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畜间包虫病为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多发生在哺乳动物小肠、肝脏中，主要由细粒棘球绦虫和多房棘球绦虫感染引起。许多研究将前者称为包虫病（hydatid disease）。在欧洲、北美以及动物医疗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中，都存在畜间包虫病，易被忽视，新药和有效治疗方法的开发进展缓慢。畜间包虫病发生的范围极广，其发病率取决于对该病的认识和检测能力，对社会经济危害巨大。本文以该寄生虫病的介绍、诊断和治疗、预防三个大的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该病的控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畜间包虫病；诊断；预防

细粒棘球绦虫（echinococcus granulosus，CE，囊型）的囊体是大小不一的囊，通常很大，充满透明液体，历史上被认为是退化的腺体，囊中液体是积累的血清或黏液。1685年俄国科学家Philip Jacob Hartmann证实了其生物性，1801年德国科学家Carl Asmund Rudolphi命名为棘球绦虫（echinococcus）。我国畜间包虫病感染率惊人，1992年青海畜牧总站检查发现绵羊感染率为53.72%，牦牛感染率为54.43%，该数据与1980年基本相同。据研究，羊和牛感染包虫病后平均产肉量分别减少1.15和7.21kg，经济损失严重。有研究对2013—2016年青海甘南牧区牦牛和藏羊屠宰场进行检疫，发现该地区内牦牛和藏羊的包虫感染率分别达14.19%和12.32%，牦牛的感染率稍高，作者推测是因为牦牛的饲养周期更长。

1 包虫病的介绍

引起畜间包虫病的寄生虫在生命周期中存在双宿主，一般会感染两种哺乳动物。其中，最终宿主是寄生虫进行繁殖的宿主，一般为食肉动物或杂食动物。最终宿主的小肠中藏有绦虫，寄生虫经2～3个月后成熟，释放虫卵，随粪便排出体外，完成生命周期。寄生虫生长发育但尚未性成熟阶段主要发生在中间宿主体内，一般是食草动物或杂食动物因摄入虫卵而被感染。人类作为绦虫的最终宿主或中间宿主，感染后出现严重的临床症状甚至是死亡。

CE的最终宿主包括野狗、狼、豺等犬科动物，中间宿主包括绵羊、山羊、牛、猪、马等。利用线粒体DNA序列对CE已鉴定出10种不同的遗传类型，绵羊品系（G1）最具世界性。相比于CE，多房棘球绦虫（echinococcus multilocularis，AE，泡型）的流行病学更加复杂，主要以狐狸、郊狼、宠物狗等为最终宿主，以啮齿动物为中间宿主。为降低宠物主人的潜在感染风险，应当在流行地区对可能捕获啮齿动物的狗和猫进行定期吡喹酮治疗。不同于CE在全世界都有着较高的流行率，AE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报道较少，但在中国流行率较高，已有8个省、自治区发现，但尚不清楚是因为疫区扩大还是刚被发现。引起畜间包虫病的寄生虫除CE和AE外，如今非洲棘球绦虫（echinococcus vogeli，PE）和少棘球绦虫（echinococcus oligarthrus，UE）也有报道，共有16种棘球绦虫被报道，其中能够感染人体的有6种，包括CE、AE、PE和UE。PE的最终宿主为大型宠物犬，中间宿主为豚鼠等。UE的最终宿主为夜猫，中间宿主为豚鼠和负鼠。

2 畜间包虫病的诊断和治疗

除了剖检和对死后动物肠道内容物菌株提取检测外，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粪便样品中的棘球绦虫特异性抗原的方法是常被使用的检测方法。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DNA检测，可以鉴定棘球绦虫的种类和菌株。对于中间宿主难以诊断，除DNA检测外，对特定抗体的血清学检测技术发展较快。超声、核磁共振、断层扫描是被广泛使用的成像技术，可以直接确定囊肿的数量、部位、大小，并能推测其生长和转移活力。

畜间包虫病的治疗，对于人类感染而言，最早对囊肿用套管穿刺，用注射器抽吸液体，并将碘酊、硫酸铜、硼酸、水杨酸、1%甲醛等注射到穿刺的囊肿中。穿刺技术经过发展，现在的新型穿刺技术（PAIR）包括以下步骤：超声引导穿刺囊肿；抽吸大部分囊肿液；注射杀寄生虫溶液（20%氯化钠溶液或95%乙醇），注射量大约相当于抽吸囊肿液的1/3；注射乙醇5min后重新抽吸，注射氯化钠则至少15min后抽吸。

外科手术是解决急性病的特殊手段，手术可能引起并发症如继发感染、急性过敏反应和复发等，以及其对于医生操作的要求，使得手术使用率有限。

药物使用一般为苯并咪唑类药物，大量的临床试验表明，长期口服阿苯达唑、芬苯达唑、氟苯达唑和甲苯达唑等苯并咪唑类药物能够显著抑制AE的增殖和在体内的转移，破坏寄生虫结构，但药物经复杂的药代动力学通常无法达到杀死寄生虫的目的。阿苯达唑（10～15mg/kg·bw·d）和甲苯达唑（40～50mg/kg·bw·d）对于CE的抑制效果也很显著。已有其他药物被测试，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开发出优于苯并咪唑类药物的新药用于包虫病的治疗。使用吡喹酮能够有效控制狗体内的CE和狗、狐狸体内的AE。氢溴酸槟榔碱、盐酸布那脒、氯硝柳胺和硝基水杨酸盐等驱虫药也能减缓一部分棘球绦虫感染的负担。吡喹酮和阿苯达唑联用相比于阿苯达唑单独使用也有着更好的疗效。硝唑尼特和阿苯达唑联用对于AE的杀虫效果明显。对于人类感染的药物治疗也应辅助补充去甲肾上腺素。

3 畜间包虫病的预防

从野生动物宿主中消除畜间包虫病并不现实，从实际出发，预防相比于诊断和治疗更有意义。冰岛、新西兰、塞浦路斯等国家成功的控制经验，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有计划地使用吡喹酮，使人、狗、牲畜的感染率均下降。苏联解体后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使新建立的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畜间包虫病发病率持续升高，对比可知针对棘球绦虫的控制活动是长期的行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政资源。中国最早于2006年在四川省开始实施控制方案，随后扩大到7个省、自治区（四川、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和西藏），四川省粪抗原阳性犬的比例从18%下降到15.9%。我国所进行的“健康中国2030”、“一带一路”等举措，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进一步合作，对于这一疾病的研究和疫苗开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2016年10月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计划到2030年畜间包虫病在县级得到控制。而且中国所面临的情况也更为复杂，一方面是国内基层兽医部门对于畜间包虫病的重视程度不足，检测能力不够，另一方面是国内巨大的动物源性食品缺口意味着每年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而这加速了畜间包虫病的传播。重组疫苗（EG95）的开发带来了新的预防思路，在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进行的EG95试验中，86%的接种绵羊在接种1年后检查时没有发现活的包虫囊肿，且因为疫苗的接种使囊肿的数量减少了99.3%。

参考文献：略

作者：安晓红/内蒙古察右前旗动物卫生监督所

来源：《中国动物保健》2021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