兴国州绅士吴国伦谈起了兴国州大姓为盗的情形:“兴国去大江六十里，而境土稍僻，又界江西之宁、瑞二邑间。宁、瑞故盗薮，而大姓数家尤横。兴民甚患苦之。”按:吴国伦所指称的大姓，当指万历前中期活跃于该地的柯陈十二姓家族。他接着指出，官府在沿江设兵防御以来，盗贼活动渐少。但是随后因为武备废弛，江防巡官汛兵懈怠，致使盗贼活动又开始猖獗:“又闻盗侠数辈，盘踞公门，为内外应，三农不得秉耒耜矣。”(吴国伦:《甔甀洞稿》卷四九《报麻登之佥宪书》)此处所谓的盗侠，能够盘踞在衙门之中，与盗贼互通声气，应该就是地方上把持公门的地棍流氓。生活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士大夫罗一峰认为，盗贼与土豪互为依托，他们的身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以盗贼言之，有连世为盗者，有终身为盗者，有合方为盗者，有狂者，有窃者，有劫官库者，有劫民财者，有因为盗而起至土豪者。盗倚豪而肆其凶，豪倚盗而雄其赀，盗贼土豪相为窟穴。”(陈全之:《蓬窗日录》卷六事纪二，乙未七月)盗贼通过劫掠致富，成为地方上的土豪。然后借助于富甲一方的财富为自己的劫掠行为提供庇护，据罗一峰所言，土豪与盗贼的结合，使当地“凡为盗而发觉者十无一二，其发觉者，被盗之家得赃即放，捕盗之司得赂即放，甚至府县徒罪即放。一盗既起，众盗皆炽，其势然也。”所以，盗贼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也乐得依附于这些地方土豪。在明末的长江下游一带，劫盗者劫掠过往商客之后，都以当地的豪家巨户为靠山:“臣又访得沿江有一等豪恶之家，公然为贼窝主。前项沙船等船往来江上兴贩私盐，劫掠客商，悉投托其家，以为依止，彼此坐地分赃。平时造意指示，事发潜为救解。”(孙旬:《皇明疏抄》卷六三，黄绾《弭江盗疏》)豪家向盗贼发号施令，策划劫掠活动;一旦盗贼被官府逮捕，豪家也积极地疏通关系、多方营救。

捕役也是盗贼的潜在窝家。雍正十年，湖北沿江守备破获了一起盗贼窝案。武汉临江八吉堡地方的徐中和与钱晋封二人充当盗贼的窝主，犯案累累，而“徐中和为盗贼之积窝，钱晋封又为奸捕之窝首。”(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2册，雍正十年五月十八日奏折)此案中地方势要与捕役班头相互勾结，打通黑白两道，江上作案，陆地销赃，对过往商客的危害甚大。清代，又有一种所谓旗盗者，即有八旗子弟充当窝主。康熙年间时任两江总督于成龙说:“察旗盗。江南无赖奸民，往往投靠江宁、京口等旗下，为护身之符，旋称告假回籍。昼则倚势行凶，夜则纠众打劫。地方官追捕急迫，彼即仍窜归旗，无从究诘。揆厥所由，总因旗主贪利财物，明知故纵。其出外之时，装成圈套，先递逃牌。若劫掠满载而归，则曰自回投主，将逃案圈销。或事发被获，诿称已递逃档，与本主无涉。积习相因，以致投充人等肆意横行，深为民害。”(于成龙:《于清端政书》卷七《弭盗安民条例》)这实际上是清代民族身份等级制下的产物。八旗子弟利用其特权身份，纠集歹徒，肆意劫抢，而地方官对他们却毫无办法。

