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总是尽可能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新思路。共生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使得我们对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审视有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基于共生视角重新审视哲学中的主体性、价值论、伦理学和发展观等问题而提出的共生哲学，为思考社会现象和问题提出了独特视角和分析维度。对共生意识和观念的研究探索，理论界已做了很多论证。在马克思的存在论（本体论）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可以在这个观念背后寻找到其哲学基础和认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共生。

**观念与现实

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式不可能离开现实的生活世界而仅仅从人的头脑中产生。意识往往被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所绑架，认为是事实本身的样子，然而，在这些范畴内，往往得出与事实本身大相径庭的判断。这是我们的认识被意识歪曲、操纵的一面。观念来自哪里？似乎是来自预先的概念、范畴、规定。根源于生活的真正的意识往往被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所遮蔽。只有看到背后真正的问题所在，才会选择适合的范畴概念去解释、解决问题。

社会学研究总是认为自己以研究事实为出发点，因而具有坚实的基础，具有比其他学科更强的科学性。我们必须对这种自信做一个反省。自胡塞尔现象学运动起，20世纪各门学科其实已经开始了这种反省。现象学运动席卷多门学科。一般来说，现象学把现象作为一个新的审视问题的视点，展开新的角度，提出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论原则，揭示现象更为丰富的意义。现象学出现后，人类的认识水平进了一大步。在哲学看来，停留在前现象学水平的研究方法总是受到质疑的。

对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事实是范畴建构的，故而要回到事实本身，才能把握事物本身。1935年胡塞尔著名的布拉格演讲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欧洲科学的危机，这篇演讲名为《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他指出，“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运思就是要在纯粹理性的范围内努力综合统一知识论和意义论，以图克服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所造成的欧洲文明的危机。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存在论是关心人自身的具体存在的学问，而回到具体存在的途径，就是回到实践的存在。研究共生，需要回到现实本身，去发现观念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看不到被观念、范畴遮蔽了的现实问题，就发现不了现实世界变革的根本因素是什么，也就无法研究达到共生目标的现实路径或可能性。

**共生观念的基础：感性意识

历史是感性意识和感性活动史。这个认识在马克思的《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已表明。马克思说，对象性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对象性活动中产生的感性意识，就是对自身的类意识的确证和对自身是社会存在物的领会。所以，我们考察的这种感性意识是概念前的、理性认知前的。共生研究不是考察既有的社会秩序的可修补性，而是考察研究共生所依赖的真正感性意识是什么。这样的共生研究才是站在坚实的人性基础上。

为何感性意识的理解如此重要？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感性意识的变革要求带来的，如同第三等级登上历史舞台，世界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天下，这不是马丁·路德发明了新教才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也不是马克斯·韦伯说的是新教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教的观念古已有之，千年来始终被视为异端邪说，只有到了近代，因为感性意识的发展成为第三等级的感性意识，新教才得以兴起。

共生观念的研究很重要的对象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是什么样的？现象实情是什么？感性意识是共生观念研究的基础，因为我们生存的世界，如果没有新的包含共生的感性意识的形成，理论上去重复千百遍，对现实进程没有丝毫意义。如果这样，共生理念就会沦为对现存秩序的辩护或修补，陷入蒲鲁东式的对社会改良的看法，而这早就是马克思批判过的观点。

这种感性意识形成的可能，如何形成，等等，才是我们研究的核心，而不是被已有的知识绑架，用僵化的知识去套在实践上，这样往往南辕北撤。这个现象实情本身是什么？就是去把握感性意识的原初历史，以及当下的社会存在。如何把握？就是深入人民群众的实践，去观察，去表达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进程和价值。

**社会现实和理想

我们都在既有感性意识的社会中生存。共生时代的追求所体现的哲学和伦理基础是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同时又尊重不同主体的独立性及价值观。然而，不可回避的是，社会历史是对抗的现实。比如，资本主义的现实核心就是社会权力，也即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和相互对抗。在这样的现实中，共生观念需要理解这种现实，并思考如何去克服这种现实的对抗。

共生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共同追求，它体现着人类文明范式的变革，是现代性发展的未来走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是现实的，社会共生的追求不应只是一种和谐的秩序，不仅仅只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等。认真研究马克思的《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能够从根本上获得解决共生的哲学基础问题的启示，能搞清楚为何哈贝马斯主张的采取商谈伦理途径，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重温马克思的名言，“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摧毁即重建。

共生的基础研究就是对社会对抗现实的克服。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在克服对抗中探究共生的可能。共生理念如不能成为解决对抗的理论先导，就只能沦为小范围讨论的乌托邦理想，或小修小补的空想主义。

共生观念的理想阶段应该有一个符合人的本质的复归（becoming）。只有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真正解决才有真正的共生，这就是《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四种斗争的解决：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也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个目标就是共产主义。

唯物史观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人类最后的一个对抗形式，是在个人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共产主义正是对私有制（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之后的产生。共产主义不是粗鄙的、平均的私有财产认识，这是蒲鲁东的认识，共产主义是在历史运动中经验地自我诞生起来的。共生观念与此应大有相呼应之处。

共生理念作为一种时代呼唤的哲学理念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研究主题。我们不能停留在工具层面理解共生观念，不然研究很难走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辩证法，才是科学的世界观。

作者：段钢（作者为《社会科学报》社长兼总编）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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