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儒学思想

皇太极从接受汗父基业开始，就有两难的问题摆在面前。一则必须承认八家治国的现实，自己先称汗。二则尽管自有“宏谋远略”，但改革本民族滞后局面，将更加艰辛。解决这些难题的钥匙只能用儒家思想。于是，他带领本民族全面加速学习中原封建文化进程。

（1）皇太极继位

天命五年（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当汗父对代善执政失望后，提出在汗领导下“八王为八和硕贝勒”的八家治国方略。他死后第二天，即八月十二日，由代善主持，八家贝勒阿敏、莽古尔泰、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讬、豪格等共同参加，两红旗代善及岳讬、萨哈廉父子提出，由范文程“书之于纸”的推戴意见。从会议进程中可以看到四个问题：其一，推戴之文赞扬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得人心，众皆悦服，即可继立大位。”表明新汗是按照汗父所定八和硕贝勒推举制办事，合理合法。其二，皇太极推辞说：“先汗无立我之名，况兄长俱在。岂敢僭越而获罪于天。我若嗣位，倘上不能敬兄，下不能爱弟，国不能治，民不能安，赏罚不能明，善政不能行，共事诚难。”可见，先汗事先确实没有令皇太极继承汗位。会议从早晨5点钟开到下午5点钟，长达12个小时。从皇太极在众贝勒面前“辞职再三”，并最后嗣位看，意见基本上一边倒。但会议何以开得如此之长，可能除阿巴亥被逼葬、托孤外，一定还有其他问题。否则，多尔衮不会在这样的会议后，提出皇太极嗣位“原系夺立”之语。其三，多尔衮空前地受到重视。众所周知，先汗在时他只在正黄旗旗主贝勒多铎身后作为同旗贝勒在会议上出现过一次。而先汗死后第一次参加贝勒会议他不但单独参会，而且位次在多铎之前。同时，从天聪（1627—1635年）、崇德（1636—1643年）年间皇太极对多尔衮特殊关照等蛛丝马迹看，先汗留有后话，当是事实。会议形成的文件称大家“皆喜曰：‘善’议遂定”。恐怕多尔衮三兄弟，既不可能“喜”也不会称“善”，他们只有恨。

（2）诸贝勒共誓

满族先人从原始部落时代，就以天为最高之神，动辄对天发誓。皇太极承继汗位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权力争夺焦点，为保证每个贝勒事后不致反悔，当时举行五大盟誓。皇太极作为汗首先对天盟誓：“皇太极谨告于皇天后土，今兄弟子侄共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失，遂削夺父汗所予之人民，或贬或杀，天地鉴谴，夺予寿命。予若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天地佑我，寿命延长。或有不知误行之事，亦乞天鉴之。”其次是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盟誓：“我三人若不训子弟，纵其恣肆，殃及其身。我等善待子弟，而子弟邈其父兄，媚君希宠，不行善道者，天地鉴察，速夺寿命。如能守盟誓，尽忠良，天地保佑，子孙昌盛，寿命延长。”第三是诸位小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讬、硕讬、萨哈廉、豪格誓言：“吾等若背父兄而阴媚乎上，行馋间于汗、贝勒之间，天地见罪，夺其纪算。若一心为国，不怀邪曲，克尽忠道，天地鉴佑，寿命延长。”第四是大小贝勒共同盟誓：“谨告于皇天后土，我等兄弟子侄，共拥戴皇太极承父汗基业，或有包藏祸心，欲加害者，天地鉴罪，速夺寿命。若我等忠心事君，或有微过，即夺先汗所予之人民，或废或杀，天地鉴察。”第五是汗与诸位大小贝勒共同盟誓：“皇天后土，既佑我父为君，今父汗已崩，国无主，诸兄弟子侄共议皇太极承父基业，祈天地垂佑，俾皇太极寿命延长，国祚炽昌。”从这五大盟誓中可以看出四组问题，其一，是为国家行正道精诚团结，即所谓行正道、行善道、一心为国、敬兄长、爱子弟。其二，是忠君不媚，即所谓尽忠良、尽忠道、忠心事君、不媚君希宠。其三，是由老天作证，即所谓天地鉴谴、天地鉴察、保佑、鉴佑、鉴罪。其四，背盟与否将关乎生命、子孙和资产得失，即所谓夺予寿命、寿命延长、子孙昌盛等。这是具有时代气息的社会生活。经过五大盟誓，皇太极的汗位在后金社会上层达成共识。如此情况视作“原系夺立”，恐怕是多尔衮曾洞悉汗父交代的后话所致。

