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军售传奇：出国时7人仅揣5美元，回国时带来1.67个亿！|以色列|埃及|萨达特

大家好，我是以史为鉴。

202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2019年，全球最大的25家军火公司通过武器售卖和相关服务一共收入了3610亿美元，占据全球军火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图注：珠海航展地面武器展示

其中美国军火公司占据一半以上，更是垄断了前五名，分别是：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雷神、通用动力.

中国企业虽然仅有四家上榜，但是就有三家公司杀入前十，其中排名最高的就是第六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根据研究所发布的报告，中航工业2019年的武器装备销售总额为225亿美元。

这一数据已经相当可观了，但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第一次走出军售这条路时，可以说穷到极点，甚至第一次走出国门谈生意时，军售代表团七个人身上总共就带了五美元经费，但是等到他们回来时，却给我国带回来1.6亿美元的现金外汇。

图注：中航工业代表作——歼20

本期@以史为鉴就跟大家聊聊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外军售的故事。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被西方抵制封杀，所以对外一直是一边倒的政策。在这一阶段，中国压根没有对外军售这一说，基本上都是和苏联一样，对社会主义小伙伴都是以援助的名义免费赠送。

但是俗话说的好：“碗米恩，斗米仇。”更何况中国在上世纪的情况也是非常艰难。
等到了1979年1月，在改革开放浪潮影响下，军援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

1979年1月2日，中央批准对外军事援助由原来的全部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

图注：王震将军

1月3日，王震副总理即召集国防工业各部门会议，明确提出各部应积极出口产品，所收外汇原则上归各部自己使用。

但是改革后收费怎么收？怎么卖出去？对方接不接受？这些都没有案例可以参考，各个环节都是问题，但是机会很快就来了。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看到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已成定局，于是埃及总统萨达特干脆决定和以色列和谈。

1978年9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签订了戴维营协议，并双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图注：1978年9月17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中）、埃及总统萨达特（左）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右）签订著名的戴维营协议

1979年3月，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埃以和约》，结束了两国之间历时三十年之久的战争状态。

但是埃及此举惹怒了阿拉伯国家，也彻底得罪了苏联。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开始对埃及军事能力进行限制。

因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现在失去了苏式武器的获取渠道，这对埃及国防造成很大的麻烦。

图注：1979年2月28日，萨达特的特使、负责总统府事务的副总理哈桑·图哈米访华

于是1979年2月，埃及一方面派副总理图哈米到中国来请求军事援助。

另一方面，埃及民航也向中国发出邀请，看中国能否帮助埃及修复一下苏制的安-24飞机。

中方在和埃及副总理会谈后，也是原则上答应可以出售飞机、发动机等武器装备。

于是，第三机械部也就是后来的航空工业部马上筹备组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1979年3月3日组建），大家决定抓住这个极好的机会，先走出军售第一步。

为什么说这是个极好的机会？

图注：1979年的北京街头

第一，1979年中国人要出国需要走很复杂的审批流程，且需要对方的邀请函，否则一般人都办不下来；

第二，当时的外汇极为有限，五十美元的外汇使用甚至需要部长级领导签字；坐国航的飞机可以使用人民币，但是到了别的国家没有美元可以说寸步难行。

第三，两国高层已经定下来了可以谈的基调，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机遇。

要不然此时刚刚成立的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根本无人知晓，谁会邀请你去卖装备呢？而且公司刚刚成立，也没有美元外汇来负责差旅。

图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67号原三机部所在地，中航科技公司就诞生在这里

现在埃及发了修飞机的邀请函，由他们包食宿，刚好就可以借此机会走出去去谈谈军售的事情。

于是第三机械工业部的领导决定，当即组成以时任中航技出口处处长刘国民为团长的七人代表团前往埃及。

除了刘国民，其余六人分别是沈阳飞机厂试飞站副站长钱家骝，成都飞机厂设计所副所长沈永元，西安飞机厂工艺室副主任伍力，沈阳航空发动机副总工程师黄建，中航技公司项目经理卢贵智，成都飞机厂翻译刘明树。

图注：七人代表团在埃及留影，前排居中为刘国民

当时不要说百废俱兴，根本是从零开始，别说飞机卖多少钱了，连军售合同都没有可以参考的。后来还是参考了民航购买飞机的合同，逆向推过去，再增加删除几个条款，这才有了合同范本。

