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先阅读上篇： 《孤儿怨》原型：串台监视器里的虐童画面，竟牵扯出33岁女子伪装成13岁养女的阴谋（上）
（本文字数：8，860）
一、亚当·法尔纳
2008年1月5日，在挪威最北的城市特罗姆瑟市的极夜里，一名男子走进一家连锁汽车租赁公司，归还他前几周在奥斯陆租借的一辆车。警察突然持枪冲了进来，命令这名男子躺在地板上，并给他戴上了手铐。
这名男子名叫米哈尔·里哈（Michal Riha），他被捕的原因是因为他和一名十三岁的男孩在一起，而这名男孩在几周前被人从奥斯陆的一家孤儿院匆匆带走，明显是被拐骗走的。
这名男孩名叫亚当·法尔纳（Adam Fahrner），是捷克剧作家马丁·法尔纳（Martin Fahrner）的儿子。法尔纳在2007年的夏天结束时和家人从捷克移民到挪威，一直在奥斯陆的一家先锋剧场工作。
2007年的9月，法尔纳的妻子海伦娜带着他们的其他孩子又回到了捷克，只有父亲法尔纳和亚当留在了奥斯陆。当月，亚当就开始在奥斯陆的一所学校上学了。
从外表上看，亚当就是一个普通的13岁男孩，短短的头发，有着青少年常见的愤世嫉俗的表情，非常喜欢玩滑板。不过，有些人觉得他看上去至少有16岁。
他的一些行为表现出某种精神创伤的痕迹，他很多时候都很紧张，害怕很大的声音。有一次，一位老师走进一间教室，砰的一下关上门，并向全班同学热情的大声问好，回头一看，亚当已经歇斯底里的崩溃了。
(亚当·法尔纳)
接着，亚当对老师讲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故事，揭示了他的创伤来源。他说他的父亲常年虐待他，并将他作为性工具出租给年长的男性。他的故事非常具体，详细描述了他遭受的各种暴行。
于是在2007年的12月初，法尔纳被剥夺了对亚当的监护权，并因涉嫌虐待儿童被捕。亚当则被安置在奥斯陆的一家孤儿院里。
12月16日，这家孤儿院为孩子们组织了一次郊游。在外出时，亚当突然冲进一辆一直在附近晃悠的汽车，随后这辆车便加速离开了。
虽然看起来亚当的逃跑是自愿的，但大家还是立即紧张起来，认为亚当有可能是被父亲法尔纳的那些罪恶的“客户”给带走了，那些“客户”害怕亚当会暴露他们的身份，很可能会伤害他。
全国范围内的搜寻行动开始了。挪威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和报纸上都是亚当的脸，向全国征集关于亚当的线索。
不到一个月，警察找到了亚当，并逮捕了和他在一起的男子米哈尔·里哈，这便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的确，就是他在孤儿院郊游的那一天开车将亚当带走的。接着，在场的警察震惊了，“十三岁男孩”亚当，真实身份原来是“三十四岁女性“芭波拉·斯科尔洛娃（07年时33岁）。
芭波拉不知道的是，她这次现身所面临的状况已经和在丹麦的那一次完全不一样了。捷克警方已经发出了对于她的逮捕令，挪威警方毫不犹豫地逮捕了她。
（芭波拉被逮捕）
芭波拉立即被挪威警方引渡回捷克，她于2008年的1月9日抵达布拉格。她被媒体拍到，身穿一件笨重的大衣，戴着帽子，手里还紧紧抓着一只泰迪熊。
（芭波拉被引渡回捷克）
让我们放下虐童案，先来看看芭波拉是如何成为亚当的。不出所料，这依然和蚂蚁行军俱乐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上一次，即2007年的6月，芭波拉在丹麦现身时，她的身边陪伴有四名男子。除了充当她发言人的前警官之外，其他人都是蚂蚁行军俱乐部的成员。而这次在挪威伴随着芭波拉（亚当）出现的两名男子，接走她的米哈尔·里哈以及“亚当”的父亲法尔纳，包括他的妻子海伦娜·法尔纳，也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这对夫妻确实有一个名叫亚当的亲生儿子，但真正的亚当在2007年的9月随海伦娜一起回到了捷克，而芭波拉就以他的身份继续藏在挪威。
“母亲”海伦娜还以“亚当”的身体状况为由，让“亚当”可以免上体育课，这样，芭波拉在学校时就不必在任何人面前换衣服了。
尽管法尔纳被芭波拉陷害入狱，但他在被审问的过程中一直避免暴露她的真实身份。幸好，一旦真相大白，他的所有指控就都撤销了；不幸的是，他被捕后失去了工作，在挪威的生活也结束了。但至今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芭波拉要陷害法尔纳，从而失去她在挪威的保护伞。
芭波拉很快被移交给布尔诺警方，经过DNA比对，她就是“安娜”。
2008年4月2日，在安德瑞遭到虐待被发现的十一个多月之后，涉及虐童案的六人全部落网，警方正式结束了调查。至此，整个案件的档案，包括证词，收集的证据和专家的分析报告，超过了六千多页。
二、审判开始
