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在中国的科幻小说这个领域，叶永烈占据着半壁江山。

写了诸多的科幻题材，叶永烈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李，已经无法完全展示，和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于是，在1983年这一年，40岁的科幻科普作家叶永烈，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专门从事纪实文学的创作。

他的纪实文学，使得他的名字声名远播。

1989年，49岁的叶永烈凭借着一部部纪实文学，被收入进了美国的《世界名人录》。

他访问过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譬如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陈伯达。

01

一开始，陈伯达是坚决不同意有人上门来访问的，包括叶永烈在内。

他直言，倘若是组织上要找他，他自然会同意。如果是叶永烈要来采访我，对不起，我可以不理他。

面对这种局面，叶永烈并没有直接冒失的登门拜访，他采用了两种比较迂回的打法：

第一：收集阅览关于陈伯达的所有资料，对其人有一个全方位的认知；

第二：先从陈伯达的同事、朋友以及亲属着手，一来可以获取更多外人所不知的信息，二来可以让他们先吹吹风，帮着说说好话。

对于转行写纪实文学的叶永烈而言，他撰写纪实文学遵循着这么一个原则：以采访当事人为主，以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资料为辅。

他的这个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一主两馆”。

叶永烈当时做专访，都会全程录音，他所携带的是一款叫做红灯牌的录音机，设备打开的时候，那录音机上的小红灯，就一闪一闪的，所用的磁带也比较大，整个录音机看起来就像是一块板砖。

02

1981年的8月，陈伯达被特批保外就医后，就被安置在北京东郊的一栋民宅里。他的晚年也就一直在这栋民宅里度过。

分给他的住房，是一套三居室，有着一百多平的房子。

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从石家庄调进了北京，由陈晓农夫妻妥善照顾着老夫子的晚年生活。

叶永烈当时住在上海，离北京算是千里迢迢了。

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后，就启程前往北京，准备去到陈家，会一会当年那个显赫一时的伯达同志。

在去往北京的这一路上，叶永烈心中一直有一个问题比较犯难，那就是见面了，该怎么称呼他呢？

称呼，是一门学问，要么拉近距离，要么一张口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叶永烈先是考虑按照过去的叫法，称呼其“伯达同志”，不过一合计，这种称呼已经不太合适了。

倘若是称其为“伯达先生”，礼是礼貌了，但是这距离感也太生疏了。

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称其为“陈老”，这样显得就像是一个晚辈和一个长辈之间的谈话。

陈家住在六楼，也是顶楼，当叶永烈敲门的时候，开门的是陈家的儿媳妇张兰华。

当年陈晓农在石家庄工厂工作的时候，和厂里的女工人张兰华相识相恋，两人于七十年代结为夫妻。

陈晓农被调进北京工作，张兰华也带着上小学的儿子一起，和丈夫来到了北京。

为了更好地照顾着家里的这一老一小，张兰华索性就办理了停职留薪，在家专心当起了一个家庭主妇。

这是叶永烈第一次来到陈家。

03

陈伯达当时就坐在沙发上，叶永烈进门后就做了自我介绍。

陈伯达一听是叶永烈来访，肯定就是来采访他了，就没搭理这个年轻后生，自顾自地看着手中的报纸。

叶永烈也不见外，当下就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

这个时候，开口的第一句话很关键，事情成不成，往往就决定在这开口的第一句了。

各位看官，写到这里，你们代入一下，倘若是换作你们，这开口的第一句应该说什么呢？

我自己也试着代入了一下，我会说：不好意思，贸然来打扰你，想对你做一个专访；或者是我很早就听过您的大名，这次前来就是想为您做一次专访，好为后世留下珍贵的资料。

在看了叶永烈的答案，我这才迷糊灌顶，当受访人心里抗拒的时候，一开始就不能当作是采访，而应该当作是普通人之间的正常交流。

叶永烈坐下后，开口第一句就是“我很早就见过你”。

这话绝了，要换做我是陈伯达，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奇，这家伙啥时候见过我。

即使我不搭话，心里也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在哪见过我的。

叶永烈见坐在对面的陈伯达没有搭话，也就自顾自的说了接下来准备好的内容。

然后我就是说起，就是1958年在北大校庆的时候，5月4号他到北大来做报告，我说你做什么报告，报告讲一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你给我印象最深。
——来源：《出没风波里》，2007年11月版，叶永烈著。