在出发前，部领导拍着刘国民的肩膀说：坚持要现汇，哪怕一美元都是好的。

负责对外联络的“大姐”龚瑛给刘国民掏出一张五美元纸币，这是以前三机部出国小组节约下来的。

这五美元就是七个代表所拥有的唯一一笔经费，可以想见当时我国的外汇有多么匮乏。

图注：五美元

当时出过国的领导告诫大家：转机时候不要买任何东西，肚饿口渴也硬撑着；行李一定要自己推，防止要外国服务员借机索要小费。毕竟大家加起来也只有五美元……

1979年3月15日，刘国民带着代表团抵达埃及，先到大使馆跟驻埃及大使姚广汇报实际情况，然后准备跟埃及人洽谈修理安24飞机事宜。

但是埃及民航主席正在国外访问，对下属没有交代修飞机事宜，这事也不是代表团的重点，于是双方修飞机的事情才接触就告结束。

此时大使馆把中国落实军售代表团已经抵达开罗的事情反馈给埃及空军司令，埃及空军迅速把代表团接到旅店居住，招待食宿，还给中方派了一名联络官陪同，配一辆面包车使用。

图注：1979年5月，刘国民同时任埃及空军司令助理肖克里将军

代表团最担心的食宿问题解决了。

但是食宿解决了，如何把飞机卖出去的难题还在后面……接下来就是各种谈判，以及谈判中的各种问题了。

埃及人一开始就不谈军售，只谈军援。埃及空军说他们在中东战争中，战机损失较大，希望中方这次仍然为无偿援助，有偿贸易下次再聊可好？

刘国民直接说了几个点：

1、埃及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而中国不足300美元；

2、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后赚得盆满钵满，一年过路费就是数十亿美元。

3、如果有其他埃及的小伙伴跟埃及提免费援助，埃及怎么想？

4、中国和埃及是好朋友，双方的贸易是平等互利的，没有任何政治条件。

所以，我国政府把无偿援助改为有偿贸易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图注：繁忙的苏伊士运河

听了刘国民的话，埃及人也表示认同，于是再也不提免费援助了。

但是埃及军方提出另外一个点就很难在言辞上打动对方了，见识了西方先进战机的埃及空军认为：中国出售的歼六战机技术太老旧了，恐怕不是假想敌的对手。

歼六战机的原型是米格19，北约代号“农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世界上第一种进入批量生产的超音速战斗机。

但是进入1979年，F16都开始装备美国空军了，幻影2000都首飞了，歼六这款1958年开始仿制，1964年入列我空军的战机能打过以色列的F4吗？

但是对于埃及而言，他们现在没有获得苏制武器的渠道，而且大量战机毁于战火，要是没有过渡战机，缺少训练的飞行员恐怕都要废了。

于是整个埃及空军中只有空军训练部门对于能迅速交付，且价格低廉的歼六表示感兴趣。其他人都觉得歼六不够高大上，谈判陷入僵局。

刘国民认为对方暂停谈判，恐怕在空军这里很难打破局面了。于是刘国民找到驻埃及大使姚广，看看他能不能通过高层再聊聊。

图注：埃及总统萨达特（右）和副总统穆巴拉克（左）

姚大使对于代表团的事非常上心，通过自己的人脉直接找到了对待中国很友好的前任空军司令，现任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

当年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是中方派遣领航员帮助埃及，而且埃及的贸易出口，中国都帮了大忙。

更何况歼六战机虽然落后，但架不住便宜可靠，而且可以迅速提供，且没有政治限制。对于保持埃及空军战力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选择。

穆巴拉克当场表态：

“听说谈判遇到一些困难，那不要紧，我让空军立即恢复谈判。回首往事，埃中两国友谊源远流长。1956年我们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后，是中国派来大批领航员，支持运河复航；此后又年年大量购买我们的长绒棉，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这次派来代表团谈空军装备，我们更是欢迎!……你们的合同草案我看了，就是闭着眼睛，我也能和你们签字!”

在穆巴拉克的影响下，埃及空军重启了谈判，并且有人打招呼，整个招待规格都不一样了。

图注：歼六战斗机

最有戏剧性的是，在中埃双方会晤中，埃及空军司令首次露面，他和谈判代表误把中方翻译认为是大使，两人认为中国代表不懂阿拉伯语，他们直接用阿拉伯语交谈，埃方谈判人员汇报了谈判情况，并且直接说：“中国战斗机的报价还是可以的”。

中方使馆翻译听到这句话后，装作听不懂，悄悄把消息通报给代表团。

了解了埃及关键信息的代表团在后续谈判中可以说占据了很大主动。

1979年5月2日、3日两天，经历了五十余天艰苦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双方约定：中国向埃及出口44架歼-6、6架歼教-6飞机，提供220台涡喷-6、28台涡喷-8备份发动机；总成交金额共计1.67亿美元。

这一数额相当于1979年国家外汇储备的14%！

这次订单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对外军售的第一单。

这次成功的军售，不但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且也给中国对外军售打通了一条路。

值得一提的是，出国时刘国民等七人携带的五美元最后又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交给了部里面。

1979年7月，中航技收到埃及发来的2769万美元预付款，这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28年来的第一笔外汇收入。

图注：埃及空军涂装的歼六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