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限制与被筛选，女性面临的职场问题源远流长｜王笛《那间街角的茶铺》|女招待|王笛|茶房|那间街角的茶铺

王笛，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澳门大学杰出教授，美国城市史学会（UHA）最佳著作奖得主，首届吕梁文学奖得主，国内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和创作的代表性人物，其著作《袍哥》、《街头文化》、《茶馆》享誉中西方学界并进入大众视野。

本文节选自王笛2021年新作《那间街角的茶铺》，《那间街角的茶铺》入选2021名人堂人文榜·年度十大好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年度二十大好书”、腾讯读书2021年原创十大好书、2021百道好书榜年榜·人文类等榜单。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抗战时期的妇女是如何进入成都茶铺的，以及她们进入茶铺后所要面对的职场性别冲突、社会舆论压力、政府限制等各种问题。

妇女遭受着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压制

文/王笛

No.1

妇女进入茶铺

成都茶铺中的工人基本都是男人，但抗战时期，妇女开始在茶铺谋生，称“女茶房”。在传统中国社会，妇女也是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主要是从事家内劳动，像家务、纺线、织布、做鞋等，或外出当保姆、佣人等。

在农村地区，妇女还参加各种田间劳动。如果说也有妇女在公共场所谋生的话，那么基本上都局限在演艺和卖淫，被视为非常不体面的营生。

容忍妇女出入于茶铺，使妇女能在公共空间占一席之地，恐怕是战时“下江人”对长江上游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

抗战时大移民是成都妇女进入茶铺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直到1937年，茶铺基本上还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按照此君在《华西晚报》上的文章《成都的茶馆》，成都茶铺虽然多如“过江之鲫，可是饮者中，女人都很少，差不多十分之九以上的饮者都是男士”，除了公园和风景区的茶铺，其他茶铺的女子“可谓寥若晨星”。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许多难民从长江下游进入成都，其中也包括许多民间艺人。这些男女艺人仍然以唱为生，表演“大鼓”或“大鼓书”者为多。

1939年初，中山公园惠风茶社的老板请求政府允许“清唱”，以弥补售茶的亏本。在其请求书中，他说茶铺损失甚巨，只好设法吸引更多顾客。他称从下江来的演员“声音清雅，词调新韵”，受到观众欢迎。

其实惠风茶园并非第一个尝试这个办法，如春熙南路的第一茶厅、春熙北路的颐和茶园便“早已开此先风”，宣称“于善良风俗不但无所妨害，且专在茶社设台教化，于抗战前途裨益实多。”

为了得到批准，茶铺还强调雇逃难来的艺人有助于他们生存。惠风的请求被批准，但要求男女不得间杂，一副竹屏风把男女观众分开，男坐左，女坐右。

总府街的新仙林地处中心区，一楼卖“闲茶”，楼上卖“书茶”，即有艺人表演。该茶铺雇战争逃难的女艺人演京戏，她们穿着华丽戏装，节目单用白色写在大红纸上。顾客听唱需另加钱，但不少人专门来园听戏。

海粟回忆，由于日机轰炸，许多居民疏散到城郊，为城墙外的那些茶馆带来不少生意，那里许多衣着入时的年轻男女一起吃茶聊天、读书打牌。这些女顾客在茶馆里得到男人一样的对待，也由此吸引了不少想打望时髦女人的男客。海粟后来写了《茶铺众生相》，记述这些故事。

沙汀1944年写的小说《困兽记》，其中提到一家茶馆中的女客：“这家茶馆，是本地一位有名的士绅开的。这是一个特殊地带，客人多半是年轻知识分子，女眷们也常进来坐坐，因而成了一个众目睽睽的所在。现在，那个开明有趣的老绅士虽然搬到成都住家去了，但是他所倡导的风气，却被一直保存下来。”在这个茶馆里，“主要的消遣是清谈。内容无所不包，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某节街上忽然发现了一匹老鼠的残骸。”