在这里，叶永烈在谈话中又埋下了一个伏笔，成功勾起了对方的好奇心：我给你什么印象，让你觉得深刻了。

从他坐下后一开口，两句伏笔，两次引起对方的好奇心，基本上这采访也就成功了一大半。

要是一坐下，一开口，干巴巴的恭敬，说好话，那这事多半也就黄了。

接下来，叶永烈就祭出了大杀招，一下基本上就板上钉钉了。

就是你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你带了个中国人来做翻译
——来源：《出没风波里》，2007年11月版，叶永烈著。

陈伯达出生在福建惠安的岭头村，这是一个宁静偏远的小山村。

从小山村走出来的陈伯达，说着一口极具特色的福建普通话，让旁人听起来十分的艰涩难懂。

别人听不懂，他一着急起来，就会连比划带说：我说的是急国急国（这个这个），你痛不痛（懂不懂）？

于是乎，在他后来公开讲话的时候，身边就会配备一个翻译，把他的福建普通话翻译成旁人能听懂的“普通话”。

一听到叶永烈提到这个，坐在他对面的陈伯达也是不禁哑然失笑，可算是打破了沉默，开口回应，说自己的普通话实在是太蹩脚了。

陈伯达这一笑，这抗拒的心理自然是减少了许多，这距离无形间就拉近了不少。

04

接着，陈伯达就顺势就说起来，他自己和叶永烈算是校友，两人同是北大的。

这时候，基本上可以开始切入到正题了。

当然，越是临门一脚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关键的时候，所以，这第一个采访的切入点也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那么，咱们在这里再代入一下，倘若换作是你，这第一个正式切入正题的“题目”，你会怎么说呢？

倘若你要是开口就说，当年您是因为什么被隔离审查的？或者是，您为什么要和别人结盟？

要是说这些，那就完蛋了。

叶永烈是聪明的，他知道这个老夫子的心里所想，所以他切入正题的第一个问答就是：您是怎么成为伟人的秘书的？

陈伯达一听对面抛出来的这个话题，一下就来了兴趣，报纸也放下了，就这个问题和他侃侃而谈，回忆起自己当年在延安的生活，是如何见到伟人，又是因为什么事情引起了他的注意，等等。

上了年纪的人一般都是这样，只要陷入了回忆里，这话匣子就自然打不住了。

见得对方的防备心理几乎是放下了，叶永烈就从随身带着的书包里，拿出了录音机。

一看到录音机，陈伯达就说不要录音。

但是对于叶永烈来说，仅仅凭借着文字记录和记忆，是很难做到准确客观的记录，倘若没有录音作为辅助，难免会留下一写漏洞和不实的信息。

叶永烈也把录音的重要性反复和陈伯达说了，并且他保证，绝不会把录音内容泄露出去，陈伯达这才同意。

不过，在录音的过程中，讲到一些内容的时候，陈伯达会示意把录音机暂停一下；等他讲完后，陈伯达说现在可以录了，叶永烈才会又打开录音机。

就这样，这第一次的访问算是比较完美的完成了。

经过这一次会面，陈伯达从心里也接纳了叶永烈这个人，往后的一段时间，叶永烈就从上海赶到北京，去到陈家。

有时候，两人聊到尽兴处，也忘了时间。

陈家住在郊区，而回到市区的末班车到九点半就没有了，叶永烈也只好在陈家暂住一晚。

后记

从叶永烈的成功采访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场相当成功漂亮的“谈判”。

我大致归结起来，就是这样的一条线：引起好奇心——拉近距离——聆听回忆。

名人专访，其实也就是当一个聆听者，听对方在回忆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和展示自己的能力。言多必失，自己少说话才是最合适的。

由这个，在延伸到其他领域或者是其他场合，也是一个很适用的方法。

对方在你面前，愿意陷入自己的回忆，同你讲述自己回忆里的故事，这在事实上已经是接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