有时，地方官府中的权势人物也充当着盗贼的窝主，这在明代中后期较为多见。正德年间的藩王朱宸濠，就是利用江湖盗贼的劫掠而积聚了巨额的财富，据史料载:“(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宁王。……其在宫，渎伦无礼，养亡命为盗江湖间及劫府库，财万万计。”(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二六)而且，朱宸濠招纳的江湖亡命之徒达到了百余人之多:“遣承奉刘吉等招江湖剧盗杨清、李甫、王儒等百余人入府，号曰把势。”(夏燮:《明通鉴》卷四五)此外，被宁王笼络的著名盗匪还有凌十一、闵念四等(万国钦:《万二愚先生遗集》卷五《杂著·书二烈遗事》)。又明代嘉靖年间，长江中游一带逃军罗龙文招纳江湖亡命，为非逞凶。而罗龙文的幕后靠山则是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臣(按:此系御史林润的奏折内容)巡视上江，备访江洋盗贼，多入逃军罗龙文之家。龙文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推世蕃为主，事之。世蕃自罪谪之后，日夜与龙文诽谤朝政，动摇人心，近者假治第，聚众至四千人，道路汹汹，变且不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四，嘉靖四十三年冬十月)朱宸濠与严世蕃都扮演着盗贼窝主的角色，企图借助于江湖盗贼的势力，打击政敌，甚至颠覆明王朝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由此也可见出，在明朝中期，长江中游一带盗贼规模的庞大和活动的猖獗。崇祯年间，浙江乌程人温体仁做了当朝宰相，唐世济则是都察院都御史，他们的乡人纷纷入太湖为盗，“以两家为奥主”(万斯同:《明史》卷三六二)。而有清一代，则鲜见有官府当权者充当盗贼窝主的情况。

对于富家、土豪与地方势要充当盗贼的窝主，官府在侦缉盗匪时往往投鼠忌器，处于是纵容还是严缉的两难困境当中。严缉盗匪，纠察窝主，则会得罪地方势要，轻则丢官，重则丧命。因此，缉盗者的渎职就在所难免，如明代官绅陈全之所论:“扬子江盗类富民为之，其力可以坑逻者。故每驱而不擒，逻者自全之势然也。”(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一)扬子江的盗匪还只是当地的富民，而像朱宸濠、严世蕃、温体仁之类的盗匪窝主，官府更是敢奈其何?明代人郑若曾曾经提出了解决此种困境的一个途径，他主张对土豪进行招抚，使土豪的势力为国家所利用，他说:“江阴北滨大江，港口错杂，难于防御。非兵船远哨分守上游，则无港不可登泊也。而所当哨收者有三，曰唐沙，曰青草沙，曰蒲沙。……三沙土豪素称窃盗之渠魁，除之则激之使乱，纵之则盗日蔓滋。为今之计，宜明示甄别，使之改过。操练乡兵，与官兵互相纠察，而以一巡司领之。其弗率训典者，亟歼绝之。数年之后，兵船可革，盗可化为良民也。”(郑若曾:《江南经略》卷五下《三沙险要说》)这种把盗匪改造为乡兵的做法，在明末清初之际的江南地区被各种政治势力所经常使用。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江河盗贼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水上居民如渔户、疍民、舟子，江河沿岸的一般居住民，官府执法者如衙役、汛兵，地方土豪与势要，其他还有盐枭、粮船水手等，都是江河劫掠的可能参与者。从他们的身份构成来看，为盗之人并非都是如清初官员佟国器所言“不农不商不工不佣，无恒业之人”(盘峤野人:《居官寡过录》卷二)，大多数充当窝主者也并非如彭鹏所言“或饥寒不自全，相依为命;或城社而无所畏凭藉而行”的贫民(彭鹏:《古愚心言》卷八《应抚院于咨访利弊条议疏》)。活跃在江河湖泊的盗贼，往往游移在王朝体制的内外，他们或者释耒耜则为盗匪，弃刀戟又成良民;或者名为执法之吏役，而实系纠抢之劫盗。明清官府也注意到了这种民与盗、兵与匪之间身份的交叉与不断变换，因而通过编查保甲、设立族正管制宗族成员和严厉约束汛兵吏役等措施来限制人员的流动，以图达到消弭盗匪的目的。但是，只要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大量衣食短缺的饥民，只要存在于官府吏役制度和汛防制度中的诸种体制性弊病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只要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阶层，江河湖泊中的盗匪问题就会长期存在。

文章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