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drew Anthony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The Guardian(2017年12月10日)
在即将采访亚当·凯的那天早上,我醒来时出现了严重的流感症状,脖子和肩膀冷得发痛,满头大汗,甚至在下床之前就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我想:如果一个初级医生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当然,如果他或她患了流感,正确的答案是:不要靠近医院。但从凯的畅销书中,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本日记式回忆录记载了他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的经历——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和医学院、小孩和女人打交道的日子。
在《绝对笑喷之弃业医生日志》一书中,医生们——特别是作者本人,被描绘成收入微薄、被低估、被严重忽视的专业人士,他们始终愿意无偿奉献自己的时间,为国民的健康作斗争。不过,他们之间偶尔也会交换关于病人的奇怪性癖好的故事。
《疼痛难免》(2022)
凯如今是一位37岁的喜剧演员和编剧。他有一张圆圆的、严肃的脸,偶尔会发出颤抖的笑声。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他看起来有点像更为干净和清醒版本的约翰·贝鲁西。
「你还好吗?」他非常礼貌地询问我。
当然,这是一个狡猾的问题,没有一个医生,甚至是前医生,想要听到一个详细的答案。凯厌倦了朋友和他在聚会上遇到的人向他讲述自己的病痛,并希望得到他的专业建议。但正如他在书中指出的,他更喜欢人们请求他帮忙看看剧本。
「还没有人把他们的书寄给我,」他说。「很少有书能激起我去读的兴趣,更不用说我姑姑的那些想要写自传的朋友。」
医学方面的回忆录不是什么新事物。近年来,这一类型有几部值得注意的作品,包括脑外科医生亨利·马什的书《待人以善》(Do No Harm)。但是,他们倾向于将重点放在伦理道德和专业手术上,因此,他们更遵从于一丝不苟的写作风格。
凯则完全不一样,他的作品更加个人化,而且经常轻描淡写地叙述自己的经历。你几乎能在每个段落中看到笑料,而且他的风格也偏向于喜剧性的夸张。同时,书中也充满了紧张的情况,有时甚至以死亡或残疾收场。这使得喜剧和悲剧之间出现了奇怪而快速的摇摆,也显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
他对这本书的成功感到惊讶吗?
「当然,」他迅速地做出了回答。「我本以为,如果这本书能收获一些受众,那么一定是因为我们都需要和国家医疗服务系统打交道。但是大多数给我写信的人都说,他们没有意识到情况有那么糟糕。国家医疗服务系统是一个大雇主,每个人都认识为之工作的人。他们会想,『我认识一个在某部门工作的人』,而不是『人体一定很奇妙吧?』」
如果凯的叙述有至少一半的如实性,那么任何低于顾问医生级别的医生都应该得到读者的同情。评估其如实性的问题在于,凯写了很多笑料,而他的幽默风格往往会将事件放大,以致它们看起来太过完美,不像是会真实发生的。
但他坚称这本书「相当如实」,主要使用的障眼法是将某位病人的临床数据与其他病人的传记式细节拼凑在一起,并改变每个人的名字。
「我本想把细节写得更准确,但出版商担心我会因此入狱,」他解释道。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情况可以检验其真实性。凯在打算购买自己和男朋友心仪的公寓时遭到了临时加价,而言而无信的这对夫妇后来出现在了他的产前诊所。他的复仇幻想仅限于向不知情的父母透露婴儿的性别。凯说,这一切都是真的。
还有一次,他为一个难缠的种族主义病人进行剖腹产后,在缝合时把她的海豚纹身缝错位了。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吗?
「我不是很想细谈这件事,而且我原本也没想把它写进书里,」他比冲说,「但这显然是真实发生过的。」
如果说有什么猎奇的故事是他故意置之书外的,「我有很多关于名人的精彩故事,但无法公之于众。」
书中写道,在当医生的第一年,凯从不同病人的直肠中取出了四种异物,包括马桶刷和电视遥控器。他们都患有埃菲尔综合症(Eiffel syndrome,译者注:即I fell on it的缩略用法,特指书中提到的这种情况)——「我摔倒了,医生!纯属意外!」病人告诉他,遥控器的插入是在沙发上发生的,他承认这是一种可能性,并微妙地提示了接下来的重头戏。在手术室里取出遥控器时,「我们注意到它上面有个避孕套,所以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意外」。
我很好奇,看到人们为了寻找快乐或刺激所做的荒唐事,是否影响了他对一般人的看法?