老茶铺

No.2

扬州来的女艺人

茶铺里也有妓女出没，茶铺一般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1938年《成都快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篇《关于妓女坐茶社》的文章，称妓女由“公爷”（即嫖客）陪同，“言笑淫浪”、“举动轻浮”。如果堂倌不为他们服务，可能被扇耳光。文章作者指出，“这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是贴贴布告就能了事的”，要求政府采取具体行动。

在这时的成都，从扬州来的女艺人，称为“扬州台基”，这在成都几乎就是“妓女”的同义词。抗战时期，许多从东部沿海作为难民到成都的“妓女”，她们称自己为“流亡歌女”，经常在三益公、二泉等繁荣区茶铺出没。

1940年，十来个歌女在清和茶楼的大广寒歌场演出。晚上，在明亮的舞台上，客人可出20元点歌女演唱，歌女得8元，老板得12元。没有得到点唱的歌女由老板付5元。

据《华西晚报》报道，该歌场一开，“扬州妓女均愿纷纷投效，盖一经登记，彼辈则都属职业歌女”。这样可以保证她们的生计，以防被驱逐。战时，政府禁止公共场所包括饭馆、旅店妓女的活动，但是有人批评，那些“国难富翁”，照样到戏院与妓女混，还美其名曰“捧歌女”。

一般茶铺一碗茶3角，但大广寒歌场却要3元。演出从傍晚6点开始，许多“捧客”聚在那里，观看浓妆光彩的歌女一曲又一曲地演唱，忘了前方还在浴血奋战。作者悲叹“频年烽火急，犹唱后庭花”，表达了他的失望之情。不过他的文章也揭示了残酷的战争并未能打断人们的茶铺生活这样一个事实。

No.3

女茶房

1942年周止颖在《华西晚报》上发表《漫谈成都女茶房》，称女茶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妓女在苏州的茶楼出没，这些茶楼称“花茶坊”。但是我认为，这些妇女并非女招待，而是艺人，相当于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中所说的在成都茶坊演“茶词”者。但是，直到抗战全面爆发，茶铺还没有女招待。

1937年女茶房在成都出现是一个新现象，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妇女进入茶铺充当女招待，在成都代表着一个重大进步，既是雇佣形式的变化，亦为茶铺生活和文化加入了新因素，改变了妇女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关系等。

当时地方报纸对她们亦有不少报道，既有关于她们的个人生活，也有关于她们的职业经历，还有工作场所与男堂倌、顾客之关系，提供了关于她们经历的珍贵信息。

茶铺女招待兴起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战争难民的涌入。日本入侵造成大量逃难者进入成都，成都处于长江上游，相对保守封闭，即使从晚清以来内陆社会的逐渐开放，人们对妇女的公共角色的态度也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但对妇女在公共场所的出现仍然有不少禁忌。

这些进入成都的战争难民，带来了沿海地区相对开化的文化和观念，对妇女进入公共场所工作，也持较开明的态度。而且在战争刚开始时，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民族危机，战争进程事关生存，罔顾其他。对于精英和国家来说，恪守道统在这时也并非当务之急，因此当妇女进入到茶铺工作，也未见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反弹。

先是那些在最繁华的春煕路高等茶铺如益智茶楼、三益公等，不仅提供包房以吸引顾客，而且开始使用女茶房。女茶房甫经出现，男顾客便趋之若鹜，到这里不过为一饱眼福，还可趁机与女招待调笑一番。

茶铺主人们很快发现，这是非常好的生财之道，之后便纷纷跟进，哪怕是那些穷街陋巷的下等茶铺，也照此办理，以推动生意，加强竞争力，以至于如果一个茶铺没有女茶房，便会被认为是“过时”，生意也便难以为继。

No.4

进退两难的女招待

茶铺里的女茶房的出现对许多人来说很难接受，极尽讽刺之能事。如吴虞在1938年6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当他在春煕路的益智茶楼，“见所谓女茶房，令人失笑”，看来吴虞也是少见多怪了。西方有研究者指出，在服务行业女招待比男招待更适合，因为她们能够给满足顾客“情感和幻想的需要”。女招待也很快知道怎样以姿态、动作、声音等来取悦客人，以女人特有的手法来招徕顾客。

