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嘉靖朝，有一位内阁首辅，他活着的时候，没人说他的好话。

“小人”、“奸邪”、“佞幸”是对他的称呼，“专擅”、“乖僻”、“狠愎自用”是他的标签。

他死后，却是一片赞扬，追思缅怀。

《国朝典故》里说他“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明经世文编》里说他，“功在社稷，莫大于是”，《光绪永嘉县志》里说，如今“人人扼腕而思公矣”。

他，就是张璁。且是嘉靖皇帝唯一倾心信赖的内阁首辅。

02

张璁自幼聪慧，喜好读书，有大志向，十三岁时就作诗自比卧龙。

关于张璁少年立志还有一则轶事：

一天，张璁和一个同学上课时间玩耍，被私塾先生当场捉住。先生责令他们以垫桌脚的木头为题，合作一首诗，若做得好，便可免受责罚。

那个同学作的头两句是：小小木头器未成，无声无臭又无名。

张璁马上接道：纵然不是擎天柱，愿在人间抱不平。

虽然只是一个小故事，但“抱不平”却是概括了张璁一生的志向。

古代文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唯一途径就是考试做官，从此张璁便踏上了漫长的科举之途。

24岁这年，张璁乡试中举，之后便屡试不中。

从弘治十二年一直到正德十二年的19年时间里，张璁考了七次进士，都名落孙山。

张璁的家庭没有什么背景，也不富裕，不能给他什么助力，但家风甚好。父亲张昪继承了张家祖上勤劳俭朴、急公好义的作风，受之影响，张璁也养成了刚毅果敢，廉洁自持的品质。

是以尽管张璁从英姿焕发一直考到两鬓星星，但他从不灰心，认准了一件事就干到底。

第七次科举失利后，张璁回到家乡，修建了一个书院，开始授徒讲学，同时继续研究学问。

张璁对礼学的研究尤为深入，他认为礼是为政之本，做人之基，是最为重要的。

授课之余，他编撰了《礼记章句》八卷、《周礼注疏》十二卷、《仪礼注疏》五卷、《杜律训解》六卷，殊不知，他对礼学的精通竟能使他在日后一鸣惊人。

正德十四年九月，张璁再次北上，准备他的第八次科举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德十五年春二月，张璁终于在会试榜上有名。

接下来的殿试，需要皇帝亲自策问，不过当时明武宗朱厚照南巡未归，只能拖延，等到朱厚照年底回京，又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驾崩了。

这次殿试一直拖到了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五，由继位的明世宗补考才得以完成，最终张璁名列二甲第78名。

这一年，张璁47岁，终于进入了仕途。

03

张璁第一份工作是到礼部做观政进士，观政进士没有品级，相当于实习生，便于尽快熟悉政事后，再行分配。

以张璁的名次，再加上他在京城没什么人脉，观政之后，多半会外放到地方做个地方官，可能等到他退休都不一定能熬成什么大官。

然而，历史的变局给了他一次机遇，成为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这一年，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为了强化内阁在新朝的政治地位，压制君权，挑起了一场关于宗法礼仪的争论，史称“大礼议”。

“大礼议的核心议题就是：明世宗朱厚熜该认谁为父亲？

由于武宗无子，导致孝宗——武宗这一系绝后，皇位这才传到孝宗的弟弟兴献王朱祐杬这一分支上来，落在了朱厚熜的头上。

所以杨廷和等人坚持认为既然朱厚熜继承了孝宗——武宗这一系的皇位，那就应该认孝宗为父亲。

为了论证这件事在宗法礼仪上的合理性，杨廷和等人强行曲解“兄终弟及”的含义，援引一些历史上牵强附会的例子，以人多势众的优势频频向朱厚熜施压。

朱厚熜是个孝子，不愿意因为意外得到的皇位就随便改换父母，但他只有15岁，才学有限，根本不可能从理论上驳不倒杨廷和等人，在朝中又无半点人脉，可谓孤立无援。

这件事很快便成为朝野议论的焦点。

以张璁在礼学上的造诣，很容易就发现了杨廷和等人论点的漏洞，私下里跟同乡的礼部左侍郎王瓒讨论过，当时就获得了王瓒的认同。

哪知没过几天，王瓒就因在同僚中宣扬张璁的观点，被杨廷和找个借口调到南京去了。

众人发现杨廷和这次是铁了心要控制言论，而且杨廷和作为内阁首辅，此时此刻是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他真的能做到这一点。

