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1年，千禾社区基金会支持发起珠三角『观影、阅读与写作计划』（以下称“写作营”），期待以写作的方式，促成社区进行有价值的交流和探讨，让人们在看见彼此与看见现实中，对个体生活与公共问题有更深入的认知、反思和建构，更好地推动社区发展。

这个写作营里的课程编写和授课老师是艺术家静远。在2021年4月到9月期间，她通过组织学员讨论电影作品、写读后感、完成个人写作计划等方式推进社区写作。在这篇文章里，她将还原第一期写作营从发起到结束的一些重要节点，分享写作营作为一种社区介入手法所带来的影响和反思。这篇文章也是接下来“写作营学员结业文章”系列推送的引言。

写作营的发起

以写作推动阶层互见？

第一期写作营的学员主要是来自千禾社区基金会（以下简称“千禾”）城市支教项目，包括在地公益机构对接的社区居民、社区志愿者、公益从业者、月捐人、这个项目的课程老师等（注：项目里课程老师的角色是负责开发课程和培训学员，是公益的、有偿的服务）。“城市支教”是千禾针对城市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发起的公益项目。它启动于2019年，主要方法是赋能家长志愿者、鼓励TA们参与社区教育活动，支持公益伙伴在城中村运营儿童友好空间“小禾的家”。在实践里，因城市支教项目卷入了不同背景的参与者，所以在理解议题深度和出发点上有着各种差别。这些差别带来了一些互见的困难，千禾工作团队希望与我合作，通过开写作营的方式促进“阶层对话”。

图：在千禾与广州市番禺区绿石头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合作的小禾的家@石岗东村，一位初中生给社区小孩子们讲绘本 摄影：静远

当我接到邀请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事情是合适做的。一方面是因为我知道城市支教项目的发起人本身就一直在探索“母职”的社会性，而且城市支教项目里大多数参与者和服务对象都是母亲。她认为母亲这个身份可能让我们可以更加切身地理解不同阶层里共同的东西，从而产生超越阶层的互助。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长期以来她是这样期待的，也是这样自我要求和付诸实践的。另一方面，我作为“写母亲”项目的发起人，对母亲和阶层这个议题也有长久的关注，而且“写母亲”项目于2020年编辑出版了以流动女工作为写作主体的“写母亲（五）”《住在亲情里的疫情》这本书。虽然我们处于不同行业，但是我们都意识到融合和“互见”不会因为几个不同的群体被放在一起，或者信息的到达，就自动发生。这个相似的问题意识是我们合作的基础。

课程的名字由千禾取名为“阶层互见”。在城市支教项目里，阶层不能互见的体现是怎样的，为什么？它和更加广泛存在于社会里的阶层隔阂有什么关联？怎么做才可以更加互见？“母职”是一个有可能让我们超越阶层的起点么？在开课之前，我对这些问题是不做预设的，有可能现实就是无法“互见”，也有可能母职让我们更加分道扬镳，还有可能我的问题问错了……

写作营的招募

摸着石头过河

第一个环节是招募。我想既然是希望阶层互见，那就尽可能的少设门槛，让项目相关方都可以报名。很快，我们有了80多名报名者。

第二个环节是问卷。我们设置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开放式问卷。过去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开放门槛”和“具体细致”这两种意识同时推进很重要。如果仅仅追求名义和数据上的多元阶层参与，没有具体了解“不同之处”，最后会很容易导致无意义的争执；但是如果为了好控制不出冲突，而放弃对多元阶层背景的纳入，那意义也不大，毕竟很多专业化的教育机构已经做得很成熟了。

最后，我们收上来大概不到60份问卷。浏览后，我最大的初步感受是：目前大多数“城市支教”网络里的参与者，显现出来的不同不是设想的那种阶层不同。因为无论是农村出生辍学后打工的，还是在广州有房有车也有学历的；无论是一线城市的培训老师，还是三线城市的体制内老师，TA们阅读的偏好和生活理想都差不多。例如，心灵鸡汤、为人处事、情绪管理、养生、通俗化的历史经典、成功学、畅销书、心理学及自我成长类书籍是最受欢迎的；更加安稳更加正能量的生活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在道德、情感上，需要非常确切的一些东西，好像以此才能安身立命。

图：深圳市龙华区大水坑社区下班人群 摄影：静远

而在问卷里感受到最突出的不同是什么呢？是关于独立思考的意愿。而且和现在社会上一些流行印象不同的是，这个意识看起来和阶层也没有特别必然的关系。换句话说，经济文化阶层更高的不一定比经济文化水平更低的人更加乐于思考。那思考的需求是和什么有关呢？目前看起来，是和这个人想不想改变、需不需要改变有关。