1942年陆隐在《华西晚报》上发表的《闲话女茶房》，指出女招待来自各种不同背景，但大多数都是来自下层没有受过教育的已婚妇女，她们的丈夫一般是政府小职员、劳工、前方打仗的军人等。由于生活费用的大幅度上涨，许多家庭如果只靠男人工资，难免捉襟见肘，陷入困苦，妻子只得帮助养家糊口，因此女子出去挣生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茶铺工作，妇女不得不克服来自社会的压力，所以有的人说他们是“可怜的小鸟”。当然，女招待也是有不同档次的。在高级茶馆，女招待一般面容端庄，身材姣好，这些茶馆可以支付较高的工资，可以有较多的选择。她们一般是18—23岁，留短发、施粉黛、着旗袍、围白裙，面带羞涩，一看便知是走出家门不久的女子。她们以清纯来吸引顾客。

但是在下等茶铺，多数女茶房实际上是由热脸帕或香烟贩所雇，按日给薪，每天工资仅1.5元，外加免费早餐和午餐。如果有任何亏折，她们还得自己掏腰包赔偿。在那些十分简陋的茶铺里，她们有时很难挣够生活。

茶铺中的女招待还必须独自面对各种问题。茶铺里总是熙熙攘攘，拥挤不堪，男顾客和女招待之间的空间有限，因此容易被性骚扰。她们还面临两难：虽然她们的基本角色并非提供娱乐，但许多顾客则想得到一般服务以外的东西。如果她们拒绝与顾客“调情”、“打情骂俏”、“开玩笑”等，可能因此得罪顾客和老板。如果她们按照顾客和老板意愿行事，她们却又会遭到社会上诸如“有伤风化”、“下流”、“妓女”等尖刻的指责。因此使得她们总是陷入这种两难的处境。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女茶房与日本茶馆的艺伎有可比性。在江户以及江户之后的日本，艺伎一般是提供娱乐。虽然日本茶馆和中国茶馆一样是休闲之地，但它们的环境不同，中国茶馆具有多功能，如会客室、市场、舞台等。日本茶馆的主人与艺伎，以及艺伎之间等有着紧密关系。日本茶馆一般是在内室，饮茶更多强调仪式和过程。艺伎是给顾客提供娱乐，这个角色是明确的，也是社会承认的，但成都茶馆中的女招待是新现象，她们的社会定位并不清楚。

老茶铺

No.5

男茶房对女茶房的进攻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阶级斗争，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历史的话，经常更加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是下层民众本身，因为生存的挣扎，比阶级的斗争更为直接和严峻。

妇女进入茶铺谋生，立即在这个传统的男人行业掀起了波澜，引起了男性工人的愤恨，由此产生激烈的职场的性别冲突。由于这个行业的工会领导者是一个妇女，所产生的矛盾则更为尖锐。这个矛盾在1939年成都茶社业职业工会重组以后更加激化了，特别是在工会的领导层内部。

《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中的一份档案透露了关于理事会的信息，包括他们的姓名、在工会的任职、性别、年龄、籍贯、地址、从业时间等。在20位理事中，17位男性，3位女性，包括42岁的常务理事（即理事长）凌国正，一个积极的工运活动者，被赞为对“妇运”工作特别地“干得努力”。

但是1940年秋,凌国正却面临来自男性工人的挑战，他们两次向政府请愿，称凌非法获取权力，还说她得到权力是因为在选举之前她和一些会员达成交易，是“少数人压迫多数”的结果。

显然凌国正依靠的是女茶房的支持，是她促成了这个组织从传统到现代工会的转化。无论她怎样获得权力，她能够成功将一个男性组织整合改造并确立她的领导权这个事实，已经显示了作为一个工会活动者的非凡能力。男性工人竭力维持他们的同性组织，便是当时职场性别冲突的一个极好例子。

