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森：清代山西虎患与生态环境问题|乾隆|光绪|山西|康熙|知县|雍正

虎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顶级物种，对生境的要求颇高，其行踪、数量演变都有着强烈的生态指示意义。目前学界对历史时期虎的研究多集中于南方地区和新疆地区，( 1 ) 华北黄土高原地区少有涉及，虽有数篇论及，但大多不够深入。历史时期山西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虎分布区，属于我国境内虎的六个亚种之一———华北亚种 ( Panthera tigris coreensis Brass) ，而且是该亚种分布最多的地区。( 2 ) 遗憾的是，早在 1979 年，一份关于山西省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报告就已称，调查中没有遇到虎实体，“在近 20 年来也未取得过活虎的标本……根据调查访问，经反复分析，目前仅有数只到十余只虎了”。( 3 ) 20 世纪 90 年代末新修《山西通志》将山西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虎的分布地点仅列有五台山、中条山、管涔山三处，但当地是否存有野生虎还不得而知。( 4 ) 而在历史时期，山西高原虎分布广泛，唐宋以来人虎冲突加剧，虎患日趋频繁。本文通过对相关史籍的钩沉，着力探讨清代山西虎患及其所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

一、清代山西虎患的时空特征

清代以前山西境内虎的活动不绝于书。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曾言“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故成语有“再作冯妇”之语。北魏时期，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霍山( 今太岳山) 说:“霍太山有岳庙，庙甚灵，乌雀不栖其林，猛虎常守其庭”，( 5 ) 虽不可尽信，但霍山有虎出没，当无问题。北周时期，河津县龙门山，亦有猛虎出没。( 6 ) 唐以来山西虎患日益见诸史籍。如洪洞县司空山“唐时有虎害，异僧伏之，今山东北偏地犹名虎儿殿”。( 7 ) 上党地区长子县唐初屡有虎患，县令崔珏设法伏虎，后世以之为神，即崔府君神，宋元时期影响广大，持续至明清时期。( 8 ) 据称崔珏为山西平定人，唐太宗时为长子县令，“时县境有虎患。及一孝子为食，乃以牒摄虎，至而使服。一县以为神，而庙韦之”。( 9 ) 太和元年( 827 年) ，河中府虞乡县有虎入灵峰观中，( 10 ) 唐虞乡县在今永济市东，中条山南段北部，中条山区当有虎出没。在长安二年( 702 年) 河东路巡按使、刑部尚书李景等人同游神山县玉兔观，“于风穴山脚下见一僧引十余巨虎，顶放白光。言‘此地有虎患，吾伏之’”。( 11 ) 北宋时期，地处太行山南段的泽州地区( 今晋城) 虎患严重，猛虎结伴为害。( 12 ) 到了元至元十二年( 1275 年) ，泽州地区虎患又复发生，时任平阳路总管府判官的王恽移文泽州山神，同样请求神灵驱逐、捕杀猛虎。( 13 ) 入明以后，虎患记载逐渐增多，人虎冲突也日益加剧，民众应对虎患的措施既有捕杀也有祈神。如晋北地区弘治元年( 1488 年) 秋，应州南山有虎患，知州薛敬之为文祭之，据称旬日间虎死于壑。( 14 ) 河曲县弘治三年( 1490 年) 秋七月，虎狼噬人; 十四年( 1501 年) 四月，有虎入境，杀人被获。( 15) 繁峙县嘉靖七年( 1528 年) 春大疫，秋多虎灾。( 16) 保德州万历八年( 1580 年) 虎入孙家沟麻池中，民逐至西岭，千户孙光祚射获之。( 17) 晋中地区，霍山“明正德间，有虎下山为患，皂隶李能者有勇力，县严令捕之。能奉命往捕，即遇虎，拜而告以故，虎果随之，患遂除。”( 18) 霍山以西的汾州孝义县，嘉靖年间城外高唐、狐歧诸山也多虎患。( 19) 晋南地区，嘉靖十一年( 1532 年) 冬，解州运城发生饥荒，“虎如禁垣，踞池神庙”。( 20) 而在崇祯末年，晋东南泽州地区又暴发虎患，泽州知州徐芳称: 当地虎出没于太行山间，“蹲伏要路间，伺行人过搏噬，不复食他物……往来行旅伤害甚众。每日斜，即相戒裹足。今十数年矣而患未息”。( 21)