「不,这就像当你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段认真的感情,然后遇到他们的家人,并意识到每个人的家庭都非常奇怪——不只是你自己的家庭。我们都有自己隐秘的故事。作为一名医生,其中一个奇怪的特权就是得以发现每个人的秘密。而如果长时间在性健康领域工作,对于人们各种各样的癖好就会见怪不怪。」
这本书是根据凯在做初级医生时写的日记编撰而成的,他认为自己可能过多地描述了滑稽的事件,因为他曾经常常通过写这些事件来缓解压力。在描述这种压力时,是凯作为一个作家最生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每周工作97个小时,坐在车里就睡着了,因为永远无法见到朋友而无法维持友谊,长途开车赶往瞬息万变的医院里上班,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停车费,并努力用微薄的工资找到体面的住所。
此外,如果他犯了错误,就会受到训诫,但如果他做得好,并不会受到表扬。他不得不取消假期、婚礼邀请和其他许多事情,以适应不断更改的轮值表,有一次,他的一位顾问医生在她的狗死后请了两周的私事假,而其他顾问医生对他们所管辖的病房几乎完全陌生。
在书的末尾,凯负责了一场手术,由于病人怀孕时出现了不可预见的并发症,手术不幸失败。虽然他离顾问医生的职位只差一级,但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下去,于是离开了这个行业。
他袒露道,自己可能患有未经诊断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医疗当局几乎没有表示任何关切。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生愿意,应该立即为他们提供一周的休假。相反,他没有与任何人讨论所发生的事情,甚至是他的家人——他们都是医生。
他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处于抑郁状态,不出门,不与人交往,体重大减。直到他开始从事喜剧作家的工作,他的「生活才回到正轨」。
凯一直都很喜欢喜剧,他曾参演过医科学生的喜剧节目,后来又参与了制药公司的企业演出。他还上过BBC广播四台,并在爱丁堡音乐节上表演过,所以喜剧对他来说是一条自然而然的出路,尽管他发现很难背弃医学,并曾短暂地考虑重新接受成为全科医生的培训。
虽然凯已经开创了一个相当成功的新事业,他仍然怀念那种「做一些好的和有用的事情的不具体的感觉」。而且他对那些从事他曾经做过的工作的人保持着极大的尊重。
凯认为,医生们常常被描绘成捞金和不负责任的人,而他心目中的事实恰恰相反。因此,他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个澄清事实的机会,而且是「一个先发制人的机会......预防下一次的误解,而且肯定会有下一次。」
而且,凯认为自从他于2010年离开医学行业之后,情况变得更糟了。
「当我准备写这本书时,我和很多同事以及不同领域的人进行了交谈,以确保我仍然能够充分代表初级医生的困境。整个系统从来没有太多松懈的空间,但现在已经紧绷到了绝对的崩溃点。并不是说医生的数量不够,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留住医生,因为工作条件实在太差了。」
在书的结尾,凯给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写了一封公开信,建议后者应该和初级医生一起轮班工作,这样他们的工作动机就不会再受到公众的质疑。
这一信息显然在读者中间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凯透露,在签售会上他经常被要求在一本额外的书上签名,然后他们会把这些书寄给亨特。不管是不是因为收到这些书的缘故,几周前亨特要求跟凯会面。
「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惑,」凯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见我。他这么做不过是给我做宣传,或者是为了自己的曝光。」
他大概只想想阐明清楚自己的卫生提案,而事实上,这个提案也确实被推行了(译者注:卫生大臣任上,亨特与初级医生谈判并修改了合同,使得他们的基本工资上涨,但他们的保险期被缩短,星期六也变成了工作日)。「他真的以为自己能改变我的想法,」凯说,对这个想法感到困惑。「他以为自己在向一个不了解事实的人做解释。」
凯回忆到,那次会面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而双方留给彼此的印象都不甚良好。
「别忘了,这是一个与斯蒂芬·霍金就数据问题发生争执的人,所以让我去改变他的世界观难于登天。」
这本书的问题在于,即使它真的说服了亨特招揽更多的医生,它也可能会打消更多学生入行的意愿。正如凯所承认的那样。「我想如果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会让他们远离医学。」
这本书无疑证实了一个流行的观点,即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已经在财政上处于拮据状态,医务人员的士气低落。其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那就是组织改革、不断扩大的医疗需求和期望,以及我们准备支付多少税收来资助大规模的医疗投资。
但凯讲述的是一个私人故事,而且是一个在紧缩和停滞的时代引起共鸣的故事。这是一个在赤裸裸的自我充实的时代隐秘的自我牺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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