在招募过程中，还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就是报名人数、填写问卷的人数和真来上课的人数之间的比例。最初有80多人报名，但是填问卷的不到60人，最后来上课的大概只有40人。后来，我线下遇到了一位报名后完全没有来上课的妈妈。我问她为什么报名，她说凡是有这种学习机会出来她都第一个报名。我问她为什么没有跟进，她说她做微商，很多信息根本看不过来。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她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比较普遍的方式——先简单地区分权威，不亲自辨析信息，把目标放在快快占一个名额上；然后得到之后对名额也不一定珍惜。这些“参与”主要是用来缓解焦虑。在这里，“远方”的公益资源和TA们的关系是：一个可以简单相信的平台，一个缓解焦虑但是不一定用心了解的出口。当然，这个说的是报名但是又没有跟进的这部分人群的心态，并不是泛指所有报名者。

写作营的推进

有限观察和初步结论

写作营分为三大板块。前面两个板块一共16节课，是看别人的现实（分析电影和文章），写自己感受。最后一个板块是“个人写作计划”。

以下是我从前面两个板块里所观察到的：

随着讨论和写作的深入，还有更多一对一的接触，我看到很多细节上的不同。比如，有些学员本意是希望关注现实，但是因缺乏工具和训练而无从下手，或者因习得性无助缺乏信心， 或者因顾虑而不敢尝试，或者因没有环境（比如被朋友家人排斥和嘲笑）而放弃。而在“不考虑关注现实，也不以现实为基础思考”的这个类别里，也会因原因不同分为各种小类：有的是因为遇到过比较大的困境而不得不寄情于此，有的是因为懒惰或者需要借口，有的是真的相信，而有的是为了维护某种优越性。

图：广州市番禺区绿石头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开展工作的社区 摄影：静远

以上各种交错一方面告诉我边界在那里，公益资源应该放在哪些人身上；另一方面，它告诉我在边界之内的各种灰色地带。而多数学员其实是在这个灰色地带之内摇摆，也许它也可以叫做可能性。

到现在为止，我依旧没有感觉到阶层决定性的影响力。但是有两个特点和阶层有比较明显的关系，它是我上面说的“边界”的现实体现。我下面将详细讲述一下（注：本文末尾会指出其实阶层分类是一种比较被动的做法，但是在这里还是需要通过分类来对现实进行描述。另外，由于后来班上学员全部为女性，所以下文会使用“她”）。

第一个特点出现在家境相对不错的人群身上：

“守护自我”可能是这个类型的特点。从字面上，“找到自我，接受自我，成为自我”等通常指向的是一种更解放、更自爱的方式，富有启蒙色彩。但是在实践里，这个口号常常导致的结果却是“做自己就好”、“没有对错”等信条（这些说法作为具体解决方案时并没有特别不妥，但是作为信条则略有不同）。这样的结果可能和这些群体获得“自我”这个概念的源头有关（比如她们平时看的书、参加的培训班、朋友圈流行的东西等等）。这是怎样的一种概念呢？第一，它认为有一个“私人”的自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感觉”；第二，它（看起来）是有助于女性走向独立和解放，而且在帮助女性摆脱“没有自我”的状态上也曾有一定的贡献。我记得有学员很真诚，甚至有点无助地问我，“我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怎么去管别人的事情呢？”这个提问很好地解释了这样一种割裂的“自我”概念是怎样把“自己”和“公共”对立起来的概念。这是光意识到了某些个人的权力，但是没有学习到对更大的结构性的“力”的警惕和批判的结果。

事实上，每个人对自己的认知，不是一个什么纯感受、纯私人的东西，而是和外部发生各种关系后的结果（希望更加了解“自我”这个概念的朋友可以参见文末的链接）。这也是写作营过程中我反复和学员传达的点。

图：千禾与广州市番禺区绿石头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合作的小禾的家@石岗东村 摄影：静远

第二个特点出现在出生环境不是很好的人群身上：

总体来说，她们在成长中被流落、被遗弃到一些糟糕的教育环境之下（这里强调的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问题，“糟糕”二字包括责骂、剥夺教育机会、学校霸凌甚至性侵等等）。物质的不稳定带来很多压力，她们没有机会来发展自己的心智。她们在面临重大人生抉择的时候（比如婚姻、生育）严重受牵制于不友好的外界，孤立无援；就算碰到爱她们的人，但可能观念意识比较落后而没有真的帮上忙。由于生存空间小，她们尝试不同方式的时间开口也很小。不像社会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群，可以失败了再来，这个不行换那个。如果要用“自我”作为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对比的话，她们是上面那个类型的反面：“被迫失去自我”。