清代地方史料更为丰富，对于虎、虎患的记载更为完备、清晰。其中方志资料是研究虎患与人类社会的基础资料，再结合山西地区的碑刻、文集资料，清代山西地区虎记录特征可以勾勒出来，进而揭示出清代山西虎患的具体时空特征。

( 一) 空间分布

清代山西地区虎的分布，基本与山西主要山脉耦合，可以太原为分界，北少南多，北部以太行山东北部、恒山、五台山所在州县分布最多，虎患集中于太行山与恒山交接地带、吕梁山北段芦芽山地区; 南部以吕梁山南段火焰山地区、太岳山区与中条山东段、太行山南段所在州县最为集中，是清代山西虎患分布最多的地区。虎的栖息地为森林山地，喜欢山林、灌木与野草丛生的地方，具有强烈的生态指示意义。现代华北、西北地区的虎一般栖息于地势较为平缓的海拔较高( 2000 米左右) 的常绿林中，以今日山西地形图来看，上述清代山西虎分布的山区平均海拔也为2000 米左右，只是清代山西地区虎的活动范围更为广阔。虎患的出现表明，虎影响到了处于低地的居民区。到了清代后期，随着人类生产开发和捕杀，山西地区虎的数量大减，而且已退至悬岩绝壑中了，活动区域收缩至高海拔地区，虎患已少见记录。同时，清代山西地区虎的分布也可间接推知清代山西地区森林的大致分布地段，而虎患发生的地区也多为森林破坏、人地矛盾严重的地区。

1. 晋北地区

晋西北地区。雍正《朔平府志》曾记载当时朔州、马邑、右玉有虎分布，( 22) 只是未见虎患记录。朔州南部为明代内长城沿线，明代为防蒙古军队南下，一度禁止砍伐林木，也间接为虎的生存提供了帮助。《明经世文编》载雁门关勾注山一线，“东西十八隘口，崇冈复岭，回盘曲折。加以林木丛密，虎豹穴藏，人鲜经行，骑不能入”。( 23) 清初这里的林木一时有所保留，但随着经济活动开发，森林资源逐渐减少，虎患进而发生。乾隆时期岢岚州虎患频繁发生，以至于居民竟能一人杀一虎，赵翼在其《萗曝杂记》说:“闻山西岢岚州在万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杀一虎”。( 24)

晋东北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山脉交错，崇山峻岭，灵邱县早在明天启六年六月就有虎伤人的记录，称“离城三十里，去南山五里有猛虎七个。止见三虎在山伏卧，伤人三口，伤驴三头，伤犬三只，地方受害，狩人不能治理”。( 25) 至清初，虎患依然严酷，曾于顺治六年任灵邱知县的宋起凤在其所撰《稗说》中言“大同灵邱山中数多虎，相率十数成群，当昼噬人。灵邱驻褊帅，常牧放营马山下，虎时就群中残啮去。军人相戒，捕之不得”，( 26 ) 说明虎不仅吃人而且猎杀军马。康熙《灵邱县志》物产中仍有虎的记载，而且虎患仍不比明代减轻。雍正时期，灵邱县野窝岭“地多虎”，( 27) 可见清中前期这一地区一直有虎的出没。

五台山地区清初尚有虎出没，五台县射虎川，康熙于二十二年西巡五台山“经此山下，忽有虎跳出跸路旁，圣祖亲御繁弱，一发殪之”。( 28) 康熙射杀虎为地方树立了楷模，山西巡抚穆尔西随即恭维说“是虎也，为居民行旅患久矣”，虽然如此，但当时此地“林莽蓊翳”，( 29) 当不只一只虎，虎患也非一时而已。雍正时期五台县大峪口仍“多虎、豹”。( 30)

2. 晋南地区

太原以南是清代山西虎患分布最多的地区，主要以吕梁山南段、太岳山区、中条山东段和太行山南段所在州县分布为多。吕梁山南段大宁、蒲县、乡宁、吉州( 今吉县) 是虎患频发的地区。如大宁县“康熙二十五年虎侣行至城邑、村落，捕噬人畜”。( 31) 宁乡县在万山之中，康熙时期境内多虎患，康熙二十二年龚应霖以举人任宁乡知县，据称“应霖始至，虎遁去，循声卓然”。( 32) 孝义县西部吕梁山区，乾隆时期多虎，“七十里外，虽通衢不敢夜行”。( 33) 地处吕梁山南段火焰山区的乡宁县虎患更为严重，康熙三年，知县张连箕颇为无奈的写到:“地僻桑麻少，山深虎豹多。我来三月耳，尔迹屡经过。去冬搏行客，众怒谁敢诃? ”( 34) 到了乾隆四十年代，虎患更为酷烈，县内“一要?村居民三十家被虎噬者过半，余十三户移徙去”，( 35) 四十六年“虎竟白昼啮人”。民国初年县志列举县内虎、豹、狼、狐等动物时仍称 “山中甚伙，有不能举名者”，( 36) 只是未提及虎患而已。