谁都不愿轻易地拿个人的官运前途去得罪了杨廷和以及他的利益团体，即使不满杨廷和的行为也不敢发声。

但张璁没有管那么多，在别人眼中需要衡量算计的仕途，在张璁心里远不如坚持正义来得重要，他要为皇帝抱不平！

于是，张璁写了一篇《议大礼疏》，从礼法、孝道等角度，逐条批驳杨廷和等人的观点，登时震惊朝野。

关键是，面对这篇奏疏，杨廷和集团竟找不出其他的角度、有力的例子、曲解的说法再驳斥回去。

朱厚熜看了这篇奏疏后热泪盈眶，因为张璁说出了朱厚熜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

后来，朱厚熜回忆当时遭遇时，说，“朕方在冲年，蒙昧未聪，致彼愈为欺侮”，同时称赞张璁的勇气，“以今辅臣张璁首倡正义，忘身捐命，不下锋镝之间，遂致人伦溃而复叙，父子散而复完”。

只是一篇奏疏并不能动摇杨廷和的势力，但张璁却是第一个站出来力挺朱厚熜的人，给了朱厚熜很大的鼓励，同时也使朝中的言论风向发生了变化，一小部分大臣开始纷纷上疏支持张璁的观点。

事已至此，杨廷和觉得张璁是个隐患，便故技重施，把他赶出了京城，调去了南京。

04

南京作为陪都，虽然留有一整套行政班底，但都是打算退休养老的人才愿意去的地方。

张璁到了南京后，并没有心灰意冷，他认为议礼还没有结束，他要继续上疏支持皇帝。

在南京，张璁结识了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桂萼就是看了张璁的《议大礼疏》后，支持张璁观点的其中一人。

两人一见如故，不仅结成了此次议礼斗争的战友，今后还将共同操起改革大明旧制的手术刀。

有了张璁等人的支持，加上朱厚熜的顽强斗志，杨廷和等人节节败退，不断妥协，但杨廷和所代表的利益团体仍在顽强抵抗。

杨廷和致仕后，杨廷和集团感到更加无力，他们居然丧心病狂的要暗杀二次进京议礼的张璁和桂萼。

失败后，又集体在左顺门哭嚎逼迫皇帝，朱厚熜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廷杖180人，打死了17个，这些大臣才彻底消停。

最后，这场争论了三年多“大礼议”以朱厚熜的胜利结束。

其实杨廷和集团的失败是必然的。一方面是杨廷和等人本身就没理，另一方面杨廷和等人虽然仗着人多，看起来挺吓人，但只要朱厚熜是皇帝，手握皇权，在大明君主专制的制度下，谁都不可能越过皇权，逼朱厚熜做他不想做的事。

05

议礼成功后，张璁因此平步青云，而朱厚熜迫切地需要信任的人辅佐自己，所以对张璁的官职提拔得极快。

嘉靖四年授张璁为翰林学士，嘉靖五年便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又升为左侍郎，嘉靖六年再任命张璁掌都察院。

朱厚熜觉得这样还不够，还想让张璁进入内阁。但按制度，阁臣的选任需要经过廷推或会推，皇帝直接任命是不合规矩的。

起初，朱厚熜也想走正常流程，几番明示暗示朝臣，但这些大臣就是不买账。

在他们心里，对议礼的失败依旧耿耿于怀，就把愤恨怨气都发泄在张璁等胜利者的身上，另一方面张璁的升迁速度也确实让这些人非常忌恨。

无奈，朱厚熜几次操作不能如愿后，只能直接发明旨任命。

嘉靖六年十月，张璁进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

对于朱厚熜的恩遇，张璁感激非常，在张璁笔下经常可以看到感恩的诗句：“君臣自古难相遇, 宠异如斯报益难” 、“君臣岂是难相遇, 只恨恩深未杀身”。

他无以为报，惟有忘却己身，倾心许国。

何以报国？惟有改革！

大明自立国以来已经150多年，无论是政治，还是财政经济都在走下坡路。

国家控制的土地大量流失，仅剩开国时的一半，民众负担直线上升；官僚体系僵化，冗余冒滥，缺乏活力；社会风气奢靡，各阶层追逐财富，国家财富皆归于权幸之门。

张璁尽管二十多年屡试不中，但他长期的乡野市井生活，使他深刻地体验民众疾苦和官吏百态。

忧国忧民的意识促使他一朝担当大任，势必要进行改革，为民众抱不平。

而此时的朱厚熜，刚刚获得大礼议的胜利，锐气正盛，也想做一个有为之君。

君臣二人都与旧贵族，旧官僚没有利益瓜葛，可以毫无顾虑掣肘，君臣相携，大胆改革。

06

为了开启改革新篇章，同时也为了打击旧势力，朱厚熜超擢提拔了桂萼、霍韬、席书、方献夫等一批新人，形成了以张璁为核心的改革先锋，对大明的政治、经济多个方面的积弊展开了系统的改革。

其中比较亮眼的是改革科举制度。

在这之前，明代的科举已经把读书做学问变成了应试教育。

由于出题范围仅限于《四书》、《五经》，时间久了差不多就被琢磨透了，于是各类范文应运而生，考生背背范文就能侥幸中第。

而且通过科举形成了一个文官集团拉帮结派的关系网。主考官是考生的“座师”，考生是主考官的“门生”，同一届考生互为“僚友”。

进入官场后，座师提拔门生，僚友相互照应，杨廷和集团之所以人多势众，除了同乡亲友，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师生僚友之间的关系。