写作营能帮助她们的是，给她们更有力的决策支持和一定的经济和朋友环境支持，通过改变她们在家庭里的话语权来试图改变她们的命运。

虽然我比较了原因上的不同和现象上的不同，但是以上这两极里各自的痛苦级别我是无权比较的；我做的只是把最极端的、可以形成类别的情况抽象地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自我”在两种情况下都岌岌可危，都受到了侵犯、摧残、扭曲。这确实促使我思考，为什么一个完整的人格，一个可以面对不确定性的人格如此稀缺；几乎每个人都受到过那么深的精神暴力，这些伤害都是哪里来的？我们有什么方式活下去？

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阶层互见，一起来追溯这些伤害的来源。它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它不应该是一种“有更多教育背景的人来帮助缺少教育资源的人”这样的单向关系。因为我实在看不出来，在第一类型里出现的“成为自我”如何为第二类型提供解决方式。如果一个人没有社会意识和结构性常识，“关注自己”只能让个人束缚更加严重。因为她们会觉得所有问题的源头都在自己身上，而不会放到社会和体制的框架里考虑。是的，穿高跟鞋是比裹小脚自由了很多，但是要真正走出裹小脚，意味着我们在有高跟鞋的情况下还有不穿高跟鞋的自由。“互见”的核心是在于见具体的东西，发生真的关联，而且是多向的关联。它是意识到大家都需要从各自的裹小脚或者高跟鞋走出来：不仅帮助穿高跟鞋的多理解一下原来的压制，也帮裹小脚的看到高跟鞋以外的世界。

图：深圳市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区图书馆。千禾与深圳市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这个社区合作城市支教项目，开设小禾的家 摄影：静远

以上说的两个特点很不相同，甚至有点相反。但其实它们导致的结果相似——那就是“不见现实”。

如前面所说，第一种类别里关于“自我”的构建，让拥有相对良好家境和足够好的教育背景的她们拒绝关注和辨析社会议题。而对一个有着不错生活但是不关注社会话题的人，怎么可能“自然地”看到阶层不平等呢？在第二种类别里，她们基本没有精力和工具来学习如何结构性地理解困境，找准问题成功归因。她们很多时候没有机会也不愿意了解和她们不一样的人的思路和状态。所以两类人都可能会说以下的话：“天下哪里有完美的社会”，“现实太痛苦，多关注点正能量不好么”，“事情的真假我们老百姓哪里辨别得清楚”，“感恩、祈福”，“难得糊涂”，“退一步海空天空”......

这些林林总总的烟雾弹和麻醉剂的功能，就是让一个人就算被现实割到伤到，也不去看现实。对第一种类别的人来说，不见现实也许不会造成她们利益上的损失，她们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堕入底层（这是她们最恐惧的事情）；但是对第二个类别的人来说，后果就要严重很多。在经济窘迫之下，如果她们继续无法看清现实，被人骗、被梦想骗、被时代骗、被自己骗的几率则会一直很高。

这里，我们可以暂时小范围地找到“不见阶层”的答案。如果一个人连现实都不见，你如何和TA说见阶层呢？别说阶层，不见现实的人，可能都没有真正看见过自己孩子、爱人和自己亲历的历史。

于是我的课程变成了：第一，你需要去看见现实（意愿问题）；第二，怎么观察和剖析现实（能力和方法问题）。16节课下来，前面提到的边界有所松动，那个灰色地带越来越长，可能性越来越多，虽然它的形成过程很不稳定。每个人面对课程的挑战，反应也不一样。有些虽然学历起点不是很好，但是活学活用，自己联系生活，尽量去思考；有些会努力跟上但是可能也没有完全理解，有些会退却，有些会缺课，有些会发现不适合或者不适应而退出课程。

图：深圳市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每日的社区服务时间 摄影：静远

另外，需要指出一点，一直以来班上未婚的公益机构工作者都是一个小但是非常有思考活力的群体，她们有很明确的社会意识和比较扎实的知识结构。这一点也带来我对“母职”的思考。我的观察告诉我，母职本身并不会因为母亲之间身体和生理的“共性”而直接带来“共情”。在现实里，“母职”带来很多保守性，母亲会因为和孩子的情感而更多地被社会牵着鼻子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迷信“共情”（甚至某种意义上“不见阶层”也可能是抱团取暖呆在“共情”里太久的结果）；聚焦在具体而真实的情景中考察“共性”就可以是很好的起点。

