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有关自身族源的传说和讨论很多，其中最值得的几个问题如下：
（1）契丹后裔的提法是何时产生的
敖兴然先生文章对于清朝官方为确定达斡尔族族源的调查有一条重要记载：“达斡尔族清朝初期不敢说是契丹后裔达斡尔部，而说索伦部……因此，归清前后只称萨哈尔察部或索伦部……到清同治年间上边派人到黑龙江调查回来说是‘女真’后裔，‘上边不信’，于光绪六年（一说二十二年）又派人调查，回来时说是契丹后裔，就此定案，没有再考察”。
从这条记载来看，说是契丹后裔的提法是清末才见诸官方记载的，目前尚未见到有文献提出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的明确记载，而从语言上看，据史书记载：“室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如果语言材料能证明达斡尔语同契丹人的语言有关，那么，这同样也证明了达斡尔语同上述几种语言都有关。众所周知，豆莫娄是“北夫余之裔”，也就是说这些前鲜卑时代的蒙古语族人群，其语言是大同小异的。这从北魏时期入塞的一些部落的语言也可以看出：和蒙古高原的拓跋鲜卑、柔然等不同，当时东部的一些鲜卑部落，和后来的契丹一样，其语言以蒙古语族成分为主，但也受到满—通古斯语语音和词汇的强烈影响。
（2）“亡辽后裔”库烈儿为何许人
一些达斡尔族老学者撰文记述，在旧社会，有些达斡尔家庭里曾供奉‘库烈儿’佛，据说这是一位性情暴劣的佛爷，有人推测这与辽亡时率领契丹人北迁领袖库烈儿公的名字有关。但陈志贵先生认为，说“达斡尔族来源于契丹，并不是说达斡尔族没有契丹族以外的成分”。他在文章中提到了达斡尔传说：“辽亡，当时有一少部分契丹人由西拉木伦、喀拉木伦逃到黑龙江、精奇里江、西勒克尔、格尔必奇、鄂嫩河等地，以游牧狩猎和种荞麦、燕麦为生。又传他们的祖先曾率部南征。这样的传说在达斡尔民间普遍流传，他们并不知道有契丹遗人库烈儿等北迁的记载。”
塔娜先生在她的《达斡尔传萨满教holier神探源》一文当中对霍列尔神的来历有着令人信服的考证。文中说：“holier一词系鄂温克语词汇，其义为‘蛇’。那么，holier神就是蛇神。”她考证holier barkan是达斡尔萨满教的始祖神，大致有五种称呼。1、maloo神（瑷珲地区达斡尔人的称谓）；2、huaimar（西炕，上位）神；3、da barkan（首席神，海拉尔地区的称谓）；4、hojoor（根子，妈妈的娘家）神；5、holier神。
其中，maloo系鄂温克语借词，指居室内正对着门的位子。这个位子在诸多北方民族中均被视为至尊至贵的位置。而鄂温克人所说的maloo神并不是指一个神，而是指将主神及副神的偶像一并装入的桦皮匣子或兽皮袋子。鄂温克语称萨满的神灵为sewen，称其偶像为sewenki，有时将二者音译作“色文”、“舍沃克”。所以，人们往往称sewen为maloo神。由此可见，达斡尔族的“霍列尔神”可能和库烈儿无关。
卜林先生“不同意契丹辽亡余部北移之说，更不同意汗祖率部北上的讹传，但不排除契丹统治时期，或者早期邻近蒙古地区的别部”“逐水草北上，或是契丹派别部北居”，“惟独辽亡后裔北上之说，无论是诸方面的历史情节，都是不吻合历史的。显然是把达族民间的萨吉勒迪汗当民族存亡之际率部逃离的传说，虚构于辽亡余部逃离之中”。
笔者梳理达斡尔族内部关于契丹后裔说的各种讲述，发现自近代以来，直到目前为止，这一说法从未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如果不到民间走访长者，则这方面的研究很难取得更深的进展。以笔者在满族地区调查的经验，一些农村的老人提供的只言片语，有时的确能对族源的探讨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3）蒙古说中应该破除的误会
成书于东北军阀统治时期及伪满年间的《达斡尔蒙古考》（阿拉坦嘎达氏）和《达古尔蒙古嫩流志》（无署名）提出鞑靼后裔论及蒙古同源论，达斡尔族属于蒙古语族应是没有问题的，但《嫩流志》第一章第五页将萨吉勒迪汗之名附会于蒙古开辟祖先巴塔赤罕之第十六代孙海都之第三子“抄真干儿贴该”（原文如此，“干”的繁体与“斡”字形相似，查《蒙古秘史》应作抄真斡儿帖该），则尤为不能令人信服。若从达斡尔族哈拉莫昆中来看，华拉斯hwals（hurlas）、鄂勒特elet（elete）、克音（keiin）等哈拉的确和古代蒙古族的豁鲁剌思、兀鲁兀惕、乞颜等部落的名称很近似，他们大概和参与形成古代蒙古人的某些氏族有关。从前文看，清入关前的朝鲜史料是把达斡尔族明确地称为“蒙古沙割者”的，这大概和达斡尔语言主流同蒙古语较为接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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