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安王长子朱聪潏：因居丧无礼被停封，费尽心机终以长子身份入葬|163

成化七年（1471年）二月，代藩安定王府爆出重大丑闻，安定王的法定继承人定安王长子朱聪潏在为父守丧期间，在其母舅王让等人的引诱下，竟然外出恣意狎游。王府教授叶宗显为此屡屡进谏，朱聪潏却只当作耳边风，视若罔闻。这位叶教授是传统儒臣，深得“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三味，见自己的职责无法得到履行，一怒之下将此事捅到了朝堂之上。

明宪宗对此高度重视，命山西巡按御史，会同山西三司将王让等人缉拿归案，审理此事。别看王让敢肆无忌惮地引诱外甥作恶，其实也是个怂包，一被羁押，就倒豆子似的将所有情况都交代了。卷宗在明代最高法院——大理寺过了一手后，连同处理意见被一同摆在明宪宗案头。很快明宪宗做出裁决：本当即将袭爵的朱聪潏暂且停封，视其悔过情况再做处置，王让流放辽东，充入边军之中。

那么被停封的朱聪潏这一生究竟有什么经历，后续有没有继承定安王爵位呢？

首封定安王朱成鏻

朱聪潏，为首封定安王朱成鏻的嫡长子，生母定安王妃王氏，生年不详，不过从其于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获得朝廷赐名这条记载，结合朱成鏻的生年推断，应当生于景泰年间。

讲朱聪潏之前，不得不先提一下他老子——首封定安王朱成鏻，这位爷是代藩第二代王（不算追封的代戾王朱逊煓）代隐王朱仕壥的嫡次子，生于正统二年（1437年），景泰元年（1450年）十一月被册封为定安王。

朱成鏻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与父亲代隐王朱仕壥，姊妹居顺郡主及其仪宾许琮，胞兄代惠王朱成鍊，都闹得很不愉快。

天顺三年（1459年）十月，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俭等人奏称，大同地处边地，地狭民弱，无法承载代藩庞大的宗室人口，请求将部分代藩郡王支系内迁，分散到山西各地重新安置，以减轻大同的窘况。此提案获得明英宗的高度认可，于是乎他一方面命山西方面选择合适州府，为迁藩做准备；一方面命代王朱仕壥征询本府各支郡王的意见，已确定迁徙的郡王府数。

代藩历经三代繁衍，当时共存在12府郡王，分别为：代简王朱桂系的广灵王、潞城王、山阴王、襄垣王、灵丘王、宣宁王、怀仁王、隰川王，代戾王朱逊煓系的昌化王，及现任代王朱仕壥系的安定王、博野王、和川王。朱仕壥的前半生就像上面摆满了杯具的茶几，在祖父、庶祖母及诸位叔叔的欺凌下，可谓是步步惊心，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委曲求全。因此他早就看那帮子叔叔们不爽了，是以打算借着这机会将他们全部弄走。于是，他不加询问直接上奏朝廷，称大部分郡王愿迁往内地享受生活。

这个“大部分”包含了除和川王朱成镘以外的其余11府郡王，也就是说他的两个儿子定安王朱成鏻、博野王朱成鐭也在迁徙之列。当然朱成鏻、朱成鐭两兄弟情况也不尽相同，朱成鏻得知此事后上疏朝廷表示自己不愿迁徙，而朱成鐭则是一心想要离开大同，另迁他地独立开府。

在讲究孝道，提倡“父母在不远游”的古代，朱仕壥的所作所为是有违人伦的。然而明英宗在下旨指出这点后，他依旧一意孤行，试图将朱成鏻赶走，可见他对这个儿子有多不见待，父子两平时肯定就闹得很不愉快。为此，明英宗于天顺五年（1461年）五月，第二次降旨申饬于他。

“今王乃欲并迁二王，原王之心只是憎恶二子，欲其远离不相见也。夫人伦至亲莫如父子，王视其子如胡，越然不使相见，何其乖戾至此。二王宜依旧居住，不准迁移。今后王宜务循正道，以保令名。长史须尽心辅导，若再缄默，致王有过举，必罪不贷。专书以达，惟叔亮之。” （《明英宗实录》）