许多反对凌国正的男茶房，不能容忍她“竟敢以我堂堂数千须眉工友，同彼妖艳茶房一锅染”，认为这是“雄覆雌飞，司晨由牝”。他们指责她不顾男女分野，犹如“豕羊同圈”。因此，他们宣称要“恢复旧有之成都市茗工业职业工会”，而且“仍以三官会之全体男性为会员”。

实际上男茶房所争取者，不仅仅是男女分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计。凌国正的权力基础是女茶房，她竭力为妇女在茶馆工作权利而斗争。女招待突然出现改变了过去男工人主宰的这个局面，引起了茶铺中雇佣模式的剧烈变化。她们不但廉价，而且易于控制，还可以招徕更多顾客。

为了雇更多的女招待，许多茶铺开始解雇男茶房，茶博士们感到他们的生计面临威胁。根据陆隐的文章，他们甚至把官司打到了法院，但是凌国正在法庭上就妇女在茶铺中的工作权利进行了充满热情和富有说服力的辩论，赢得了官司。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女茶房加入工会，以寻求对她们利益的保护。

然而凌国正的成功却遭到男茶房更剧烈的反对，对她的指责也变本加厉。《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中保存了一份请愿书，控告凌有三百多会员是她的追随者，称她“施展捞钱手段”，强迫工人买胸章，还说她贪污公款，2元的会费仅给1元的收据。男茶房们指责她是“纵横形同以前之军阀无异”，“如此剥削工人血汗金钱，生活必受重大影响”。

从这些请愿，我们发现男茶房试图把凌描述成为一个专横独裁者，以把她驱逐出工会。虽然关于她的记录不多，但根据已有的资料看，在成为工会常务理事之前，她一直做妇女组织工作。没有充分证据去判断请愿中对她的指责是事实，但她似乎并非像请愿书中描述的那种人，那些带有很强情绪的词语，诸如“捞钱”、“剥削”、如同“军阀”等，都与我们所知有相当距离。当时报纸关于女茶房的文章，对凌也多有赞誉。

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凌国正努力修补与男茶房的关系，但我发现凌已经不在随后的理事会名单，常务理事是樊荣武，而该人便是请愿书上最先签名的人之一。陆隐1942年初的文章提到凌已经去世，但没有提及死因，不知这个权力转移是在她死前还是死后。因此，我们并不知工会领导层的变化是男茶房抵制的成功，还是凌去世的结果。不过，我们至少知道男茶房并未能将工会恢复到男性的一统天下。

No.6

茶房中的性骚扰

由于她们工作场所的性质，女招待最容易成为茶铺中性骚扰和暴力的目标。档案说地痞流氓“目无法纪，为所欲为”，经常聚集在茶铺制造事端，不仅“妨碍工人生计”，而且“影响后方治安”。

1939年发生的两个事件曾引起社会关注。先是一个叫汤炳云的女茶房因拒绝一个男人的骚扰被毒打，她在龙春茶园提供热脸帕服务和卖香烟。一天她出去买饭被周姓地痞截住，周企图调戏她，她逃跑进茶铺，但周追进茶铺对汤袭击。汤谴责他的行为，他遂恼羞成怒，把她打成重伤，口吐鲜血。当顾客试图制止他时，他继续暴跳如雷。

另一事件是涉及元圆茶社的女招待谢礼贞，一个姓丁的顾客装着从地下拾毛巾，抓住她的脚。她礼貌地叫他住手，但丁不仅不听，反而对她猛然袭击，来劝解的茶铺老板也被殴打。此类事件不断发生，对女招待生计形成严重威胁。

但令她们伤心的是，作为受害者，女招待在社会上却没有得到多少同情，政府对她们也是一副冷脸。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在公共场所谋生的妇女都是“不正经”的，臆造或夸大她们的“有伤风化”的行为，甚至认为这些妇女不过是风尘女子。这种社会歧视恐怕也成为那些地痞流氓肆无忌惮地欺辱和调戏她们的背后推手。

