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烈士之孙赵新炎：照本宣科地宣扬革命先烈，是对他们的不敬|先烈|吴玉章|烈士|赵世炎|赵新炎|陈延年

2021年，《觉醒年代》的爆火掀起了一阵现象级热潮，一批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爱国青年跨越时空，吸引了众多新世纪青年的追随敬仰。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赵世炎、邓中夏等人，他们追求真理，最早深入工人群众中，探索革命道路；他们在工作中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却又都英年早逝。

这些人中，化名“施英”的赵世炎曾参与创建中共旅法党组织，精通几国外语，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领导者之一，取得胜利，建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1927年牺牲时年仅26岁。

赵世炎

“赵世炎一生虽然短暂，但却辉煌。作为他的后人，我除了敬仰、纪念，还要时时刻刻鞭策自己，不能玷污先烈的名字，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对得起‘赵世炎’这个名字。”2022年开年之际，赵世炎之孙赵新炎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如是说到。

回顾赵世炎短暂的一生，祖父超强的学习能力、善于团结人的能力以及严格的自律能力令赵新炎非常敬佩，也让他记忆深刻。赵新炎也坦言，过去对于赵世炎等烈士的宣传是不够的，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些人的事迹。

谈及《觉醒年代》的火爆，赵新炎认为，这部剧之所以能够打动年轻人，在于它打破了过去把人物脸谱化、偶像化甚至卡通化的刻板印象，最大程度地展现了人物的鲜活一面......

“能够深入到底层百姓的生活”

1901年4月13日，赵世炎出生于重庆龙潭镇，15岁时考入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即现今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这里他受到了新思想、新理论的洗礼，愈发明白民族和国家此刻的艰难处境。

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勤工俭学”的理念应运而生，在学生中掀起了一股留学风潮。为了响应以“学习新思想、寻找改造中国途径”为目的勤工俭学学生运动号召，赵世炎进入了吴玉章修建的法文专修馆学习，作为留法预备学员。1920年5月9日，赵世炎等人从上海出发，远渡法国求学，开启留法勤工俭学之路。

“他的学习能力，在我追寻他足迹的过程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赵新炎讲述，从15岁来到北京学习到19岁毕业，这几年当中，赵世炎的学业成绩一直是非常优秀的。

在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对学生英语的要求就已经很高了。初来的赵世炎总是带着一股很浓的川音去讲英语，为了纠正自己的发音，他在周末会去到教堂以及学校附近外国人聚集的地方去交流，很短的时间，他的英语水平便迅速提升，已经到了可以帮助同学们翻译的程度。

赵新炎称，到后来去法国留学勤工俭学，又要从零开始学习法语，虽然此前在国内有过几个月的法语短期学习，但是基础并不牢固。尽管如此，在法国三年，赵世炎的法语水平也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赵新炎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

“1923年他们从法国去苏联，一路上，不管是法语还是英语大家全要靠祖父做翻译。同样都在国内读过书，又同样在法国住了好几年啊，但是别人的外语就是不如他，他在这方面的学习能力给我印象是非常深的。”

在旧社会、旧中国，读书人与文化人往往是不与底层劳动者来往的。赵世炎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和华工们生活工作在一起，在国内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的时候，也是深入到工人当中。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也是工人当中著名的领袖。

对此，赵新炎认为，祖父赵世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知识层面的文化分子，他还能够更多地深入到底层百姓的生活当中。

“他团结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跟工人有共同语言，知道他们的疾苦，因为祖父本身的家庭是比较富裕殷实的家庭。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勤工俭学，不走革命这条路，他如何知道工人的生活？又怎么可能去领导工人斗争呢？这是不可能的。”赵新炎说道：“所以为什么去法国勤工俭学在当时是非常震动的一件事。因为读书人怎么能劳动呢？我们中国传统读书人是不干活的。”