经此敲打，朱仕壥终于收起了小心思，朱成鏻最终得以留居大同。（详见《代隐王朱仕壥：幼年悲惨，对宗室冷酷无情，对武将卑躬屈膝》一文）

就在迁藩一事尚未有定论之时，朱成鏻又与其姊妹居顺郡主闹其了矛盾。事情因一场宴会而起。朱成鏻生日当天，居顺郡主仪宾许琮夫妇前去祝贺，他设宴款待。席间，许琮因不胜酒力，未免失礼借尿遁离去，朱成鏻见他许久不回，便派侍者前去召他继续参加宴饮。结果许琮借着酒力不但不回，反而对侍者口吐芬芳。

自觉被驳了面子的朱成鏻，当即怒不可遏地破口大骂许琮不是个东西。居顺郡主见丈夫受辱，也拍案而起，不甘示弱的与朱成鏻对骂起来。一时间，安定王府内詈骂声迭起，好好地一场生辰宴自然不欢而散。

生辰宴被搞砸了的朱成鏻越想越气，越气越想，实在气不通的他跑到代王朱仕壥面前，声称居顺郡主与府中家人私通。居顺郡主闻讯，哭哭啼啼地跑到朱仕壥面前喊冤，表示朱成鏻他无耻、下贱，不顾两人的血缘关系，见色起意馋自己身子，被自己义正言辞的拒绝后，竟然跑父王这边进行诬告。此事最终闹到了明英宗面前。

因一杯酒而引发宗室丑闻，面对这群吃饱了撑的本家，明英宗内心想必是崩溃的，甚至有破口大骂的欲望，但又不得不处理。在查明双方都是在诬告后，下旨对朱成鏻就是一番训斥，至于引发此事的许琮，则直接被免去了官职。（详见《明代仪宾：荣耀却又尴尬的郡马爷，因一杯酒，引发两位仪宾被免职》一文）

成化三年（1467年）十一月，朱成鏻又因个人恩怨与胞兄、新任代王朱成鍊杠上了，双方你来我往地上疏相互参奏。明宪宗被两人搞得一个头两个大，可事涉上层宗室，推无可推不得不出手处理，遂派自己的姑丈驸马都尉薛桓代表宗室，与刑部左侍郎董方一同前往大同勘合兄弟俩的罪状。

结果证明，这又是一起诬告事件，俩人吃饱了撑的，仗着有《皇明祖训》的庇佑，不惜浪费朝廷的财力人力，相互攀诬以泄私愤。当然，明宪宗事后的处理也很明朝：

“癸酉，代王成鍊，与其弟定安王成鏻，以私忿相干奏。命驸马都尉薛桓，刑部左侍郎董方，往勘之。得其所奏皆诬。上不忍论以法，但降敕切责罪，其下构恶尤甚者二人，充辽东边卫军。”（《明宪宗实录》）

朱聪潏：作死，我是认真的

一个人与家中某人闹得不愉快，还可以说是别人的问题，然而朱成鏻与老父亲，兄弟姐妹都有矛盾，那显然就不能这么解释了，总不能所有人都是坏人，就你一个好人吧？所以问题的根子还在他自己身上。

朱聪潏的性子半是遗传了老爹朱成鏻，半是受老爹的言传身教，于是乎成为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朱成鏻死于成化五年（1469年）十月，按照明代郡王袭封所需的平均时间推算，成化七年朱聪潏应当能够袭封，结果因为爆出居丧无礼丑闻，被判暂停袭封，视其悔过情况再做处置。

这处罚不可谓不重，不过中国古代讲究以孝治国，“孝”是为人子者不可践踏的红线，没看见自汉代以来，除开国皇帝之外，几乎所有皇帝的谥号都要加一个“孝”字吗？所以明宪宗做出的处罚无可挑剔。