面对职场的暴力，凌国正主持下的工会成为她们的主要保护者。在上述两个女招待被调戏和袭击事件发生后，工会向市政府请愿请求“严惩凶手，用保善良，而维治安”。这个请愿指出，流氓经常调戏女茶房，当她们反抗时，甚至使用暴力，因此，弱者没有选择，难以逃脱被蹂躏。如果妇女力图保护她们的尊严，则可能导致悲惨结局。请愿书还指出，这类事件“层出不穷”，女茶房不得不依赖工会作保护。

为了获得更多的同情，工会特别指出许多女茶房是前方将士的妻子，她们的丈夫在前方为国家与日寇浴血奋战，妻子儿女却在家饥寒交迫、嗷嗷待哺，因此去茶铺工作是她们的为生之道。地痞流氓对她们的骚扰和欺辱，实际上是“摧毁女权，妨碍风化”。他们的妻子儿女生活没有保障，“致使前方沐血抗战之官兵因家属不得保障而有后顾之忧，影响抗战，是非浅鲜。”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其实女招待来自各种背景，但工会强调她们是“前方沐血抗战之官兵”的家属，不失为一个能得到广泛同情的策略。

工会还进而呼吁政府和社会对女招待持一个积极的态度，理解她们：“此亦全国总动员”之时，“国家需兵之际，女子出而代之男子之劳”，因此政府应该支持和保护“女子经济独立”，这样可以“极力培植以充国力”。

工会请求政府发布告示，禁止骚扰，严惩违法者。在收到工会请愿书两周后，成都市市长将信批转四川省警察厅，在批文中，他指出骚扰女茶房是“有伤风化，蔑视人权”。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事的最终结果，至少我们看到在工会作出努力后，市长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工会的能力是有限的。首先，如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工会基本上是一个国家支持的组织，虽然它代表工人，但它必须按国家所制定的规则行事。

第二，工会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经常遭到内部危机，影响了其号召力。

第三，工会还面临来自同业公会，特别是袍哥的竞争。那些加入了袍哥的茶铺工人，公开反对工会的强迫加入措施。

第四，正在进行的战争对工会作用有所影响。政府不断地宣传为了国家利益，人们应该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工会任何关于争取工人权利的努力，如果和政府的政策和主张不一致，都可能被指责为不爱国。

老茶铺

No.7

媒体对茶房的形象塑造

媒体对某一职业、人群、个人的形象塑造，经常会左右社会对他们的看法，有时候甚至起到杀人不用刀的效果。

地方报纸对茶房的形象塑造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热衷于关于堂倌的负面报道，诸如《茶房骗奸良家妇女》《狠心茶房杀妻投河》等这样的新闻标题，的确起到了骇人听闻的效果。

有的堂倌自己不检点，更为攻击者提供了口实。1941年《华西晚报》的一篇关于一个茶房从一个妇女获利的报道，便以《茶房可恶》作为标题，充分显示了精英的愤慨。报道说一个军官看上了一个在茶铺卖报的女人，于是他请一个茶房去拉皮条。那个女子虽然有点犹豫，但终抵不住500元钱的诱惑。然而交易做成后，那茶房只给那女子50元，而把其余私吞，导致两人的纠纷。那女子告到官府，茶房则逃之夭夭，因为在茶铺拉皮条是违法之事。

舆论对女招待有两种不同的态度。那些同情女茶房者强调她们的处境，把茶铺描述成一个熔炉，她们在那里得到磨炼。在那里她们必须应对各色人等，这使她们的眼界更开阔。从一定程度上，女招待的出现改变了社会风气。一些单身汉追求女招待，有的还跨入婚姻殿堂。

陆隐和周止颖的文章说，那些青年男女熟悉后，先是一起去看戏，待关系进一步深化，开始互赠礼物，如一条围巾或一幅布料等。如果他们决定终生相守，便租一间小屋，把自己的东西搬到一起，不举行婚礼，也不要嫁妆。由于茶铺成就了不少这样的青年男女，便得了“恋爱场所”这样的美名。