守着巨款吃剩饭

1927年上海4·12反革命政变后，在江苏省委工作的赵世炎有了变动，组织调动他去中央工作。当时，江苏省委机关还在上海，中央机关在4·12政变之前也在上海，政变后，党中央转移到了武汉。

“党中央要求调他去武汉工作，但赵世炎却考虑到他在上海的工作还没有交接完，便选择留在了最危险的上海。这个时候做出这种决定意味着随时有可能牺牲，但是他义无反顾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因为这个选择，26岁的赵世炎在上海壮烈牺牲。

1927年7月2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实施抓捕赵世炎的行动，并来到赵世炎的住处搜查。在赵世炎的住处，他们发现了近四万大洋，这是由赵世炎暂时保管的革命工作经费。国民党特务怀疑这笔巨款与苏联共产国际有关，便向他质问。赵世炎不慌不忙地说自己是一个商人，经商中资金流转，有这些钱是很正常的。

此时，一个特务看了一眼饭桌，上面摆着的是剩饭，而且可以看出十分粗糙。守着巨款却吃剩菜，这绝不是商人之举。在国民党反动派眼中，这种手里拿着巨款，吃剩饭的事情，只有一种人能做出来，那就是共产党。

这一个细节也加强了在场特务对赵世炎“共党”身份的肯定。后来，被捕的赵世炎在叛徒韩步先（红船编辑部注：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指认下，还是暴露了真正身份。

“不能把革命者塑造成干巴巴的形象”

“这样的一个人为何愿意为理想、为事业去牺牲自己？因为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赵新炎认为，这也是《觉醒年代》这部剧能够打动年轻人的原因所在。

“它打破了过去影视剧对先烈及英雄人物脸谱化、偶像化、甚至卡通化的平面塑造。立体地呈现了一群鲜活的人。这些人是热爱生活与生命的，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够认识到中国人民需要什么。否则一部影视作品只是为了展现先烈的牺牲，刻意地塑造牺牲场景，观众凭什么要感动？”

赵新炎说，像祖父赵世炎这样的人，现实中的他同样爱吃好吃的东西，喜欢玩，也喜欢穿上好衣服去照相，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他最终为了事业献出生命，这才是值得后人去怀念敬仰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都不在意，对自己的生活也不热爱，那么他牺牲了也仅仅只是牺牲了。只有将这些先烈们作为普通人的另一面真实地呈现出来，才能让观众感受到他们牺牲那一瞬间的意义。”

“我觉得现在宣传先烈、宣传革命者的文艺影视作品是有进步的，这个势头要保持下去。不要再把革命先烈都塑造成一个干巴巴的、脸谱化的形象，这既不是革命先烈的本色，也无法做到真正吸引年轻人去敬仰、学习革命先烈。”

“祖母曾两次入狱，并非终身未嫁”

或许是《觉醒年代》热度所致，在网络上，出现了“赵世炎牺牲后，夏之栩等了他六十年没有再嫁”的声音，为了塑造革命烈士的爱情，忽略了夏之栩实际上为中国革命做出过的巨大贡献。对此，赵新炎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艺术作品有它自己的特点，再者像《觉醒年代》这样一部宏大的电视剧，它需要展示的人物角色太多，他只能去做一些艺术化、抽象化的处理，很难面面俱到地去展示每一个人。”

“作为我祖母夏之栩来讲，她并不是简单的出于对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的敬仰，才与赵世炎相识并组建家庭的。”赵新炎介绍，祖母夏之栩从小就过着非常苦的生活，她的父亲去世以后，全靠母亲给人缝补衣服、洗衣服维持生计。就读于湖北师范学校时，受陈潭秋等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后来在北京与赵世炎相识相爱结婚，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赵世炎牺牲育有两个孩子。

“网上说的她为了爱情终身不嫁，事实上这是误传。祖母夏之栩后来也结婚重新组建了家庭。丈夫是后来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淇生。刘淇生老爷爷也是一位特别热爱生活且特别有文采的一位老人。”

