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 年, 我国金融监管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 在银行监管方面, 金融扶贫的监管配套措施有待完善; 对中小银行的监管存在短板和难度; 传统银行监管体系受到金融科技发展冲击。 第二, 在证券监管方面,证券法制建设与改革创新举措存在时滞; 违规违法案件处罚措施滞后且力度较小; 证券监管模式和手段无法全面覆盖市场创新; 证券监管对象复杂引致监管成本相对提升。 第三, 在保险监管方面,刚性的监管规则与动态性的保险创新不相适应; 日益增加的合规成本与不断完善的监管规则不相协调; 动能不足的监管科技与高速发展的保险科技不相匹配。 第四, 在涉外金融监管方面, 贸易信贷融资监管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新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加大了外汇监管难度; 跨境电子商务外汇监管有待改进。 第五, 在金融监管面临的新问题方面, 金融科技及新兴业务的发展造成监管失位; 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防范管理有待提高; 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尚存问题有待解决; 民间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有待完善。

针对这些问题, 本报告提出的应对建议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银行监管方面, 完善金融扶贫的各项监管配套措施; 加强中小银行的股权治理和流动性监管; 多层面协同监管控制金融科技风险。 二是在证券监管方面, 完善注册制法律配套措施; 加大对证券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积极提升监管科技并丰富监管手段; 合理利用区块链技术降低监管成本。 三是在保险监管方面, 构建包容审慎的保险监管制度; 提高数字化监管能力;探索技术驱动型监管模式。四是在涉外金融监管方面, 完善贸易信贷及融资管理监管制度; 完善外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外汇监管; 加强跨境电子商务外汇管理监督。 五是在金融监管面临的新问题方面, 加强金融科技及新兴业务的风险监管; 从顶层统筹协调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 多维度监管为地方政府债券纾困; 因地制宜加强对民间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

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主要经济体经济呈现同步减速趋势。全球制造业活动普遍疲弱,国际贸易增长近乎停滞,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速持续下降,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不时升级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凸显,抑制了全球经济增长潜力,世界经济发展始终面临不断增加的下行压力。英国“脱欧”进程屡次受阻对市场的扰动较大,不仅对英国和欧盟经济造成重大不确定性,也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信心造成不利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同时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果减弱,全球总需求不足也严重抑制了世界经济增长。

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形势,中国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逆周期调节,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主要预期目标较好实现,经济运行中出现诸多积极变化:一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推进;二是工业结构优化调整取得实效;三是减税降费政策红利显著;四是房地产市场“三稳”调控目标稳步落实。总体来看,2019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同时也要看到,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放缓,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交织,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下一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金融宏观调控行稳致远。2019年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行稳致远,结构改革和总量调节“双管齐下”,以应对增长动力不足的世界经济以及我国“三期叠加”的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问题。

2019年,金融宏观调控当局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改革完善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形成机制;推进了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外汇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方案;实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行动方案;发挥宏观审慎评估(MPA)在优化信贷结构和促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创新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搭配长中短期货币政策工具;及时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三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等。

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为实现“六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2019年,货币市场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贷款利率明显下降;债券发行利率回落;股票市场指数回升;人民币汇率保持总体稳定;贷款增加16.8万亿元,同比增长11.9%;M2余额为198.6万亿元,同比增长8.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5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保持了稳定性发展,GDP同比增长6.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9%;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连续7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经常账户顺差1775亿美元。

2019年,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兼具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的调控操作难度增加,金融系统风险暴露时间增多。

未来,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应重点协调好稳总量和调结构的关系,提升政策传导效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金融机构结构性优化发展。2019年我国各金融机构呈现结构性优化发展,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网络平台非法借贷等问题找到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并且结合科技的发展和国内外经济实际运行情况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2019年,我国金融机构发展现状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稳与进中发展,银行业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增长较快,整体资产质量保持稳定,流动性显著提升,盈利能力有所下降,抗风险能力依然较强;保险业金融机构深化转型发展,数量规模以及资产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保险公司经营更趋稳健,资产管理机构逐步增加,收入较快增长,中介机构服务能力增强;证券业金融机构提质增效做优做强,盈利能力显著提升,基金业规模持续稳定增长,权益类基金业绩回升,私募基金在培育创新企业和满足社会投资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信托业坚持回归本源;新金融业态金融机构出清风险创新涌动,其中供应链金融生态逐步完善,企业集团产融结合日趋深化,互联网支付用户和规模持续扩大,网贷行业清退速度加快,金融科技企业实力明显提升。

