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武侠小说，想必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都是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这三位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想新派武侠小说的三大宗师。

这里重点强调了新派，既然有新派，便有旧派，传统的武侠小说。

中国的武侠小说由来已久，源远流长，那么中国的武侠小说究竟产生于何时？学者们的意见很不统一。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武侠小说产生于唐代。谭正璧在《中国小说发达史》中说：“豪侠故事亦为唐代特有的产物，前述恋爱故事里的黄衫客、许俊，他们的举动也属于豪侠一类。”

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中也说：“蒋防《霍小玉传》其写豪侠，为以前小说所无。”

祝秀侠《唐代传奇研究》认为：“侠义的故事，本来并非自唐始，《史记》里就有《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的记载。但铺张设幻而成立小说形式的，是开始于唐代传奇。”

蒋祖怡《小说纂要》中更认为：“六朝佛教甚盛，以无为为事，故侠义故事不行，至唐而始有侠义小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有台静农、唐文标、侯建、陈晓林、叶洪生、王汝涛等。

将研究者的观点进行一番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观点可分成两类一类所说的“小说”是指细腻曲折，情感深挚动人，读来凄婉欲绝，艺术感染力很强的传奇文，它产生于唐代。如此，则作为小说类型之一的武侠小说，当然产生于唐代了。另一类则认为唐代以前的小说中没有侠义的题材。我们认为，若以传奇小说而论，自然产生于唐代；若以笔记小说而论，则汉代已有这种体裁。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家书15种，这些书虽大都散佚，但从一些遗文的注文来推测，很类似笔记小说，而汉代据史实加以想象附会的“杂史”，就更富有小说的意味了。至魏晋南北朝，更出现了广为人知的“志怪”、“志人”小说。对这些唐代以前的笔记小说进行一番搜拣，可以发现其内容确实有以“侠义”为题材的。所以说，武侠小说不是唐代特有的产物，而是在唐代以前的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

最早的武侠小说究竟产生于何时，已漫不可考，就现有材料，从小说的内容、年代而论，东汉末年据史实而敷演成篇的小说《燕丹子》，可以说是我国第一篇武侠小说。

燕王喜二十八年(前227)、燕太子丹派遣卫人荆轲去行刺秦王赢政。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在《史记》和《战国策》中均有记录。

荆轲行刺秦王失败了，但他的行为是可歌可泣的，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他犹如夜空中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人们对这一反抗强暴的事件饶有兴趣，对弱小者寄予同情，对封建暴力统治表示愤慨，于是编造、附会，丰富其内容，虚构其情节，糅合进感情，这就成为小说《燕丹子》。

《燕丹子》的成书年代，因没有确凿可靠的记载，以致众说纷纭。孙星衍认为是“先秦古书”(《燕丹子·叙》)，鲁迅以为是汉以前的书(《中国小说史略》)，高似孙以南朝梁庚仲容《子钞》载有《燕丹子》三卷为据，以为成书于萧齐之世，罗根泽以为是“宋、齐以前高手所为"丹子真伪年代之旧说与新考》，载《古史辨》第六册)。

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中说：《燕丹子》“其文果诚有足观，而词气频与东京类，盖汉末文士因太史《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侯忠义先生以胡应麟的观点为佐证，从小说故事的形成过程及文章风格两方面推断认为此书成于东汉末年(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侯先生的结论较为合理。

被誉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是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这篇小说宣扬的是“有仇不报非君子”的传统复仇观念和“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报恩思想，这种报恩复仇的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积淀。此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这种报恩复仇的心理要求与反抗强暴结合起来，这就使报恩复仇成为正义之举，从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立足于正义的报恩复仇意识，正是侠的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燕丹子》所宣扬的这种侠义观念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燕丹子》成功地塑造了几位侠的形象。

燕太子丹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复仇意识的青年公子。他说：“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把自己被秦王凌辱比作女子失贞般的奇耻大辱，雪耻之念坚定不可动摇。他礼贤下士，黄金可作瓦砾，名马可以取肝，美人可以断手，置黄金、美人、名马于不顾，表明他态度的诚恳和雪耻之念的强烈。

荆轲的形象更为感人。在荆轲未出场之前，田光先将他与夏扶、宋意、秦武阳等勇士进行比较，并说他“为人博闻强记，体烈骨壮，不拘小节，欲立大功"，说明他超越众人，不同凡响。荆轲至燕后，太子置酒招待他。席间，门客发难提问，荆轲应答如流，“坐皆称善，竟酒不能屈”表明他见识过人，思维敏捷。他到燕国之前，便知太子之意，但他为试其真诚，三年不言政事。一旦言及，则深思熟虑，面面俱到。

在西行入秦途中，他为买肉与屠者争轻重，而又能忍辱不发，说明他既不拘小节，又沉着老练。荆轲行刺秦王本已成功，只是由于一时疏忽，不解琴音，以致功亏一篑。但他最后仍掷匕刺伤秦王耳朵，并箕踞笑骂，表现出视死如归的侠士本色。他的结局是悲剧的，但正因为是悲剧才异常感人。其他如田光的深思熟虑，知人善举，樊於期的悲愤填腐，夏扶的血气方刚，武阳的外强中干，虽著墨不多，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孙星衍《燕丹子·叙》评曰:《燕丹子》“长于叙事，娴于辞令”。在情节结构上，全书以燕太子为中心，上卷写太子与师麹武的争辩，中卷写太子与侠士田光的共谋，下卷是重心，写荆轲与燕太子的交往以及他行刺秦王的壮举，小说结构完整，情节丰富曲折。在燕太子逃归一段中，小说用传说中的“天祐”现象来增益其奇特、怪异的色彩，富有传奇性。此书叙事十分讲究，善用衬托，如荆轲未出场前，先借田光之口进行评赞，为荆轲的出场作了铺垫，烘托了主要人物。

西行入秦途中，小说写了买肉事件。荆轲与屠者争轻重，武阳欲殴打屠者，荆轲止之，似乎荆轲胆小怕事。然而在秦廷里，“钟鼓并发，群臣皆呼万岁”时，“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荆轲却从容自若，沉着行事。这一对比，反衬出荆轲是“神勇之人”，非同一般。此书还注重细节描写和气氛的渲染。易水送行一段，太子等人皆身着素衣冠，已使这一情景带有悲壮的色彩。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何等悲壮激烈!至“二人皆升车，终已不顾也。二子行过，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二子"，其神情意态、襟怀举止，使人神为之夺，意为之倾，悲壮的气氛至为浓烈。

《燕丹子》写侠，突出表现的是侠的品德和胆略，而不是侠的高明的武功，其实本来行刺这一事件，武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有明显的史书传记的痕迹，受到史实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说明它还是武侠小说的初级阶段的作品，还没有糅合进武功，缺乏“武”与“侠”的有机结合。鉴于此，它自然缺乏后世武侠小说那种神奇的想象力和丰富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