改革的办法就是从中央直接派人主持地方科举，录取的文章要求一律文风朴实，说理切合实际，拒绝辞藻华丽，空谈道理的文章。

改革后的第一次科举会试，张璁、霍韬任主考官。霍韬就直接对新进进士说，“我不是你们的座师，你们也不是我的门生，今后大家共同为国家效力。”

张璁还把这一年录取的进士文章集结出版，示范天下，以端正文风。

后人对张璁这次科举改革评价很高，不仅座师门生的风气得以改善，而且在之后的数十年，大明名臣辈出，与科举的改革不无关系。

除了科举，张璁还提出“三途并用”和“京官外放”的政策。

“三途并用”就是选官不能只用进士，有能力的举人和贡生也可以提拔任用，不能死板，海瑞就是受益于这个政策。

从天顺年间开始，就有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规矩，导致考进士，入翰林，做京官成了读书人的唯一目标，没人想外放，使得朝廷要职被只会舞文弄墨而无实际政治才能的翰林把持。

而座主门生之间的关系也把京官的位置锁死，地方官熬一辈子可能都升不上来。

“京官外放”就打破了弊病，同时让有经验的地方官有了升迁机会，提高了工作积极性。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张居正变法中征收赋税采用的一条鞭法，它的雏形也来自于此次改革，是由桂萼提出的。

桂萼曾任三地知县，有推行局部赋役改革的成功经验。他提出的“量地计丁”和“一体出银”正是未来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

另外，张璁的改革还包含了清理勋臣大臣侵占的庄田，裁撤冗员，革除镇守太监等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对延续大明王朝的统治有重要作用。

07

当然张璁等人这一系列举动，无一不是侵害权贵官僚集团的利益，本就在大礼议中结下的怨恨，又添上一笔。

多少双眼睛盯着张璁、桂萼等人，希望在他们一举一动中寻找到有可能营私犯错的把柄，然后将他们干掉。

然而终究是不能得逞。

张璁等改革先锋不仅团结合作，锐意进取，而且廉洁自律。

张璁可以拍着胸脯，对朱厚熜说，“皇上可以问问吏部，臣有没有帮亲友谋过一官半职；可以问问户部，臣有没有帮奸商破坏过盐政；可以问问兵部，臣有没有为哪个将领开过方便之门，如有一条，陛下就治臣的罪，杀臣的头！”

桂萼也坦言自入仕以来，“律身清苦，自谓可质鬼神”。

反对他们的人找不到切实的证据，只能举起道德大棒，对张璁等人进行人身攻击。

诋毁张璁是“迎合之辈”、“奸邪之徒”，对于张璁的强势改革，就攻击他“专权”、“擅作威福”、“报复恩仇”

甚至拿朱厚熜最敏感迷信的天象做筏子，说天上出现彗星，就是朝廷里有张璁这个妖孽。

对此，张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表示自己决不被攻击乃至诬蔑之词所吓倒，“能攻人之过，必能受人之攻”。

朱厚熜作为裁决者，面对无法招架的言论攻击，不得不通过罢免张璁官职的做法来缓和矛盾。

张璁对此毫无怨言，除了一般性的辩解之外，便坦然地离职回家，表明自己绝无恋栈权位之心，清清白白，正大光明。

流言也就不攻自破，没过多久，朱厚熜便再次把张璁召回。

是以，张璁在任上四进四出内阁，但朱厚熜对张璁的信任却是愈久弥深。

08

史载，朱厚熜并不直呼张璁姓名，“常以少师罗山而不名” ，他曾赐给张璁银印两枚，准他随时密疏言事。

嘉靖十年，朱厚熜给张璁赐名孚敬，得知张璁给自己家客厅起名为荣恩后，特意找出父亲朱祐杬亲笔手书的“荣恩堂”三个字，表装起来送给张璁，以示荣德君恩，君臣相庆之意。

可以说，张璁是朱厚熜唯一倾心信任的内阁辅臣，君臣二人的亲密关系可堪一段佳话。

嘉靖十四年三月，张璁病重，不得不请辞离职。朱厚熜不愿张璁回乡，只答应张璁在京养病，还特意效仿古人，剪掉自己胡须，给张璁入药治病。

随着张璁病情急剧加重，朱厚熜才不得不放张璁还乡，特派差官和御医护送。

嘉靖十五年七月，朱厚熜听说张璁病情好转，便催促张璁尽快还朝。张璁感念朱厚熜恩遇，不顾病情，两次离家赶赴北京，但终究因病情恶化而匆匆返回。

嘉靖十八年二月，张璁在家乡病逝，终年65岁，最终也没能再见朱厚熜最后一面。

朱厚熜听闻张璁死讯，嗟叹不已，辍朝三日。钦定谥号为“文忠”，取危身奉上之意，赠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