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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江苏徐州邳城河一相亲大会现场，男士排起长队多达百人，而女士则只有5人，引发广泛关注。邳州民政局对此承认，当地的确存在适婚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

追根溯源，“出生性别比”偏高已困扰中国多年。数据显示，从1990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正常范围（103~107），于2004年达到峰值121（即新生儿中每100个女婴对应着121个男婴）。

此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性别选择性终止妊娠的处罚力度，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逐渐下降到略高于正常范围的水平。然而，20至30年前的出生性别比问题正在当下转化为“婚姻挤压”问题。

据《光明日报》此前报道，根据专家测算，适婚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正在持续攀升，20至30岁人口的性别比已经达到111，到2030年将达到115。

当我们把关注点聚焦在徐州，透过这场相亲大会，来分析城市性别比失衡的显性问题，以及徐州是如何应对的。

累积性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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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叔根据徐州市统计年鉴，梳理了近70年的性别比走势。

从上图可以看到，男性与女性的差值逐年拉大，2009年两个群体的绝对值差距超过了30万人。近十年间，差值还在进一步向40万人逼近。统计年鉴提供数据计算出来的性别比，最高只到107.6，并未出现离谱的数据。

不过，南京农业大学杨洪涛此前拿到了徐州公安局、徐州市人口计生委提供的另一组性别比数据——出生人口性别比，与整体性别比相比，差异巨大。

学界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应在103-107之间。新生婴儿的性别结构，直接影响着婚姻、家庭的形态和结构，也关系到区域的人口安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杨洪涛在2007年发表的硕士论文《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理问题研究——以徐州为例》中给出了研究的结论：

徐州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总体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但失衡程度，比预想得要严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失衡持续的时间，比预想得要长。并且，出现了城乡全面失衡、各孩次均出现失衡现象。

根据杨洪涛的研究，徐州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始于“七五”（1986年-1990年）时期，110.21偏离了正常值；“八五”期间逐步上升，达到129.83；“九五”时期进一步上升，达到138.91的严重程度。

图片来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理问题研究——以徐州为例》，南京农业大学2007年 杨洪涛

根据徐州市公安局提供的截至2005年8月底的户籍统计资料，整体0-23岁年龄组的人口性别比均偏离正常值。尤其是全市0岁组人口的性别比高达172.44，严重失调。

众多调查结果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主要是二胎及以上高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结果。杨洪涛引用徐州市妇幼保健院提供的数据，2005年1-9月，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17，二胎出生性别比为164。

杨洪涛在论文中提到，“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是累积性失衡，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未来婚姻性别的挤压就越大，由此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就越大。显然徐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持续的时间较长，累积性失衡的效应己经显现。”

问题因何而起

图片来源：徐州市政府官网

徐州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从何而来？

2010年，时任徐州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延刚曾发表论文指出，徐州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失调的“七五”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初，正处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期。自那以后，徐州性别比开始走高，并一直持续近30年时间。

从表面上看，计划生育对传统生育行为造成挤压，并人为抬高了徐州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如张延刚指出，在不能通过多生和自然选择来实现生育偏好的情况下，人们主观上的生男意愿更趋强化。

计划生育约束下，一系列“反常”情况出现。一种情况是，通过多次追生实现生男的家庭，可能会选择隐瞒生育，瞒报漏报造成了出生人口中女性人数的“减少”。

代表性观点如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周平梅在其硕士论文中所说，若对比20年以来人口性别比，尽管自80年代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走高，但对适婚期性别比影响力度较小。

另一种更极端的选择是，在孕期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并选择性实施人工流产。张延刚指出，随着“两非”（即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人工终止妊娠）打击力度加大，此类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取证和查处更为困难。

而从深层次来看，区位特征和经济文化条件，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

张延刚分析，当时徐州仍属欠发达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农村仍依赖传统的耕作方式，当地农民期望依靠生男孩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指望家庭养老、“养儿防老”。更重要的是，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群众中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仍存。这是导致徐州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源动力。

而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地理位置，进一步增加了徐州治理性别失衡工作的难度。张延刚指出，虽然徐州与周边省、市、县进行了协调，但由于分属不同行政区域，互无从属关系，工作状况及要求存在差异，区域协调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治理工作合力未有效形成。异地胎儿性别鉴定时有发生，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和遏制。

避免“婚姻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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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息显示，“十一五”期间，徐州集中展开了一系列对出生人口性别问题的治理工作。几项重点工作包括，建立了由市级多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了省际交界地区的协作治理、联合办案和信息通报制度。

推动出生人口性别趋正常，徐州的方向是明确的。但种种迹象表明，工作的推进也是缓慢的。

自2015年起，徐州曾连续多年出台整治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实施方案。2018年，徐州市卫健委发布的一份关于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及“两非”专项整治活动的情况通报显示，当地政府仍然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不仅个别单位“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对专项整治活动不重视”，而且“整治工作流于形式”。

作为重点工作的打击“两非”行动同样存在问题。该通报指出，少数地区对村（居）卫生室、个体诊所、民营医院、镇卫生院和药店监管存在疏漏，比如，少数医疗卫生机构B超检查存在担任上岗、B超检查结果记录不规范等问题。

一方面，在生育政策不断放开的利好下，徐州的动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快。另一方面，若干年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包袱”，似乎正令当地适婚青年可能即将面临“婚姻挤压”。这是更棘手、也更近在眼前的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李树茁曾对“婚姻挤压”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他认为，婚姻挤压是性别失衡所带来的最直接和严重的后果之一，其主要表现为大量过剩男性集中出现，既体现出缺乏家庭支持和保护的脆弱性，又可能对人口和社会公共安全带来影响。

最突出的社会风险之一，在于“刺激了对买婚、骗婚、婚外恋以及早婚回溯等现象的发生”。他特别提到，跨国婚姻诈骗案件在农村地区的屡屡发生，正是农村地区贫困男性家庭为婚姻采取的“非常规努力”之一。

对于徐州来说，形势愈加紧迫。在2020年一份对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函中，徐州市卫健委已明确提到，要“切实认清当前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所带来的累积性效应，以及婚配失衡的危害性，进一步增强人口安全意识”。

针对累积性失衡问题，“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开展性别失衡后果的科普教育活动,促进广大群众了解性别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不利影响”。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关键是要尽快行动，尽善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