那些同情女招待处境的人，认为这些女招待是妇女经济独立的先驱。考虑到当时大部分妇女的婚姻被她们的父母所控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普通妇女是在为自己的婚姻自由向传统进行挑战。

一些评论者也尽量理解女招待的处境，如有人指出如果茶铺里只有男人，也未免有点枯燥，女茶房实际上活跃了茶铺生活。至于她们同顾客调笑，这些评论者反驳说，如果这些妇女不竭力讨顾客的欢心，使他们高兴，那么她们的雇主将会不满，因为顾客不喜欢板着脸的女招待。像轿夫和小商小贩等下层人，在累了一天以后，也很想到有女招待的茶铺轻松一下，在她们那里或许得到一些安慰。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茶铺里女招待的出现，重新定义了男女在公共场所的关系。根据中国传统，青年妇女不应该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男人有直接接触。在茶铺中女招待和男顾客的联系，开始动摇这个传统，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们遭到如此强烈攻击的原因之一。

No.8

“女茶房打情骂俏”

妇女经常是那些所谓捍卫道统的道学先生的攻击目标，其实他们对妇女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却装得道貌岸然，妇女在公共场所的露面动辄得咎。

地方报纸对女茶房的批评是一浪高过一浪。强烈的带偏见的情绪逐渐散布到社会，即使女招待遭到地痞流氓欺辱的时候，人们不是幸灾乐祸，就是怪罪于她们，认为是咎由自取，因为很多人相信女茶房“成了茶社老板眼里的一枝摇钱树”。

一个卖糖果的小贩与茶铺的女招待发生争执，在其他茶铺工人的介入后平息，但那小贩试图报复。几天之后，他纠集几个“烂兵”，在她下班路上把她一阵暴打。《华西晚报》却以《女茶房打情骂俏，被烂兵辱殴一番》这样幸灾乐祸的标题来报道这个事件，称该女茶房“体躯肥胖，色貌不佳”，还指责那个女茶房“常与流氓与无赖子胡混”，因此招惹麻烦。

女招待与地痞有联系，也并非是一个秘密，但对她们来说，在公共场所工作，如果要生存的话，几乎不可能不和这些常在茶铺混的人发生任何联系。

一些批评者相信做女招待导致了这些妇女的道德沦丧。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妇女刚出来工作时：

都才是十七八至廿二三岁的年龄……过时的旗袍，脸上淡淡地涂一点白粉，套上一件白雪的围裙，羞答答地周旋于包厢座中的茶客间，使人见着一望而知她们是刚由厨房内走上社会里来的。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0年代的女招待“唇涂口红，脸擦脂粉，烫其发，高其跟，在茶馆中与茶客们，不是轻狂胡诌，就是怪笑连连”，她们“种类复杂，丑态百出”，只要有客人进入茶铺，一个女招待便会上来厚颜地纠缠，“嬉皮笑脸来一声：‘喂，不吃烟？洗不洗脸？’”，做丑态故意引客人笑。

因为精英认为，“近年来，成都茶馆都变成了很不平凡的场合。女茶房与茶客公开的打情骂俏，有特别的房间，小费有时甚至超过了茶资的四五倍。”

精英对1940年代的女茶房持更多的批评，可能包含更深层的因素。当女招待在1930年代末刚出现时，是在为中上层服务的高等茶馆里，当这些年轻妇女为精英自己服务时，他们似乎并没有特别地表示反感，反而还流露出欣赏的态度，对那些“羞答答”的女招待的服务好像也颇受用。

然而随后当低等茶铺纷纷仿效，当下层民众也能享受到女茶房的服务时，也就是说女茶房由难得一见的“阳春白雪”，变为到处散布的“下里巴人”时，精英们便看不惯了，便愤然站起来反对。因此，与其说精英反对女茶房是因为“有伤风化”，倒不如说是出自他们的优越感和偏见。