2008年4月2日，六名被告被正式起诉。控方起诉此六人虐待未成年人以及剥夺未成年人自由，克拉拉、卡特琳娜、汉娜·巴索娃、扬·斯科拉，被寻求十年刑期，而芭波拉·斯科尔洛娃和杨·图雷克则被要求八年刑期。
1、第一次开庭
第一个走向审判席的是克拉拉·莫罗瓦。
虽然芭波拉在丹麦时就承认了她伪装成“安娜”的事实，但克拉拉一直都不相信，她认为是警方在伪造事实，愚弄她。
但当芭波拉被引渡回捷克时，克拉拉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欺骗、被利用，自己用尽心血照顾的十三岁养女居然是一个三十四岁的骗子。知道了真相的她非常愤怒，决定在法庭上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
克拉拉说，2004年的秋天，卡特琳娜告诉她：她在一个秘密组织的命令下照顾着一个从人贩子手中解救出来的女孩。这个女孩在整个童年时期都遭受了可怕的性虐待，现在还得了严重的白血病，活不到16岁了。
这个女孩名叫安娜，她非常渴望有一个真正的母亲能够陪伴她走过最后的日子。而卡特琳娜认为克拉拉是非常合适的母亲人选。
虽然克拉拉很愿意帮助安娜，但是她非常犹豫，毕竟照顾一个病童是一项很大的责任和负担，她已经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
卡特琳娜接着劝说她，她会搬来同住，一起照顾孩子，还说那个秘密组织指派了一名医生给她，会给她们非常细致的指导。
最后，克拉拉同意了，2005年年底，安娜和卡特琳娜一起搬进了克拉拉的家。
照顾安娜比克拉拉想象的还要困难好几倍。在那名医生的短信指导下（医生只跟卡特琳娜联系，克拉拉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克拉拉每天夜里都要给安娜做康复按摩，有时一夜甚至长达八个小时。
她甚至还被“医生”要求按摩安娜的隐私部位，以建立一种“母女联结”。
安娜在情感上也非常有占有欲，她时时刻刻都要克拉拉关注着她，一有不满，就以自杀相威胁。克拉拉总是尽其所能地安抚她，尽可能让她在有限的生命里感到开心。但克拉拉开始感到心力交瘁，她经常一晚上都睡不到三个小时。
而这时雅各布和安德瑞开始在妈妈面前故意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想和安娜争夺母亲的关注。压力使得克拉拉在脑海中夸大了两个男孩的行为问题。
卡特琳娜以及那位医生也都认为两个男孩的问题非常严重，需要进行矫正，而刚好他们所处的秘密组织有一个很好的行为矫正项目。（即上文提到的可怕的小木屋之行）
克拉拉说她完全没有参与计划，只是被要求当天一起去小木屋。她说是卡特琳娜和那位医生制定了整个计划，接下来的一系列虐待都是由卡特琳娜指挥，由汉娜·巴索娃、扬·斯科拉和杨·图雷克执行，她自己协助。
安娜也参与了一部分，她在卡特琳娜的命令下，将安德瑞的头按进了水桶里。
克拉拉说，从小木屋开始，到楼梯间内的囚禁虐待，她都被卡特琳娜和医生告知这些都是矫正孩子扭曲行为的必要手段。
她还说她从来也不是约瑟夫·斯科拉那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她对这个宗教团体的唯一接触就是几年前卡特琳娜给她的一本书。
她还供认，在收养“安娜”的过程中，也是卡特琳娜和医生制定了那个冒充计划，并安排一个真正的12岁女孩代替安娜参加听证会和留存DNA。卡特琳娜向她解释，这样是为了不让那个人口贩卖组织追踪到安娜，从而给她们全家带来危险。
卡特琳娜还以同样的理由编造了安娜和她们的外祖母的关系，而她们的妈妈并不知道安娜的真实身份，出于好意帮她们在法庭上作了伪证（法庭证实了这一点，后来没有追究姐妹俩妈妈的责任）。
克拉拉是六名被告之中唯一一个承认了自己罪行的人。
杨·图雷克向法官表示，他既没有参与也不知道关于对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待。
在小木屋里的两个狗笼的确是他借给卡特琳娜的，但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卡特琳娜借狗笼的真正用意，他也从来没有去过小木屋，他也否认自己是那个宗教团体的一员。
汉娜·巴索娃和扬·斯科拉同样竭力否认自己的罪行。
卡特琳娜在第一次庭审时将大部分指控都归咎于克拉拉所说的那位医生的安排，然后拒绝进一步回答问题。
芭波拉则又说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她说她不是自愿变成安娜的，是卡特琳娜和克拉拉一起对她实施身体虐待和心理虐待，再加上一些大剂量精神类药物的作用，她才被迫扮演安娜。她对安德瑞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也是无奈之举。