太岳山区的岳阳县在康熙五十五年六月猛虎为灾; 雍正八年猛虎为灾，又伤二十余人。( 37) 沁水县崇祯六年即发生了猛虎食人的事件。到了康熙时期，赵凤诏为令时“比年以来，旱魃为虐，螟?蝗蝻，蚁附鳞集，饥馑萢至，民不聊生”，灾祲方息却又爆发虎患，“死于虎者不可胜数”。( 38) 中条山东段与太行山南段交界地区是清代山西重要的林区，历山、析城山、王屋山等大山皆分布于此，所在县志多记虎的存在。康熙、乾隆时期这里虎患频繁，如乾隆初年垣曲县知县王今远称垣曲县虎患严重，“西乡一路灾警时闻，采樵绝迹，刍牧惊心，咸谓数年来于斯为极，遭其害者，惨不堪言”。( 39) 平陆县知县冯遵祖于康熙二十三年刚一赴任，乡民即“告尔猛虎为害，不啻再三”。( 40) 乾隆时期，阳城县西南诸山多虎，尤多豹。( 41) 泽州地区( 今晋城) 成化三年即记载虎白日噬人，都御史李侃遣捕之，( 42) 雍正时期这里不光多虎，而且还有豹、豺、獾、鹿、獐、狐、兔等哺乳动物。( 43)

( 二) 时间趋势

清代山西地区的虎患主要发生在康熙、乾隆时期。统计康熙时期有虎患 10 次，雍正 1 次，乾隆 8 次。康熙朝虎患多发生于康熙二十至四十年间，如平陆县康熙二十三年，大宁县康熙二十二年，五台县康熙二十二年，沁水县康熙三十六年，绛县康熙三十七年等都发生了虎患，其余时间发生在康熙初年( 如寿阳) 和五十年以后( 如岳阳县) 。乾隆时期则以乾隆初年( 如蒲县、垣曲) 和四十年代居多( 如乡宁) 。蓝勇、郑维宽以四川和广西为例，皆认为虎患与战乱后植被复萌有关，即生态环境的复原也会导致虎患。( 44) 山西在康、雍、乾时期并无大的战乱，因此这一期频繁的虎患并非因植被复萌的缘故，而是人类农业经济活动对于虎生境的日益干扰所致。

二、虎患中的民众应对举措

对于虎患，清代山西官民虽有求神举措，但最终捕杀主导了求神，求神成了先礼而后兵的前期手段。官民捕虎反映出对人类生命的推重，用时人之语即为“天地之间惟人为贵”。虎患中的人类应对举措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捕虎则是人类向自然进军过程中面对人虎冲突不可调和的矛盾所采取的激进方式，其结果是人类的胜利，但最终预示着生态环境的恶化。

( 一) 求神

老虎既是凶猛的吃人动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又被认为是仁兽，具备和人类相通的灵性，同时也常常被看成是神明的化身，主宰了人间的道德审判”。( 45) 虎患作为一种灾异，在古人看来多为为政不廉的天谴之兆，因而大多数求神举措皆为地方官员的官方行为。山西地区官员所求神灵乃城隍、山神、土地神、黑虎神等。其方式为祭祀神灵并宣读祭文，告知主管虎的神灵，让其驱赶猛虎，或助其捕杀。

