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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17.02.2022

图像的观看、制作、认知涉及各类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也为特定历史条件所制约。即使是看似简略的图像，若能详加考察，总是有机会发掘出其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意义。今天我们以傅斯年图书馆藏的《猗卢之碑》残石拓片，来说明如何将观看、图像与历史紧密结合起来。

首先由拓跋鲜卑的起源谈起。鲜卑为东胡族的一支，起源于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东部。就考古发掘所见，早期鲜卑墓葬表现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征。随着鲜卑逐步南迁，在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形成一有力的部落联盟。历经十六国时期的战乱分合，天兴元年（398）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北魏。太延二年（436）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统一华北。

拓跋鲜卑如何能为十六国时期画下句点，是向来为中古时期史家所关注的课题。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同样值得留意的是拓跋鲜卑在其建国历程中，如何学习运用图像资源，并借此来建构并巩固政治权威。

近十年北魏平城时期（398-493）的考古发掘得到长足的进展，在此同时，随着新材料的大量出土，保存于傅斯年图书馆拓片室中的藏品也显露出崭新的历史意义。

《猗卢之碑》残石拓片为拓跋鲜卑建立北魏之前所仅存的石刻材料，原石所在不明。毁损严重，仅存部分石碑正面、侧面、背面。石碑正面刻有隶书体题字「王猗卢之碑也」，背面刻有骑马狩猎图。题名中的「王猗卢」指代王猗卢。猗卢为桓帝之弟，为统一拓跋诸部之重要首领，死于建兴四年（316）。由各方面来判断，《猗卢之碑》的性质为墓碑，是为了纪念代王猗卢的功绩而立。

骑马狩猎图左上方可见一人骑马弯弓，后半部已损。其前方有一飞驰的野兽，颈部细长，推测应该是鹿。其前方似另有一鹿，仅存前半部，两鹿在布局上似呈左右对称。在这两鹿的上方中央另有一骑马人物，人马均朝向正面，较为特殊。其右上方已损坏，但仍可辨认出朝向正面的马首。在这两个画面的下方还可见两个弯弓骑马的人物与走兽，只是较难辨识。刻石中除了人马、鹿之外并未刻画背景，在布局上将人物活动场景安排在同一平面，呈现散布于石面上的样态。

就现存早期鲜卑的墓葬考古材料来看，随葬品原本以各类饰品为主，并无制作图像的传统。然而这幅骑马狩猎图的表现相当复杂。在画面中表现出追逐猎物的场景，无论是奔驰的马匹或跳跃的鹿，均传达出动态与速度感。此外，在视角上结合侧面与正面两种视点，增进人物之间的关联性，也有助于绘画性空间的表现。

换言之，此图虽然简略，但已经是一组兼具描写性与组织性的群像构成。这样的手法援引自汉晋以来的图像资源，并非由拓跋鲜卑所创。在汉代画像石中屡见狩猎图，并且也已出现正面、侧面的骑马人物，石刻更是常见。只是在汉代画象中狩猎图并未不具备可作为中心主题的地位。由此可知，在早期鲜卑拓跋部的图像运用之中，狩猎图重新被赋予特殊的重要性。

《猗卢之碑》的建立与当时的政治情势有关。西晋末年征北将军卫瓘（220-291）对拓跋鲜卑采亲善策略，藉以作为抵御匈奴的屏障。命其手下卫操（-310）、卫雄叔侄投奔拓跋鲜卑。此亲善谋略奏效，促成拓跋鲜卑协助西晋征讨山西中部的匈奴刘渊和东南部的石赵。这批以代郡卫氏为首的汉人豪族投奔拓跋鲜卑，带来了汉人立碑颂德的做法，并将其作为与拓跋鲜卑合作、拥戴晋室的政治工具。

《猗卢之碑》残石拓片的另一个重要性是可以用来与出土材料相互对照。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凉城县小坝子滩村曾挖掘一批金银器，为西晋时期拓跋鲜卑的遗物。其中最精美一件是「四兽形金饰牌」，长10厘米、宽7厘米，以黄金打造。饰牌背面有阴刻题字，可知此饰牌原为桓帝所有。桓帝即穆帝之兄，同样活跃于西晋末年。换言之，「四兽形金饰牌」为桓帝的用品，《猗卢之碑》为穆帝的墓碑。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

「四兽形金饰牌」由四兽交迭而成，左右各二匹，由中央朝向两侧，相互对称。四兽的肢体相交接，在肢体间的空白处形成镂孔。每个神兽的颈部与身体可见四个压缩在轮廓内部的凸起圈线。另有数个较细的穿孔，可能用来悬挂之用。这些错综于神兽轮廓之间的镂孔与神兽内部的圈线相呼应，表现出具有对称性的装饰性趣味。

这种装饰趣味与早期鲜卑的金属饰牌一脉相承，可视为鲜卑的传统好尚。就表现方式而言，「四兽形金饰牌」与《猗卢之碑》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为对称性的装饰图案，后者则重视描写对象与动态表现。如果说前者继承了拓跋鲜卑既有的传统装饰趣味，后者则代表图像运用的新趋势。

《猗卢之碑》残石代表一种对拓跋鲜卑而言较为陌生，习自西晋的新媒介与表现形式，也就是碑刻与图像。由此可知自四世纪上半起，拓跋鲜卑已开始面对如何观看图像，并在其政治活动中加以运用的问题。至五世纪下半随着云冈石窟的开凿，北魏对于图像的认识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这件石碑虽无法与恢弘壮丽的佛教造像相提并论，然而若要探其部族运用图像的源头，仍必须由此谈起。《猗卢之碑》残石拓片代表着拓拔鲜卑图像启蒙的新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