她还声称自己和安德瑞一样，都曾经被锁在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地下室里。她的施虐者们在那里训练她接受不同的名字和身份，要求她对每个角色进行长达数小时的模仿训练。
如果她不小心犯了错，就会立即遭到殴打。她的意志一直在磨损，直到她不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安娜就被塑造成功，取代了芭波拉。至今，她的身上还有很多遭受虐待之后留下的伤疤。
用芭波拉的话来说，包括卡特琳娜在内的施虐者们所做的这一切的目的就是把她卖给“对孩子们做丑恶事情的邪恶男人”。
她曾多次被蒙住双眼，被她看不见的男性折磨。不过她记住了一个名字，一个叫汉森的男人。当她被绑在桌子上时，他割开了她的衣服，性侵了她。
她还说，她从布尔诺儿童中心逃走是害怕被人发现她的真实年龄。她在两个她不能说出名字的人的帮助下跳出了窗口，来到树林里，也是他们把她一路送到了丹麦。
在丹麦，她被允许见了父亲。随后，她又被带到挪威，法尔纳（芭波拉在挪威的“父亲”）强迫她接受了亚当的身份。她还声称，逃跑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喘息的机会——她在丹麦和挪威时仍然需要为“顾客”提供服务。
最后，她说，因为她的施虐者们都已经被警方逮捕了，所以她现在才可以说出真相。
那么，芭波拉是否真的遭受了可怕的虐待和性侵呢？
2.精神鉴定
鉴于庭审的情况，法院决定休庭，一方面请第三方团队对三名主要嫌疑人进行精神鉴定，一方面根据嫌疑人的供述进行一些补充调查。
布拉格的莫托尔大学医院组织了八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会诊，最终出炉了嫌疑人的精神分析报告。
克拉拉精神正常，但是具有依赖性人格和表演型人格障碍。她渴望获得外界的认可和喜爱，并且如果没有权威人士的批准和指导，她无法为自己做出任何决定。
姐姐卡特琳娜则正相反。她聪明、有创造力、自信，具有天生的权威感，善于操纵他人；另一方面，她极端以自我为中心，与社会疏离，缺乏与他人共情的能力，有一定的反社会人格倾向。
芭波拉的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严重的精神疾病，也没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存在（和检方的精神专家对芭波拉的检测结果一致）。简单来说，芭波拉清醒地做着每一件事，她需要对她所做的一切负责任。
但是芭波拉的身上同样存在着两种人格障碍。第一种是表演型人格，第二种是多重人格障碍。然而报告指出，芭波拉知道自己在干嘛，并有目的扮演不同的角色。专家在第二次庭审时说：“她是在故意充当被操纵的受害者，表现为明显的欺骗和内在操纵他人的欲望。”
3.第二次庭审
2008年10月16日，在距第一次开庭的半年之后，法庭开始了第二次审判。
法尔纳（芭波拉在挪威的“父亲”）和妻子海伦娜出庭作证。法尔纳说在十年前他刚加入蚂蚁行军俱乐部时，就认识了芭波拉，但是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在2007年5月，芭波拉突然被另外两名俱乐部的成员带到他在捷克的家中，要求避难。
他和海伦娜在了解了整个情况之后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因为他们原本有移民挪威的计划，芭波拉便主动要求冒充他们的儿子亚当，使用他的证件，一起前往挪威（没有提到真正的亚当要怎么办）。
芭波拉随后改变装扮，并要求所有人都称呼她为亚当。
在挪威定居时，芭波拉对她的居家状态十分不满，她说，她需要一个和人交往的社交渠道，她决定以亚当的身份去上学。法尔纳夫妇试图以暴露身份的风险来劝说她放弃这个想法，但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了。
芭波拉在平时的生活中也表现出十足的控制欲和情感要求。海伦娜开始担心自己和孩子们最终会沦落到克拉拉一家的地步，于是她留下法尔纳一个人应付芭波拉，自己带着孩子们回到了捷克。
不久法尔纳就被芭波拉构陷入狱，接着所有的盖子都被揭开了。
除了精神病学专家的报告和证词，法庭请来的第三方外科医生也上庭作证。
芭波拉在第一次庭审时声称身上的很多伤疤都是虐待的结果，但医生说，这些陈旧的疤痕来源于芭波拉在二十岁左右时的两次手术。她胸部的两道对称疤痕来自缩胸手术，她腹部的众多疤痕则来源于抽脂手术。
另外，她宣称自己被多次性侵也是一个谎言，医学检查表示芭波拉依然保留完整的处女膜。此外，她也没有任何她所宣称的疾病，身体里也没有发现服用过大剂量精神药物的痕迹。