不可否认，在下等茶铺谋生的那些女茶房外表可能没有那么爽心悦目，言谈举止不那么“优雅”，但这不过是严酷的生活环境使然，她们在本质上与30年代的先驱并无多大区别，都是在公共场所谋一口饭吃的下层妇女。

另一方面，社会对妇女的公共行为比男人更吹毛求疵。没有发现精英对与女招待吊膀子男子的批评。虽然的确有个别女招待卖淫，但大多数所谓“有伤风化”的指责却是基于当时社会存在的对女招待的偏见，当妇女进入一个过去纯粹男人的世界，她们遭到种种非难也就不奇怪了。

从晚清妇女开始作为客人进入到茶铺，但是到1930—1940年代，她们仍然在为进入茶馆而抗争。批评者大多根本反对妇女的公共角色，经常夸大女招待存在的问题。

老茶铺

No.9

禁止女茶房

在如此的社会风气下，地方政府颁布对女茶房限制的规章便成为理所当然。1941年，四川省警察厅因为其担心女茶房与顾客“调情”、为小费争执、没有系围裙等问题，令茶社业公会监督各茶馆。颁布了关于女茶房服装和行为的10条规则：

她们必须穿长袖、系白围裙或穿蓝旗袍，还要带证章，不允许与顾客开玩笑，或有任何“有碍风化秩序”的行为，否则将报告警察；女茶房不得卖淫，不能要求小费，或未经允许擅自涨价；如果女茶房与“汉奸”有来往或者是偷顾客东西，茶铺掌柜必须报告官方；不报告者将承担责任，任何违规的女茶房将受到惩罚。这些规定包括甚广，有些条文定义模糊，无疑给女招待的谋生增加了困难。

女茶房的“黄金时代”在1940年代初便结束了，这是由于各种规章的限制、经济危机的影响、沉重的社会压力等各种因素的结果。正在进行的战争和经济的恶化造成物价上涨，中下层民众是茶铺的主要顾客，但几乎难得温饱，再加上日本飞机的空袭，自然造成茶铺顾客的减少。

而且，在1940年代初，人们已经从战争刚爆发的惊恐中安定下来，精英和政府官员开始着手恢复旧秩序，茶铺里女茶房这个新职业便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在经济、社会、政府的三重打击下，一方面，茶铺生意的下降导致大批女招待被解雇，1941年便有两百多名失业。

另一方面，许多人把女茶房视同妓女，使她们面临极大的社会歧视，使许多妇女不敢插足这个行业，有的女招待也迫于压力而辞工。根据陆隐的统计，女茶房的数量从1937年的四百多，下降到1942年的不足一百。

这些女招待有着不同的结局。许多返回家庭和厨房，但根据陆隐的记载，有的“不惯于家庭清苦生活，则沦为神女”。不过，另一些试图另辟途径，继续寻求经济独立。她们三五成群到成都之外的茶铺寻求工作机会。在成都平原的乡场上，犹如抗战初的成都，她们很快吸引了大量茶客。

然而她们又不得不经常转移，在一个地方很难工作几个月时间，因为地方政府总是以“有伤风化”为借口，把她们驱赶。在成都及其附近郊县，地方政府日益增加对女招待的限制，她们的工作环境进一步恶化。

1945年3月，四川省政府给女茶房这个职业以致命的一击，颁布新禁令，虽然条款中称是禁止“青年妇女充当茶房”，但《新新新闻》报道此事时则以《绝对禁止妇女充当茶房》为题，实际上这个禁令最终把妇女驱逐出了这个行业。因此，虽然社会的歧视导致了女茶房的衰落，但政府的限制则是这个职业消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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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丨《那间街角的茶铺》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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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间街角的茶铺》，是著名历史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笛的最新非虚构历史读物。

作者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作者跳出学院派的历史讨论和分析的模式，既保持了字字有依据的历史写作传统，又把茶铺这个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描绘得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