以上我解释和分析了写作营作为一个切面，体现了什么问题，也间接阐述了我对城市支教项目里包含或者引发的“不见阶层”问题的看法。我关注的重点不在“能”还是“不能”，而是哪些环节（包括能力和意愿）出了什么问题，怎么有针对性地解决。知道不同人群的具体困难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作起点。我们需要谈论这个不平等，还有其中的不一样，才能着手解决，引向下面一个部分——行动。

图：傍晚的城中村 摄影：静远

写作营为行动带来的启发

第一， 希望在写作中推动基本的思辨意识和能力。

我认为，“不见现实”主要还是和没有思辨意识与能力有关。我希望在写作营中至少提出以下问题：我们为什么写作？写作和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写作完全没有标准是好事情么（当然写作只有一种标准则更加糟糕）？没有标准就彰显平等和阶层接纳了么？语言意识和命运之间有什么关系？不同学历的人都可以用这个工具么？如果有困难，那我们这些熟悉这个工具的人可以做些什么？

由于教育的阶层化，思辨意识和思辨能力现在多数只能在比较高端的教育消费中才能找到，要不就是对寻找和筛选能力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它其实本应该是一个基本通识性的东西，应该人人可以获得。来自基层的人对它感到陌生和为难，但是我其实找不到比这些能力更加可以帮助到TA们的其他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们想更多地为基层人群创造这样的学习机会。

图：深圳市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附近的富士康员工下班回家 摄影：静远

第二，把一些艺术作品里拥有的生活性、复杂性和议题性带回到普通人的课堂里。

课上，我们分析了四部外国电影，每部都涉及我们生活中的议题，都为我们提供如何看待冲突的新视角。最近由于一些事件而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电影就是一个例子。很多议题已经在严肃的艺术作品里得到很好的记录、显现、分析和讨论，很多艺术工作者也给出了TA们对一个时代的判断。其他行业或者是整个社会可以更加积极地接触这些作品，而不是停留在去美术馆拍网红照，或者走另一个极端，认为自己没有时间或配不上美术馆。

第三，远离相对主义，遇到问题在设置上做具体细致的努力。

在写作营的执行里，想讨论不同、描述遭遇、区分质量、提倡一些标准，似乎特别困难。

结合一些在写作营以外的观察，我猜想可能很多公益人敏感于标准的设置，是因为ta们普遍都有很好的“警惕权力的不平等”意识，而且对弱势群体有深度的社会情怀——这是优秀且宝贵的品质，特别是比起“割裂的自我”类型。只是有些时候这些意愿还需要配上一定的逻辑，不然它会被简单地凝固为方程式一样的信条，在传播中产生变形。比如认为所有要去影响他人的意愿和行动必然带来权力关系不平等，或者认为反正没有完全的真相绝对的真理所以没有必要更进一步辨析。又或者它以一种近乎反智的形态出现，在对那些“隐性”的超比例的侵犯避而不谈的同时，反而把攻击点瞄准挑战霸权的工作。以上这两种类型，虽然不一定占公益从业者的多数，就是过于形式化的执行“融合”和“警惕”等动作导致的相对主义。它的结果有可能是一点点地丧失具体判断的能力，丧失在具体反馈和互动里调整权力关系的能力，丧失认真具体描述“不同”的能力。我使用了“丧失”二字，这体现了我的一厢情愿，因为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自愿的过程。

好在我的团队还是乐意接受我的角度的。在承认和描述了先天现实起点都不一样之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做后天工作结构配套调整（如图）。

在具体实践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第二期写作营报名设置上的改进。具体体现为：我们知道可能由于课程的思辨性，对低学历人群会是一个门槛，所以专门设有奖学金。我们同时不希望进来的学员随意浪费这样的名额，所以我们加设了押金制度和自费选项等。在这个新的框架下，我们又观察到新的一些“互见”上的具体困难。我也相信第二期会得出更多的，且不同的观察。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第一期的经历之后，主办方和我也明确了“为”和“不为”。明白了如果我们想做、决定做和价值观有关的事情，那么双向选择是必经之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掌握一套礼仪甚至有很好的道德操行，又或者有些人是被残酷剥削的同时景仰剥削者的品味；这些方式有时候也足以让很多人过得很好；而这些都不是我们想投入机构资源的地方。这个课程将作为一种选择立在那里，为多元添上一笔。