康熙年间沁水县虎患酷烈，但“土人且尊为神，见之不敢捕治，顾乃出入无忌，弱肉而强食也”，知县赵凤诏只得求助神灵，所求神灵为黑虎神。该知县所撰祭文指出:“虎若听命神灵驱逐，其率种类而敛迹以避，过期不听是抗天子之命吏也，且藐神威而不之惧也。……邑令虽笃弱当募猎户、勇夫，持火枪、药弩以与虎从事，必尽杀乃止”。( 46) 言下之意，告慰城隍只是出于对神灵的尊重，先礼而后兵，虎不避退则捕杀之。康熙十三年，寿阳知县吴祚昌面对寿阳县境内之虎患，直接对寿阳土地山神进行“弹劾”，指出“天地之间惟人为贵”，对于山神“纵虎食人”感到不忿，这篇祭文也只是告知神灵，同时晓谕猛虎，“限汝三日即当远去，汝或不尔，张弓毒矢，纠率吏民，誓将杀汝”。( 47) 上田信认为东南地区的驱虎文到了清末，已表明“杀害天子的人民的老虎被指责为杀人者，认为应该采用毒箭和火器从单方面来驱除”，( 48) 而在华北内陆的山西，至少在康熙时期就已有此种表现了。官方面对虎患，以人为本，更为务实，而非过多地将老虎出没作为对地方社会的风纪混乱、地方官吏的腐败等的惩罚。求神大多为先礼后兵的前期手段，祈求神灵实际上是捕虎之前的官方礼节，而非应对虎患之实际举措，求神时撰写驱虎文或祭文只是地方官员的一种技能和面对虎患时官方所要延续的一种“文化传统”。

( 二) 捕杀

1. 民间打虎

明清南方地区常设陷阱捕虎，山西民众则多以弓箭、缨枪等捕虎，能以一人之力捕虎，甚至徒手搏杀。前文已提及早在先秦时期晋人冯妇即善搏虎，只是如何捕虎不得而知。频繁的虎患，必然导致应对手段的日益成熟，山西人打虎经验丰富，早在明代，王苅登在其《虎苑》中就曾说山西人“善搏虎”。( 49) 而那些经常有虎出没的地方，民众也

能以一人之力杀一虎，而且技艺更为“独特”。乾隆中，赵翼在其《萗曝杂记》卷三《镇安多虎》中说:“闻山西岢岚州在万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杀一虎。其法用枪一枝，高与眉齐，谓之齐眉枪。遇虎则嬲之，使发怒，辄腾起来扑，扑将及，则以枪柄拄于地，而人鞠躬一蹲，虎扑来正中枪尖，毙矣! 或徒手猝遇虎，则当其扑来，辄以首撞其喉，使不得噬，而两手抱虎腰同滚于地，虎力尽亦毙。”“居民”一词值得注意，应当为普通民众，这与那些职业猎户显然是不同的，而普通民众竟能有此打虎技能，显然是在岢岚州地区多虎，虎患频繁发生情况下所习得的。

2. 官方打虎

与民众相比，官府打虎则更为审慎，在充分考虑地方能力、敬神等多种因素后才实施打虎。如乾隆时期蒲县境内“孽虎肆虐，惨极人天”，县令巫慧虽有所行动，但终因地方力量薄弱，效果甚微，巫慧只得上书请求派兵进捕。( 50)官方打虎通常组织得力，后勤保障得当，故而打虎“业绩”突出。乾隆四十年代，乡宁县虎患日益严峻，知县葛清

是位坚决的“打虎者”，在排解地方官民疑虑后，募猎手捕虎。事后，葛清撰写《新建山神土地庙碑记》对于乡宁县打虎的始末、成绩俱一一列出，成为古代文献中山西地区打虎最详细的记录。( 51) 葛清首先对于地方民众对打虎的疑虑进行排解，随后又在山神、土地神灵位面前宣誓，并为打虎者的奖助、善后事宜做了妥善安排，颇有组织。另外，打虎过程中火枪的使用，应是打虎收到实效的关键技术因素，故能捕获十只猛虎，六只虎仔，豹子也能斩获十二只之多。

三、虎患所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

进入清代，山西地区土地开发的空间近乎饱和，除了长城外的边地外，山西境内几无新开发之地。随着人口日增，加之朝廷科派严重，小民不得不加大土地垦殖的力度和垦殖空间的广度，由传统垦殖地向高海拔地区进军，但仍不敷朝廷税收，于是迭次抗粮，甚至引发民变。( 52) 虎所活动的高海拔地区本不适合农业生产活动，因农业经济的不当开发，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下滑，这种情况在明代已经出现了。( 53) 清代山西境内“峪水为灾”、城市水灾时有发生，( 54) 反映了人类生产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而虎患的发生、演变正是判断山西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指标。清代虎患的频繁发生，反映了人类农业经济活动的加剧，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虎生境的急剧退化。因虎患而导致的官民应对举措反映了人类农业生产活动向高海拔地区虎生境的深入、扩充之“强势”，也是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当导致自然环境恶化的鲜明反证。虎患是对人类活动的“恶劣”干扰，于是杀虎、捕虎成为官民的适应性行为，且颇具技术，最终导致了山西虎数量的急剧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也必不可免。