2019年我国金融机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银行公司治理和综合定价能力面临挑战。第二,再保险公司承保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第三,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下证券机构应对能力不足。第四,上市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欠缺。第五,金融科技盲目扩张,安全风险不容小觑。第六,ESG发展不足拖滞绿色金融深化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本报告提出的应对建议有以下几点。一是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效率和定价管理水平,坚持“四会一层”的治理架构、建立股权制衡治理架构、强化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加快建立市场化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二是提升再保险公司承保能力、技术能力和服务能力,增强国际影响力,优化经营环境。三是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转变和挑战,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目的加快证券业金融机构改革。四是加强信息披露,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五是引导金融科技使用并严控风险,将金融科技应用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中,弱化供应链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门槛,对金融创新采取更加包容的监管态度。六是全面构建我国上市金融机构的ESG发展制度,包括明确ESG相关的标准和概念,推进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推动金融机构从绿色金融提升到绿色治理阶段。

金融市场平稳发展。2019年,我国金融市场整体运行平稳,金融市场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市场制度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对于资管行业、银行、公募、保险等发布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以保证金融市场稳定发展。货币市场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市场交易活跃。股票市场指数回升,成交额和筹资额同比增加,新三板全年容量一路走低;债券发行利率回落,现券交易量、发行量上升。人民币汇率有所起伏,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进一步扩展,外汇市场成交量稳步增长,跨境人民币业务快速增长,特别是外币货币市场建设驶入“快车道”。保险业保费收入增速回升,资产增速提高。黄金需求稍有下降,产量增长、黄金价格弱势震荡,小幅收高、黄金交易规模保持增长。期货交易量和成交额均有所上升,期权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利率衍生品交易活跃度明显上升。

2019年我国金融市场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社会信用供给绝对数量虽有所增加,但信贷融资结构中票据仍是重要支撑,中长期贷款不足,说明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不够旺盛,信贷从银行向制造业企业传导的路径仍存在一定阻碍。第二,虽然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西部欠发达地区债务风险较高,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较大,在当前经济下行叠加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部分地方政府面临较大偿债压力。第三,作为同业存单发行主体的中小银行,其同业业务扩张模式隐藏着巨大风险,201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保监会联合接管包商银行首次打破同业刚兑,暴露出中小银行在业务发展、风险管理、利差管理、资产负债管理以及中长期发展战略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风险。第四,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跌破万家,优质挂牌企业占比较低;市场整体融资功能萎缩,流动性顽疾依旧待解;新三板投资者门槛过高,活跃投资账户与股东户数较少。第五,2019年债券逾期规模已超过2018年,信用风险持续暴露,其中民营企业仍是债券违约重灾区,公司治理与内控问题更为突出,信用债违约日渐常态化、多样化,但违约债券处置机制缺少法治保障。第六,保险市场发育水平偏低,保险业务发展效能有待提高,在保险行业转型与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保险市场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本报告提出的应对建议有以下几点。一是深化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金融市场内外开放力度,大力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用改革的办法疏导货币政策传导、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二是秉承严格控制增量、有序化解存量的原则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堵住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的渠道,在稳步推进地方债置换的同时,加快推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等正规融资渠道,多举措化解存量政府债务风险,在赋予地方与其事权相适应的财权财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政府性融资行为的预算管控。三是以处置不良资产、注资重组、兼并收购、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化解中小银行风险,并进一步推进中小银行改革;聚焦主业、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审慎文化、增强资本实力,完善中小银行治理,提升金融机构体系稳健性。四是全面启动新三板市场制度改革,包括深化分层制度建设、推动发行制度改革、完善做市交易制度、优化竞价交易制度、建立多层次投资者结构、保障投资者权益等,以激发新三板市场活力。五是建立债券违约的统一处置机制,提升违约处置效率;完善债券募集说明书,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强化中介机构履职和问责,建立利益冲突防范机制;明确各方的职责与义务,推进债券市场统一执法。六是加快保险市场培育,提升保险服务广度和深度;提高保险业务发展效能,增加保险有效供给;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维护保险业市场秩序。

金融国际化可圈可点。2019年,中国国际收支延续基本平衡,体现了较强的稳健性和适应能力。国际收支账户依然延续双顺差局面,不过顺差幅度缩小,经常账户顺差1413亿美元,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顺差378亿美元,体现了较强的稳健性和适应能力。2019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1413亿美元,是2018年的4.54倍。

经常账户差额与GDP之比为1.0%,较2018年上升0.8个百分点。金融账户继续顺差,外汇储备小幅上升。跨境资本流动保持稳定。非储备性金融账户小幅度顺差,为378亿美元,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我国的资本管制发生了锐减,较2018年下滑78%,外汇储备基本保持稳定,2019年,因交易形成的储备资产减少193亿美元。国际投资净头寸有所下降。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仍居首位,民间部门持有占比继续上升。对外负债以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为主,来华证券投资增长较快。

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有序推进。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金融业开放取得新进展。2019年5月和7月,我国再次先后宣布了19条对外开放新措施,包括在内外资一致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放宽持股比例限制,大幅削减对外资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的总资产、经营年限等数量型要求,扩大投资入股外资银行保险机构的股东范围等。三大国际指数公司陆续将A股纳入指数成分股。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沪伦通开通,中日ETF互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外汇市场基本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全年波动幅度不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维持高位;外汇市场交易保持稳定。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性缓和。

