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十三年(1415年)，衡水县城从旧城迁来范家瞳，重建新县城。西城门为新县城的正门，原名“和商门”，“和商”意为“商业和谐，和气生财”。清顺治二年(1645年)，知县张恒重建城门楼，并易其名为“登瀛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知县陶淑又重修“登瀛门”。登瀛门的建筑规模宏大，坐东朝西呈长方形的“瓮城”格局，南北长二十四丈，东西宽十二丈。建有前后两座城门，西面的城门是前门，据城关老人们回忆，前城门的门洞上方镌刻“桃邑”二字。前城门顶上盖有一层三间瓦房，檐下匾额书“金汤”，人称“前城门楼”，也称“闸楼”。靠东面的是后城门，为正门，城门洞的上方镌刻“登瀛门”三字，后城门顶上盖有三间四出廊的两层楼房，曰:“登瀛楼”。清乾隆《衡水县志》记载，登瀛楼的两层匾额分别是“瀛洲古渡”和“视旧伟然”。这是西城门的主体建筑，高耸美观。两城门之间有一长方形空地，北面建造一座关帝庙，坐北朝南，庙的前门匾额书曰“城王庙"，庙的西邻是“山西会馆”，东邻为商铺。空地南面有数通石碑，先后建有郝公祠、孙公祠和郭公祠堂。民国十九年（1930年），高大的“登瀛楼”在一场疾风暴雨中倒塌，祠堂尽圮。1939年，侵华日本鬼子把前城门楼拆掉建成了炮楼。

衡水市水利科学研究院

原公安处的大高台家属院

1950年，县城在开拓街道时把前后两座城门、庙宇及瓮城的城墙拆除，如今，处在河东的“衡水市水利科学研究院"机关大院，就是“登瀛门”瓮城的南半部分，北半部分为原公安处的大高台家属院。

把西城门命名“登瀛门”的缘由，取自唐朝初年一段真实的故事，秦王李世民由武功转为文治，在他的天策府里开设文学馆，广招天下贤能学士入馆，先后入选的有房玄龄、孔颖达等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阎立本为诸名士写真画像、大文豪褚亮题写颂赞，悬于凌烟阁。李世民每当入朝面君事罢回府，常引见学士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古稀有，君臣亲近之恩，百代罕及。时人也因能入选进文学馆而感到无比荣耀，唐书记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八学士登瀛洲”的故事。“瀛洲”一词来自《史记·秦始皇纪·二十八年》称齐人徐市等上书秦始皇，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供仙人居住的神山。

原在隋朝末年，“十八学士”中的大部分人已是誉倾一时的知名人物。唐朝建立后，在秦王府组建了高级智囊团，为李世民取得皇位以及后来的“贞观之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追随李世民，各尽其力，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十八学士”对唐代政治、文化之影响，非常深远。这“十八学士”中：褚亮，余杭人；杜如晦，陕西杜陵人；房玄龄，山东章丘人；于志宁，陕西高陵人；苏世长，雍州武陵人；薛收，蒲州汾阳人；姚思廉，浙江湖州人；陆德明，苏州吴县人；孔颖达，冀州衡水人；李玄道，山东临淄人；李守素，赵州人；虞世南，浙江余姚人；蔡允恭，荆州江陵人；颜相时，雍州万年人；许敬宗，杭州新城人；薛元敬，山西万荣人；盖文达，冀州衡水人；苏勖，陕西雍州人。

唐朝初期，全国共计1255个县，衡水县籍的孔颖达和盖文达，一同享受到如此高尚的荣誉，已成为世人之美谈，因此，“衡水县”之名誉满朝野。衡水县城的官吏、儒士们则皆引以为荣。到明朝永乐年间，大洪水淹没旧县城达七年之久，有关记录这件事的文字资料、纪念性建筑，均消失殆尽，无从查找。数年后新县城在范家疃建立，明朝正德二年（1507年），新县城在阜民街（南门口街）为举人李梅建立石牌坊时，便取名“登瀛坊”以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清朝顺治元年，新任知县把西城门易名为“登瀛门”，在这座永久性的城门建筑上，镌刻这类文字标志作为名称来颂扬，也是以此纪念这件无尚荣耀的往事。

登瀛门以东为城内的西门口街，古称西城街。据民国《衡水县乡土志》载，在西城街中部曾立有一座石牌坊“世科坊”，查阅清康熙《衡水县志》表明，这是明朝景泰年间为举人耿昇建造的。耿昇官至知州。耿氏四代为官，后迁至京城。石牌坊早已消失，而州官的“上马石”“下马石”至今仍摆放在潘家胡同和王家胡同口。西门口街路南原来有座天主教堂，建于清光绪末年，民国年间改为桃城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是地区中级法院的所在地，如今成为民居。

登瀛门外的护城河上建有吊桥，2000年，西门口街吴锁春之妻已是一位耄耋老人，她回忆童年时代曾跟大人们进城，在西城门口的路旁看见过残存的大铁链，说是吊桥上的。吊桥以西为“隆庆街”，向西通至安济桥头。街名始自明朝隆庆年间，在《衡水县志》上有记载。吊桥以北原是护城河，在20世纪填平后修建成“桃城街”。

历史上的登贏门，宏伟壮观。如今，我们只能从老白干酒的圆形商标上，一览它的轮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