按理来说，受到这等处罚，不说闭门思过吧，也应当会夹起尾巴小心翼翼地做人，以便早日摘除头顶上的帽子，获得刑满释放，袭封王爵才是正理。毕竟一旦成为郡王，靠着《皇明祖训》的庇佑，只要不触及谋逆大罪，及做出严重有违孝道之事，即便再浪再作死，皇帝的板子也只会轻轻落下，不会轻易剥夺王爵。无数的宗室前辈，已经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条真理。

但朱聪潏毕竟不是一般的人，不知道敬畏是何物，或者说什么是害怕。

说到这里，不得不顺便提一句，朱仕壥生前想要赶走朱成鏻这个儿子，在明英宗的干预下而不得，可在死后却无意间达成了这一成果。朱成鏻去世于忻州的定安王府，所以不愿走的他迫于形势，终究踏出了这一步，至于时间是在与胞兄朱成鍊闹翻之前，还是闹翻之后，就不得而知了。

朱聪潏因罪停封，不仅不知反省，反而变本加厉，在忻州越发“纵恣不法”，见天地在城内恣意放纵的嬉戏游玩，途中遇到胆敢不回避的，或者引避不及的，上去就赏他几棍子，嗯，是“着实打”打的那种，若是身边带有值钱的财货，还会强行来一个“罚夺”，宣称这是以罚代打了。

如此倒行逆施，自然惹得满城怨声鼎沸。“苦聪潏久矣”的忻州百姓为求自保，将此事捅到了官府，而后经过一层接一层地接力，被摆到了当今天子的案头。明宪宗不得已再次命山西巡按御史会同山西三司审理此案。

宗室不是官员可以轻动的，不过其府中各色人等不在此列。故山西巡按御史接到旨意后，派遣指挥赴忻州，提朱聪潏的亲近手下前来受审。

事到如今，朱聪潏不但不知悔改，反而打算把水搅浑，而后利用宗室特权脱身。面对前来缉拿自己亲信的指挥，他反手就送给了对方一个“惊喜”，竟然上奏朝廷称这名指挥藐视宗室，出手殴打自己。其弟镇国将军朱聪潜，也上疏替兄长作伪证。

小小武将胆敢无视朝廷律令，殴打郡王这还得了。明宪宗当即派出由太监罗祥、锦衣卫指挥赵能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前往山西会同山西巡抚等共同调查此事。指挥殴打朱聪潏本就是一桩比较容易查清的诬陷案，何况又有锦衣卫出手，真相自然很快就大白于天下，连带着朱聪潏暴虐民众一案也被查实。

此时离明朝建立已过去百年，宗室人口已历经数次翻倍，单一个代藩，宗室就已经有好几百口人，对朝廷财政的拖累问题初现，是故明宪宗皇帝陛下本身对这群远亲就不怎么感冒，下手比老爹明英宗要狠得多。见朱聪潏如此凶顽残暴、冥顽不灵，自然不会再手下留情，于成化八年六月初一下旨：“聪潏不能改过，愈肆非为，宜迁守祖坟。聪潜其降敕切责之。余左右之有罪者，从法司所拟。”（《明宪宗实录》）

也即考虑到朱聪潏的为人，明宪宗加重了对其的处罚力度，将其发配回大同，看守祖坟。所谓“祖坟”是指本支始祖代简王朱桂的陵墓，据明代正德年间张钦纂修的《大同府志·卷四·陵墓》记载：“代简王墓在城东十里采掠山”。

可即便是到了这个地步，他依然视律法、视祖训为无物，继续在作死路上大踏步地前进。

代王朱成鍊虽然与弟弟朱成鏻闹翻，与朱聪潏却关系亲密。成化九年（1473年）二月，因为朱聪潏守坟的居所没有建成，朱成鍊为其上疏朝廷请求将大同城内的公馆借给他暂住，被明宪宗否决。

