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古话：“无巧不成书。”真的是如此，一切都来得这么巧合。
正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出现高潮，已经有了建立革命政党组织的要求和条件。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俄共党员维经斯基(1893一1953)偕妻子库兹涅佐娃，在杨明斋(1882-1938)的陪同下来到中国。目的是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杨明斋，山东平度人，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布)。1930年1月，杨明斋秘密越境赴苏联治病，1931年被当作叛逃者流放。1934年8月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投递员和校对员。1938年2月蒙冤被捕，同年5月被处决。周恩来同志称赞他是我党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
维经斯基于1893年出生在俄罗斯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1913年移居美国，在那里做工和学习，1918年返回苏维埃俄国，到海参崴后立即加入俄共(布)。维经斯基来华之后，开始是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领导。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时的身份是俄共(布)代表，而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是"仍可以把维经斯基首次赴华看作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组织联系的开始”（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1920年4月，维经斯基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华，1921年春回国。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他先后六次来华，在沟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维经斯基比马林在华的工作时间更长，是共产国际内的“中国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作出了很大贡献。共产国际后来派的马林、鲍罗廷、罗易等人，大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傲慢地对待中国人。维经斯基不同，他态度谦和，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关系较好。在一段时期内，维经斯基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座桥梁。
用中国人的话说，维经斯基这个人比较厚道。在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时，他没有像斯大林、布哈林等人那样一股脑儿把责任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他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维经斯基：《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一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正因为这样，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实际是联共(布)中央——认定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他担任了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后从事教育工作，1953年病逝，终年60岁。
维经斯基首次赴华的使命是了解中国情况，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抵达北京，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师鲍立维(又译柏烈伟)的介绍，首先会见了李大钊。
维经斯基向李大钊介绍苏俄十月革命以来的情况及对外政策，李大钊和维经斯基多次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
维经斯基是4月下旬到达上海的。他通过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沈雁冰(茅盾)、陈公培、俞秀松、施存统、刘大白、沈仲九、丁宝林(女)等人多次举行座谈会。
座谈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讨论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革命问题。开会地点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即《新青年》编辑部)、白匀路三益里17号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杂志社。
维经斯基向参加座谈会的人热情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革命胜利后新俄罗斯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与会者听了后感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维经斯基还带来了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等刊物以及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刊。
座谈会举行几次后，陈独秀打算在此基础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是一个做事风风火火的人，有了想法马上付诸行动。
1920年5月，马克思主义研会成立。仅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张东荪、戴季陶参加了一次研究会的活动后就不参加了，张东荪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就是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预备组织，那他就不能不退出，因为他是研究系，他不打算脱离研究系（转引自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1961年7月，邵力子在《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中回忆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时的一些情况。关于人员构成，据他介绍，“由三部分人组成：(一)留日学生，李达、李汉俊等；(二)杭州一师的师生，陈望道、施存统等；(三)国民党中一部分人，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等”。
关于研究会成立后的工作，他说，“研究会开始时，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一面觉得只做宣传、研究工作是不够的，有学习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建立严密的组织的必要，同时也看到时机已经成熟，青年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也不少，应该组织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一69页。）。
这些情况表明，成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要求了。
因为维经斯基的到来，建党的计划较快地进行。李达回忆，维经斯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见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版，第182一183页。）。
维经斯基在上海期间的工作成效非常显著。1920年5月，他“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即“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的工作纲要是：“1.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2.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8页。）”
6月，维经斯基从上海写信向上级汇报工作，称赞陈独秀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双方的合作很愉快，互相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与后来马林与陈独秀一见面就闹得很不愉快，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实，初来乍到的维经斯基并不很了解中国的复杂情况。任何宣传过社会主义、从事过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社团，不论其信仰哪一种社会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他都一视同仁，称其为“革命小组”，并试图借助陈独秀、李大钊的威望将这些社团统一起来，组建成共产党。
而陈独秀要组建的政党是有严格的标准和条件的。即靠的是有“独立信仰”的“中坚分子"，组建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该政党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显然，对于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来说，政党的组成人员应该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首要前提，注重自己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陈独秀并不同意维经斯基那样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管鼓吹什么理论、信仰什么主义的组织都统一起来。可见，在建党立足点上，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之间存在明显分歧，争议不可避免。
特别表现在是否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上，陈独秀是坚决反对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不过，由于维经斯基的谦和作风，他并没有与很有个性的陈独秀发生冲突，没有影响双方的进一步合作。
维经斯基未能说服陈独秀改变建党思路，实现同无政府主义合作。同时，他也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确实“不成样子”。当然，更主要的是维经斯基不可能离开陈独秀，另起炉灶组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只得接受陈独秀的意见，终止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并在给上级组织的信中肯定了陈独秀的建党筹备工作，给予了积极帮助。
在建党条件初步具备，又得到维经斯基支持的情况下，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
1920年六七月间，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张国焘称党纲是“独秀从伍廷康(指维经斯基)得来”的，主要内容如下：
①共产党原则：
A)没收一切资本——没收银行矿山，废除个人压迫个人，经济上社会共有。
B)领导工人阶级获得政权，打倒反动势力，过渡到消灭政权。
C)消灭一切阶级。
②共产党目的：
A)要进行阶级斗争——团结工人由经济争斗发展到政治争斗夺取政权。
B)取得政权以后，发展阶级争斗。
C)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
张国焘说，这个党纲在翻译成中文时，又有下面几条：
1)无(产阶)级专政;
2)国际组织；
3)不准做官（《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张国焘手稿档案文献，[俄]K.B.舍维廖夫提供，见《百年潮》2002年第2期。）。
据张国焘回忆，大约在1920年8月20日的一个晚上，维经斯基到陈独秀寓所交谈。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有把握可以发动组织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产国际将予以支持”。次日，陈独秀向张国焘说到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他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译本。
陈独秀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陈独秀还说："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张国焘手稿档案文献，[俄]K.B.舍维廖夫提供，见《百年潮》2002年第2期。）。”
由此可见，建党之初，陈独秀还是很愿意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帮助指导，与他后来强烈抵触甚至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明显不同。其中原因之一，是维经斯基相对来讲温和，不强人所难，尊重陈独秀和中国同志的意见，与后来那个盛气凌人的马林确实不同；原因之二是这时还不存在共产国际与中共的“领导”关系问题，而仅仅是热心帮助指导，不易引起矛盾。
《伟大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一
中国青年出版社
祝彦/著
【内容简介】
本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充分吸收了党史研究成果，通过大量翔实丰富的史料、鲜活生动的故事，从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创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中共一大召开的经过、一大代表的不同归宿、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若干特点等多个维度，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代背景、困难挑战、传奇经过和伟大意义，并从建党领袖和代表人物的人生轨迹诠释信仰的力量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永恒课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本书还就中共一大为什么在上海和嘉兴召开、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缺席、“七一”的由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经历、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等热点问题正本清源，引人入胜。本书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参考。
【作者简介】
祝彦，江西省新干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思想教研室主任，兼任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 百色干部学院特聘教授，青岛市委党校兼职教授，辽宁省委党校、遵义干部学院、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客座教授。
曾任职于江西省新干县教师进修学校、吉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研部、中国市场经济报社等，著有《晚年陈独秀（1927—1942）》《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陈独秀思想评传》《中国共产党怎样治理腐败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导读》《思想热点问题》《陈独秀与近代中国》《大革命后的陈独秀》《在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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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梁晓声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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