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报》50年 | 美国前白宫官员撰文回顾《上海公报》签署始末|上海公报|尼克松|白宫|美国|里根

编者按：

50年前的今天，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成为首位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为期八天的“破冰”之旅为七年后中美正式建交铺平道路，进而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全球地缘政治和世界战略格局。

今天，重温这“改变世界的一周”对研判目前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通过采访亲历者、约稿中美国际问题专家、对话媒体界人士以及美国Z世代青年，探讨如何为中国和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开辟出一条通往双赢未来的道路。

《上海公报》的签署是中美两国现代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即便在50年后的今天，仍然对两国意义重大。50年间中美两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也变得更“小”了。在1972年，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仅有少数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它的人民。而现在情况依旧如此。

公报签署

1972年的美国还深陷亚洲战场，战事影响着美国的每一个普通家庭。此外，美国的城市中仍然留有60年代后期种族暴力的伤痕，政治动荡也不时发生。这让美国人越来越担心，政府能否带来他们想要的稳定。

现在看来，那时候选择中国显然是一个高政治风险的赌注，但在1972年，美国人不这么看。二战后，苏联一直控制东欧，被视为重大威胁。当时，美国人认为中国和苏联是一个整体：他们团结一致，对美国有敌意。

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图为周恩来总理到北京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中新社）

我敢肯定，当基辛格博士秘密派遣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到北京提出某种双边协议的想法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想好如何应对，他们此前应该从未想过和美国达成“友好”。中国的反馈是，“如果有利，我们洗耳恭听”。这个态度也传达给了基辛格和白宫。

美国旧国务院的中国通（大多出身在中国）以及共和党人中偏国际主义派（如今已不复存在）都乐见中美关系缓和，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两国大门不再紧闭，中国会有所回应。美国人的希望是，中美破冰有助于瓦解苏联阵营。

首先，中国需要尼克松亲自证明中美关系缓和的可行性。尼克松是个强硬的反共主义者，只有他近距离接触中国人，确认可以和中国人“打交道”，美国人才愿意相信。而尼克松访华也最终证明了这一点。

总统贸易代表团访华

但《上海公报》签署后，中国方面的进展却很缓慢，因为中国人也读《华盛顿邮报》，他们清楚地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能会受到“水门事件”的影响（编者注：指1972年6月发生的“水门事件”，尼克松于1974年因此事辞职）。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两国间商业关系逐渐解冻，中国有机会满足美国消费者的需求，而美国企业也有机会在中国工业恢复中发挥作用。

里根总统和尼克松很像，也是一位早期反共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极致的现实主义者。1984年，他首次将总统贸易代表团派往中国。当时美国的一个现实是：人们认为商业成就看得见摸得着，而政治成就虚幻且容易被遗忘。

1984年美国总统特派赴华贸易代表团手册扫描件 (Mitchell Stanley提供)

1984年早些时候，里根总统访问了中国。像尼克松一样，里根凭借自己先前的政治声誉，证实了中国对美国商业有所裨益。中国继毛主席之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中国希望通过和美国的经贸往来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而非政治）目标。

里根总统与青年时期的Mitchell Stanley（Mitchell Stanley提供）

我自己亲身体会到美国派出总统贸易代表团的重要性，因为我也参与其中。当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白宫工作人员，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的同事们共同组织这项工作。我也曾在国务院经济商务局工作过。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白宫高级工作人员对我们的先期准备感到满意，并同意在准备充足且不报过高期望的情况下推进工作。

就像《上海公报》签署初期一样，刚履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把重心放在了国内经济和内政上。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渴望进入中国市场，只是这一次有了新的名义。尼克松曾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着诸多忧虑，里根时代则更好的理解和消化了这些担忧，只可惜当时的人们对于中国也可以帮助美国变得更好这一点看得不太清楚。

继往开来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而那时全球大部分注意力都在苏联身上，因此中国未被重视。美国时任商务部部长是马尔科姆•鲍德里奇，他的智慧和风度都无可挑剔，也曾是一名商业精英。他与中国当时的对外经贸部部长陈慕华保持着真诚和友好的合作关系。

美国时任商务部部长是马尔科姆•鲍德里奇与中国对外经贸部部长陈慕华女士（Mitchell Stanley提供）

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给贸易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也成为了双方的一种共识。许多人认为，1984年的总统贸易代表团是一个催化剂或者说释放了一种信号，因为它允许两国间的商业活动先行，而政治期望则可以缓慢发展，不去设定具体的期限，也没必要短期内达成什么目标。

根据我的经验以及回顾贸易团访华后的38年历程，我认为美国需要与中国在实际问题上重新沟通和接触，不要囿于政治分歧，这对双方社会来说都更有意义。比如，两国可以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我希望，短期内如果有机会的话，两国可以在这个领域展开合作，这也符合双方的利益。

* 作者Mitchell F. Stanley系美国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心主席，曾任美国联邦政府小企业管理局（SBA）副局长，专门负责SBA贷款、投资和采购项目。自1977年起，Stanley先后在美国联邦政府商业部和联邦存款和贷款保险公司和白宫任职，还曾在白宫西翼担任里根总统的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