人民币国际化再上新台阶。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继续上升。截至2019年年末,用来度量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实际使用程度的综合指标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达到3.03,同比增长13.2%。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币金融项目交易保持稳定,小幅度下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取得新发展。15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整体上结束谈判。中国人民银行积极部署央行数字货币。中国倡导区块链技术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并部署央行数字货币。2019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对外表示“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2019年中国金融国际化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中美贸易摩擦是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中国制造2025”计划涉及的企业被美国定向打击,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中国企业投资与并购,美国对华战略从合作竞争转向竞争遏制。第二,全球价值链重构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面临双重竞争夹击。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还需提升,中国面临新兴市场国家激烈的竞争,全球价值链格局影响了中国汇率政策的效果。第三,人民币国际化功能有待深化。人民币国际化的非对称性导致官方储备波动加大,短期投机性跨境资本流动激增,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偏离会对货币政策效果产生溢出效应,人民币国际化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在特定条件下会产生冲突。第四,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深度不够充分。一级市场开放程度较低,不同子市场开放进展不一致,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节奏可能不一致。第五,全球不确定性增大背景下,中国宏观金融稳定风险加大。第六,逆全球化助长贸易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潮。第七,中国国际贸易与投资结构失调增加了经济发展的脆弱性。

针对这些问题,本报告提出的应对建议有以下几点。一是不断提升国力以便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坚持扩大开放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创新合作模式以激发国内外研发力量的活力,加强与欧洲各国的贸易与投资,未雨绸缪并做好应对“长臂管辖”的预案,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二是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与参与度。提高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缓解汇率政策对具有不同全球价值链地位行业的冲击。三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人民币跨境流通,人民币国际化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需要相互配合,扩大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所占的份额,发展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高效便捷、安全稳定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CIPS)。四是坚持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并坚守最后的屏障。坚持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渐进式开放,在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重要政策实施基础上坚持试点加推广,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资本账户开放与其他改革协同推进,灵活把握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相融合的跨境资本管理体系。五是进一步深化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扩大金融市场开放,深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六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金融机构要做到稳健合规经营,以宏观审慎政策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要通过负面清单管理在扩大开放中确保国家安全和产业优势。七是国际机构协调各国的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协同能减少政策的外溢效果,应努力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金融监管加强协同形成合力。2019年,我国金融机构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重要任务,持续推进各项工作。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不断夯实经营基础,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积极应对金融开放。银行监管稳中求进,推动银行机构专注主业,全面防范金融风险;推动银行业对外开放,构建长效管理机制;有效针对行业痛点,切实提高对微观金融个体的服务水平。证券监管精准从严,不断推进证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项现场检查,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改进工作作风,提升业务与执法水平;强化资本市场基础法律制度建设,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保险监管标本兼治,推动保险业提质增效。深化重点领域问题整治,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拓展保险资金运用空间,提升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优化保险业投资和经营环境,促进对外开放措施落地落实;强化保险公司内控管理,健全公司治理监管制度体系;规范保险产品经营行为,提高行业产品整体质量。涉外金融监管不断优化,加速提升市场开放水平;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夯实外汇管理工作基础,强化非现场监管能力。

2019年,我国金融监管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在银行监管方面,金融扶贫的监管配套措施有待完善;对中小银行的监管存在短板和难度;传统银行监管体系受到金融科技发展冲击。第二,在证券监管方面,证券法制建设与改革创新举措存在时滞;违规违法案件处罚措施滞后且力度较小;证券监管模式和手段无法全面覆盖市场创新;证券监管对象复杂引致监管成本相对提升。第三,在保险监管方面,刚性的监管规则与动态性的保险创新不相适应;日益增加的合规成本与不断完善的监管规则不相协调;动能不足的监管科技与高速发展的保险科技不相匹配。第四,在涉外金融监管方面,贸易信贷融资监管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新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加大了外汇监管难度;跨境电子商务外汇监管有待改进。第五,在金融监管面临的新问题方面,金融科技及新兴业务的发展造成监管失位;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防范管理有待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尚存问题有待解决;民间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有待完善。

针对这些问题,本报告提出的应对建议有以下几点。一是在银行监管方面,完善金融扶贫的各项监管配套措施;加强中小银行的股权治理和流动性监管;多层面协同监管控制金融科技风险。二是在证券监管方面,完善注册制法律配套措施;加大对证券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积极提升监管科技并丰富监管手段;合理利用区块链技术降低监管成本。三是在保险监管方面,构建包容审慎的保险监管制度;提高数字化监管能力;探索技术驱动型监管模式。四是在涉外金融监管方面,完善贸易信贷及融资管理监管制度;完善外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外汇监管;加强跨境电子商务外汇管理监督。五是在金融监管面临的新问题方面,加强金融科技及新兴业务的风险监管;从顶层统筹协调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多维度监管为地方政府债券纾困;因地制宜加强对民间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

本文摘自：《202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