（3）以孝道治国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和”字，受汗父影响，“谨识汉籍”的皇太极，面对后金国种种滞后状况，进一步强调儒家思想。从理论到行动，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国中积极推行。天聪年间（1627—1635年），他对三大贝勒曾努力实现“悌于长”之谊，致使三大贝勒十分感动。以代善为例，天聪元年（1627年，天启七年）三月初八日，他在辽河边上牧马，皇太极约其至家中，设宴招待，奉其“中坐”，大行家宴礼。临行时赠马1匹。天聪四年（1630年，崇祯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再设家宴，请来诸多贝勒。皇太极曾“亲跪敬酒大贝勒”再三。临行时赠送宝马10匹。天聪六年（1632年，崇祯五年）正月初二日的家宴中，再“让大贝勒坐中”。在大贝勒再三辞让之后，皇太极采取宾主坐法，即“遂坐于御榻东隅，大贝勒于榻右同坐”。众所周知，满族先人社会风俗尚右，东宾西主，代善座位为尊。二月，代善身体不佳，皇太极将朝廷大事放下，带领诸贝勒“往视之”。天聪九年（1635年，崇祯八年）二月初六日，皇太极前往牧群馆，遇到代善在射鸭子，顺便邀入馆中饮茶。应该说，无失礼处，但皇太极觉得事先无备，空手见兄长有失礼节。回到宫中，命人杀牛、羊各1只，备宴四桌，送到兄长家。崇德四年（1639年，崇祯十二年）代善47岁，皇太极经常“以兄年高，不可驰马”劝诫。而代善，很不服老，对于皇太极屡屡的劝告，没放在心上。当年二月初三日，外出狩猎，在驰射獐狍中，“马卧伤足”。皇太极听到消息，心急如焚，忙赶至现场，一边亲自给兄长包扎，一边流泪说：“兄长奈何不自爱耶。”其对兄长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皇太极对二贝勒阿敏同样敬重有加，兄弟之间有时也很动情。天聪元年（1627年，天启七年）四月十五日，阿敏出征归来，离城很远就派使者转告：“汗勿远迎，但出迎于沈阳城附近，拜堂子即可。汗若不允，坚意出迎，则相见时，汗宜端坐，容我等叩见汗。因有唐古特喇嘛、察哈尔部使臣俱来，恐有碍国体。”因平时皇太极虽然称汗，但朝廷集会时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并坐。阿敏觉得有唐古特喇嘛、察哈尔部使臣在场，实在不成体统。而皇太极却坚持兄弟互拜礼节，即“天既眷我，招抚朝鲜，声名宣播，与兄贝勒互行拜见之礼，外国人闻之，愈彰其美，若彼兄跪拜，而端坐受之，岂能传扬美名哉”。结果兄弟间相互默认，达成共识，“阿敏贝勒跪拜，汗答礼抱见”。本来这里有朝礼和家礼之区别，场合不同。朝礼是君臣大礼，臣子拜君，阿敏跪拜皇太极很正常。而阿敏在外人面前如不（跪拜怕失国体，是因四大贝勒并坐，将兄弟之间家礼搬上朝堂，三大贝勒见汗不跪拜，本来有失国体。这次外人在朝，迫使阿敏行君臣跪拜礼，帮了皇太极的忙。这是周围民族封建文明，迫使满洲贵族也要文明一点。还好，从此阿敏迎送皇太极都行君臣大礼。如天聪四年（1630年，崇祯三年）三月初一日，皇太极出征归来，阿敏率领留守的德格类、岳讬等出城迎接，“贝勒阿敏进至汗前跪拜，汗自坐起立答拜，行抱见礼”。由此可见，皇太极在继承汗位的前三年，与阿敏的关系基本正常。

莽古尔泰与皇太极的关系，作为兄长介于代善、阿敏之间，关系也比较融洽。天聪元年（1627年，天启七年）三月初日，约代善到家赴宴，莽古尔泰同时列坐。大宴之后，同样赠宝马一匹。天聪六年（1632年，崇祯五年）正月初二日，汗请诸贝勒家宴时，“逊两兄先上殿就座”，而后自己上殿。莽古尔泰坐在汗左边。当年莽古尔泰冲撞皇太极，受到惩罚。皇太极仍然关心他，“轸念”不已，将所罚的五牛录人口，并分内汉民及供役汉人、庄屯等项“悉还”给他。既执法如山，又讲究兄弟情谊，处置很是得体。

事实表明，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对于汗父指出他的那些缺点，尽量克服，大有改进。李朝使臣称赞皇太极“合易近仁，无悍暴之举，且能敦睦于兄弟矣”。贝勒岳氓对皇太极执政后，虚怀纳谏，给予充分肯定：“窃臣闻之进谏于君者，古语有之，若君自责求谏，今始闻之。”莽古尔泰也赞扬皇太极在诸位王子中，“惟皇上秉大有为之资，故臣等兄弟共相推戴”，并对国中出现的不理想状况，主动承担责任，即“得则共得，失则俱失”。多尔衮受皇太极治国理念感召，在战场、宴会等场合不时出现。

天聪年间，皇太极推行儒家礼仪治国。但儒教本身相关之事，很少涉及。崇德元年（1636年，崇祯九年），正式进入满洲发展阶段，建立大清国后，开始纪念孔子。当年八月初六日，令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说：“惟至圣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闻之，历代尊崇，谨以楮帛牲醴庶品之仪，式陈明荐，冀歆享焉，更命仿旧制，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配享。”这是满族进入农业民族后，在对中原文化认同方面走出的重要一步。第二年四月初五日，皇太极在诸贝勒会议上，比较全面地阐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指出：“圣经有曰：‘欲齐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齐而后治国……御下以义，交友以信，如此则身修矣。孝其亲，悌其长，教训及子孙、亲戚，如此则家齐矣。身修家齐而国不治者，有是理乎。’”事实表明，皇太极治国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他提倡这个理论并非为提倡而提倡，而是为他的改革服务。换句话说，代善等三大贝勒和多尔衮等十小贝勒，将要在这场民族、国家封建化进程中受到严峻考验和洗礼，可以说是顺者昌，逆者亡。不管多尔衮内心有多少衔恨，他都要接受这种社会现实。而皇太极正是在这场改革中，成为时代脊梁和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丰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