第四，这可能是最难表述的一个体悟。

我希望避免使用“阶层本质”的框架来理解阶层里存在的问题。这里我不是否定阶层的存在，不是否定贫富差距和教育机会不平等，也不否认阶层隔阂严重这个事实。我的意思是，要尽量去探索那些自己和他人身上复合的、混杂的阶层元素，尽量看到这些元素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就像我们不需要活在一个认为世上只有两个性别的世界里一样）。我希望给别人和自己留出理解变化和杂糅的空间（“不评判”原则如果用在这里我会觉得非常有的放矢，也更加接近“非暴力沟通”的发起人提倡的原意）。我觉得这样是更加负责，更加尊重现实的态度——我在现实里接触到的比如女工群体，她们身份其实就是有很多面向的（很多时候比她们自己意识到的，或者她们的代言人声称的要多）。这和我在女性主义里希望坚持的信念是一致的（具体可以参考唐娜哈洛威在《赛博格宣言》中提出的概念。她说，“赛博格不必然要求一个稳定的、本质主义的政治身份；而女权主义者可以考虑以亲近性取代身份来建立结盟。”）。

除此之外，强调阶层本质的叙述还有一些弊端：它一方面助长了“猎奇”和“凝视”，另一方面在一些情况下会间接滋生阶层仇恨角度。而在实践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种文化单凭某个阶级的人就可以被创造出来甚至独立出来，更别提这种文化的应用者。

在我编辑的流动女工专辑《住在亲情里的疫情》的前言里，我曾写道：“如果我们足够开放，我们就必须正视：把任何一种品质，无论是愚昧还是开明，善良还是自私，顽强还是顽固，直接放到一个阶层身上作为其标签或者特点来宣传，都可能是虚妄的。”

当然口说无凭，感兴趣通过文本来验证的朋友，可以紧密关注我们的写作营结业文章推送。

图：一个小型家庭加工作坊，摄于广州市番禺区屏二村。千禾与广州市番禺区心飞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这个社区合作城市支教项目，开设小禾的家 摄影：静远

写作营的结业文章推送

接下来，我们会在“心有见地”公众号上陆续推送学员的文章。这些文章来自写作营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个人写作项目”板块。学员们的写作时间为一个月，每周我与她们做一次一对一的反馈。这次推送我们会分成三大章节：第一章，讲故事；第二章，提问题；第三章，在行动。

前面说到质量高下一直是存在的话题，只是在公益里它好像突然变成了禁忌，特别是当里面涉及到知识分子和另外的阶层互动时。回到我们这次写作营，这些文章不仅涉及评判和选择，同时还是经过了一个月的写作和编辑达到的结果。它不是即兴写作和自由写作，它是讨论、反馈和指导后形成的文本。而且一直以来，我也不鼓励以一个已有的立场、没有特别检验过的论据来引导自己的故事内容。

虽然文本标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还是认为把简单的选择和编辑标准列出来会有助于沟通：1、需要是有多方位观察的；2、需要是提出了问题的；3、里面的事实是尽可能地被核实过的，尽量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空洞的抒情和没有太多具体事实依据的感叹不纳入考虑。以上三条不是排除个体性——写作其实正好是个体性很好的体现方式，但是这不等于所有个体的就可以直接成为有意义的。

那么推出这些文本有什么意图呢？第一，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些文章并不是在证明“互见”与否，也不一定可以支持项目开始时候的预设。但是它们可能可以作为案例，解释我们在发现“不见现实”这个问题之后做了些什么，做到了什么；第二，我想通过呈现学员写作本身和其内部具体细节来邀请读者理解生命的轨迹，这个也呼应我前面强调的去本质化的阶层叙述思路；第三，用这些文字来引导读者“见现实”。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希望读者看到人是可以写现实的，另一方面说明“读现实”、“谈现实”没有那么痛苦和遥远。

图：广州市番禺区绿石头社区公益服务中心帮助社区妈妈应对积分制度的免费学习班 摄影：静远

最后，感谢发起者和执行同事们对我的尊重、建议和反馈，这样的探索和工作空间非常难得。希望这种微观的、介入性的、文献性的工作可以丰富公益界已有的讨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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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鹏、黄励、喜兰

静远


1979年生于广西。在中国国内大学毕业以后，2006年到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艺术系学习并取得艺术本科学位，之后2008到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获得艺术硕士学位。除了拍摄纪录片、画画、做参与式项目以外，她还是「写母亲」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五年，出版了五本书。最新一本为“写母亲”五《住在亲情里的疫情》。她于2018年在「写母亲」项目的基础上开始了「汗流浃背」项目，主要着力于协助流动女工群体的文字和视觉创作。她曾在多个公益机构开过写作课。目前她在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开设期五个月的写作课，以社区写作营的方式推动流动儿童教育和社区妇女赋能。在“普通人的创作”这个概念下，她不断尝试专业和非专业的边界、也立足以创作力来推动特权和剥削下不同声音互见和互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