这可由虎患发生次数的减少来说明。乾隆以后，山西地区虎患已少见记录，这与虎数量的减少直接相关。一方面，人类的捕杀是清代山西虎数量减少的最直接原因，清代山西官民面对虎患，采取更为务实的捕杀措施，而非一味求神。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开发对于森林资源的破坏，也间接导致了虎无计可藏，只得退避，活动范围重新收缩到高海拔地区，甚至死亡。早在乾隆时期这种趋势已有所展露，如乾隆《大同府志》记载浑源、灵邱山中的虎称“间( 或) 有之”，( 55) 表明虎数量的减少。乾隆《潞安府志》也说:“虎、豹、熊，三兽不恒有，有则惊以为异，然亦在深山绝壑中，避人迹(”56) 。至清末，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同治《阳城县志》说:“昔林木蓊密，虎易藏匿，迩年斧斤濯濯，近城五十里鲜虎迹。析城、王屋间尚有匿者。”( 57) 析城山海拔 1888 米，王屋山海拔也有 1700 多米，虎对于人类的影响也日趋微弱，更不用说虎患了。民国新修《岳阳县志》也说:“初岳多虎患，其时山深林密，猛兽易于潜踪，今则斫伐殆尽，而虎亦无复存矣。”( 58) 甚至一些地方连豹子亦绝迹，如平顺县前代多有豹出没，“皮最贵，近因到处童山，无地藏身，悉远遁”。( 59) 生产开发和盲目砍伐是清代山西森林资源破坏的最直接原因，康熙年间编的《静乐县志》载:“昔时山林，参天蔽日”，“迩年以来，砍伐殆尽”。《兴县志》记载乾隆时森林已“荡然无存”。清代人口剧增，人均耕地仅 2． 3 亩，远比隋 42． 2 亩、唐 37 亩、明 11． 5 亩少得多。广种薄收，鼓励烧荒拓坡，盲目扩大坡地，“山石尽拓为田”。因“垦殖日旷”终至“童山不毛”。( 60) 最终，虎的生境日益窘迫，只得退避，部分地区甚至绝迹。1932 年 12 月 5 日凌晨，晋南解县北约 40 里的白坊村，民众猎杀到一只虎，“这只虎是背毛有 5 公分的长毛虎，色美且体形大，头体长 7 尺，尾长也近 3尺”，而在当时能猎杀到虎已是非常罕见的事情了。( 61)

总之，历史时期山西地区虎分布广泛，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唐宋以来虎患日趋频繁，明清更为加剧。面对虎患，山西官民多采取捕杀措施，清中后期虎的数量大量减少，而人类农业生产和经济开发则又助长了这种趋势。地方官民对于虎的态度并无多少保护意识，这恐怕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葛清打虎后乡宁县虎患减少，造成了人进虎退的生态转变，而在时人看来这却是“万民之乐，万民之福”。以今日来看，捕虎对于虎资源带来了极大伤害，但放置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来看，民众主要考虑的是自身安全和温饱问题，今人无法要求其具有多少保护意识，我们只能遗憾、反思，无法亲赴当时的历史场景多置一词。

注释:

( 1) 何业恒《湖南珍稀动物的历史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年第 3 辑; 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闵宗殿《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及相关问题》，《古今农业》2003 年第 1 期; 郑维宽《明清时期广西的虎患及相关生态问题》，《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 期; 上田信《生态环境的变化与驱虎文———18 世纪的东南山地》，王利华主编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曹志红《历史上新疆虎的调查确认与研究》，《历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

( 2) 高耀亭《中国动物志·兽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58 页。

( 3) 王福麟《山西省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报告》，《山西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1979 年第 1 期，第 123 页。

( 4)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 2 卷《地理志》，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320 页。( 5)《水经注》卷 6《汾水》。

( 6)《周书》卷 19《杨忠传》。

( 7) 雍正《山西通志》卷 18。

( 8) 王華《宋、元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

( 9) 光绪《长子县志》卷 7《金石志》。( 10)《旧唐书》卷 17 上《文宗纪》。

( 11) 雍正《山西通志》卷 92。

( 12) ( 宋) 朱彧《萍洲可谈》卷 2。

( 13) 王恽《为虎害移泽州山灵文》，《秋涧集》卷 62。

( 14) 冯从吾《少墟集》卷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