同年四月，朱成鍊与广灵王朱仕（土+兹）、和川王朱成镘等人，会同正在受罚、应当禁足的朱聪潏，借赴真武庙行香之口，连日出城游玩。经过明成祖祖孙三代削藩，藩王的藩地范围视所在府州的城池大小而定，城内才是他们可以自由活动的区域。想要出城必须先向朝廷打报告，获得准许方可行动，连送葬、祭祀先祖都须如此，何况是外出游山玩水。于是乎，一干人等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明宪宗降敕切责。

朱聪潏阁下，你背着处分，一而再的作死真的好吗？爵位不想要了？

试图复爵：对不起，此路不通

果然，对朱聪潏的作死行为，明宪宗那可是一笔笔地记录在自己的小本本上的。

成化十年（1474年）五月，朱聪潏的生母定安悼隐王妃王氏上疏朝廷，声称朱聪潏因罪被罚前往大同看守祖坟已经三年，这几年来王府管理乏人，自己也老无所依，乞求将其释放，以便侍养自己。

定安悼隐王朱成鏻生于正统二年，定安王妃年岁也应当与其相差无几，不会超过40岁。且朱成鏻虽然才活了33岁，不过生有三个儿子，除长子朱聪潏这个嫡长子外，还有次子朱聪潜，幼子朱聪漮。所以 “老无所依” 什么的都是借口，目的还是想尽早将朱聪潏捞出来，以便其能够承袭王爵，延续定安王一脉传承。

对此，明宪宗在呵呵之余，下旨表示朱聪潏罪孽深重，不可轻恕，关他三年算什么，理当再关三年，到时若能改过，则释其归家，否则你懂得。

待到得成化十三年（1477年），明宪宗划定的三年之期到期，又到了捞人的关键节点，代藩开始为此发力。代王朱成鍊上奏称，自家侄儿蒙圣天子教诲，如今已然改过自新。定安王妃则是老调常谈的屡屡上疏声称儿子以及知错，而自己老无所依，乞求将儿子放回来给他养老，内容是一封比一封的“情词恳切”。

于是，当年七月，明宪宗将朱聪潏特赦，让其返回忻州奉养老母。

朱聪潏是否真的痛改前非，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至少《明实录》中再也没有留下他作恶的记载，更何况我们信了也没用，因为他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能够享受何等待遇，皆由皇帝一言而决。

成化十九年（1483年）十一月，面对定安王妃王氏上奏称“长子聪潏谪守祖坟岁久知悔乞复王爵”的请求，明宪宗直截了当的表示朱聪潏此前屡屡为恶，已经被革爵，故王妃此奏乃是“繁辞妄奏”，不允袭封。

“繁辞妄奏”是指宗室或者官员巧言上疏意图欺君罔上，一旦奏章被按上这个名头，说明皇帝陛下对你已经相当不满了，胆敢再为此上奏那就还是以身试法。由此可见，明宪宗内心对朱聪潏有多么的不待见，在他任内想要复爵那是想都别想了。更可怕的是这种想法还会影响到一下任皇帝，所以生前袭爵的希望算是渺茫了。要保住定安王一系的传承，只能另想办法。

弘治五年（1492年）十月，朱聪潏去世。其母定安王妃借此机会上奏朝廷，乞求追封他的王爵。

弘治三年（1490年）十一月，周藩第六代王王周惠王朱同䥝的庶十子朱安渳，被册封为定安郡王。也就是说定安王这个爵位，早在之前就已经被重新册封出去了。同一时间内，出现两个定安王，哪怕一个在代藩，一个在周藩，世系不同，也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可见朝廷对代藩定安王一系的处置，早有定议。

果然，主管宗室管理事宜的礼部，在接到这封奏疏后，立马覆奏称无前例可依，应当不予准许。明孝宗就此顺水推舟的下旨不许追封，按与郡王长子身份等同的镇国将军仪制赐祭葬。

当然，朱聪潏一系还是得到了某些优待，其子朱俊桯得以以辅国将军的身份，担任定安王府理宗。在其后的岁月里，朱俊桯的子孙以降袭的方式，一直担任定安王府理宗，虽然没能保住王爵，可至少保住了祖产，在明代中后期，与那一大帮子衣食无依中下层宗室相比，儿子还算是比较好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