夏之栩

对于网络的不实说法，赵新炎也是笑言道：“所谓丈夫死了终身不嫁，如果在19世纪，这是可以立贞洁牌坊的。但今天已经是21世纪了，这种‘终身不嫁’的话题，不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应该说的，因为革命先烈也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赵世炎牺牲后，夏之栩仍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1929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夏之栩前往苏联去学习，两个儿子也被一并带到苏联。1930年年底，夏之栩将两个儿子留在苏联，自己回到国内继续参加革命斗争，不料刚从满洲里入境就被逮捕。

赵新炎介绍，当时处在张学良统治下的东北，对共产党人是严防死守的。夏之栩作为一名南方人，又是从苏联入境，这类人在东北，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共产党。正是因为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怀疑，刚从苏联回国的夏之栩就被捕入狱。直到9·18事变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回到上海继续做地下工作。

然而，仅仅一年时间，1932年夏之栩再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当时国民党判了她无期徒刑。服刑的时候，祖母就表示她绝不屈服，她要在牢里，坐到她的儿子们打着红旗来接她。”

服刑五年后，1937年国共合作后，夏之栩被释放出狱，此后在武汉、桂林、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先后工作过。来到延安后，又先后在中央社会部和组织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60年代任第一轻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从小就没有去过特供商店”

赵新炎告诉红船编辑部，他从小在祖母夏之栩身边生活成长，在这期间，祖母的两件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段时间，北京很多部队在施工。当时赵新炎的家旁边就有一个施工部队，赵新炎回忆那是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连队在挖防空洞。在此施工的连队知道了夏之栩的革命经历后，特意通过上级邀请她去连队做革命传统教育。当时连队也提前告知了夏之栩，这次革命传统教育就讲自己的革命斗争故事。

“祖母应邀前去，给一百多个连队战士讲革命故事。因为她此前很少和家人讲这些故事。我母亲借这个机会也跑去听讲了，结果回来以后告诉我们，她的故事只讲了一段，讲她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如何把一个看守感化，为他们传递情报，帮助狱友们和外面的组织联系。”

赵新炎继续介绍着，“后来看守的行动暴露，被抓捕起来要执行死刑。祖母当时讲，这个即将被执行的看守还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但是他在被枪决之前，喊的却是共产党万岁，并且多年后大家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祖母说，‘在中共的革命斗争史当中，有太多这样的人为了中国共产党去牺牲，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活下来的人就不要再说自己的什么事。因为我们都活下来了！’”

此外，从小在祖母身边生活的赵新炎，没有去过一次特供商店。

“她对我们要求是很严的，生活上和周边的孩子比没有什么特殊。现在都分什么学区之类的，但在当时，有钱的没钱的都在一起上学，我们有些同学家里很穷的，但大家都在一起上学，都是一样的，穿的也都差不多，可能我们家生活条件会比人家略微好一点，但是绝对没有任何特殊化。”

赵新炎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件事，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为了保障高层领导干部的食品安全，给予他们生活物资上的便利，北京东华门设有特供商店，里面的商品要比外面卖的便宜，数量也很多，但祖母从来不让他们去特供商店买东西。

“她说组织上发的工资足够了，即使定量供应的物资不够，也从不允许家人去特供商店里买，对家中任何人都是这样要求的。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和我哥从小就没有去过特供商店，当时觉得自己好像比很多同伴要吃亏很多。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这对我们的成长教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不能抹黑先烈的名字”

对于自己革命后代的身份，赵新炎更是坦言：“由于祖父牺牲得早，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以前对于他是不怎么了解的，社会上也宣传得少。那对于我来讲，‘赵世炎’之孙的名号更加没有什么特殊性。我和我的家人不知道他的名望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是我们永远都谨记着一条：自己做的一切事情要对得起先辈，不要玷污‘赵世炎’这个名字，从我父亲那一辈再到我们这一代一直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