《孤儿怨》电影里的暗黑萝莉是因为患有体体机能减退症才能够一直保持着孩童的体型，但现实中的芭波拉看来则完全是靠减肥和演技。当然身高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在男性人均身高将近180，女性将近170的欧洲中北部，芭波拉不到160的娇小身材刚好可以扮演青春期的孩子。
就在所有的证据证词都指向芭波拉是个十足的骗子时，在第一次庭审阶段一直保持沉默的卡特琳娜开口了。
她说她之所以一直保持沉默是因为她不想伤害她最爱的两个人：一个是妹妹克拉拉；一个是从大学开始，她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了十几年的芭波拉。
当芭波拉故意操纵克拉拉的指控几乎被坐实时，她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她说她在1996年读大学期间认识了芭波拉，而后者一直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甚至有一次因为泡澡时不关水龙头导致合租的公寓被淹。
同时因为芭波拉的母亲是一个酒精成瘾者，经常忽视芭波拉，于是芭波拉一直渴望被爱被照顾。
卡特琳娜一直承担着照顾芭波拉的责任，但后来芭波拉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她感觉自己一人无力照顾她。她希望克拉拉能够帮助她，一起照顾芭波拉，但是只有把芭波拉装扮成一个孩子，克拉拉才有可能同意这个要求。
后来的对于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待行为，只是因为她被她的一个医生朋友洗了脑，认为这些是合理的惩戒手段。
这时，检方当庭驳斥她，经过他们的补充侦查，一直以医生名义给她发短信指示的那个手机号就是她本人办理的。换句话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医生，卡特琳娜虚构医生这个人物就是为了更加方便的欺骗和控制克拉拉。
这时在一旁的克拉拉彻底崩溃了，她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大声喊道：“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对我的孩子？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之后，卡特琳娜再次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法庭调查阶段结束后，检方发言。检方提出，所有的证据和证词都表明，所有的被告都参与了对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待，接着着重强调了三名主要参与者的罪行。
卡特琳娜故意操纵他人，一手策划执行了整个的虐童恶行。
身为被操纵的受害者不是克拉拉虐童的借口——无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她严重背离了身为母亲的天职。
芭波拉的每一次欺骗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清醒、独立的判断，她故意迎合卡特琳娜的操纵，其实也是通过对克拉拉的情感压榨，从而满足自己的表演欲和操纵欲。
（电影中母亲的人格强大，识破了邪恶萝莉的阴谋）
检方请求对此三人给予虐童罪的最高刑期——十年有期徒刑，其他从犯可以适当减轻刑期。
克拉拉的辩护律师从克拉拉的被操纵的受害人角度为她进行辩护。芭波拉的律师强调芭波拉的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坚称她患有精神疾病。而卡特琳娜的辩护律师则不知所云，大部分时间反而是在替芭波拉进行辩护。
最后的被告人陈述阶段，除了克拉拉反复强调自己的受害人身份之外，其他五人都放弃了这项权利。
2008年10月24日，法官宣布判决如下。卡特琳娜被判虐童罪的最高刑期十年，克拉拉的刑期为九年。汉娜·巴索娃、扬·斯科拉获刑七年，杨·图雷克获刑五年，芭波拉也仅被判刑五年（法院考虑到她基本没有直接地参与虐童）。
由于卡特琳娜和芭波拉从来没有吐露过她们的真实动机，所以对于此案的犯罪动机，外界有各种猜测。
三、动机之谜
理论一：邪教组织的某种宗教仪式。
由于此案从头到尾都有圣杯运动的分支“蚂蚁行军俱乐部”的成员参与，很多人断定这是一个邪教组织，虐童是为了完成某种祭祀仪式。
而俱乐部的创办者和领导者，芭波拉的父亲约瑟夫·斯科拉，才是隐藏在虐童案之后的终极大boss，是他策划了这一切。
警方最早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但是除了在案发之后的芭波拉逃亡之路上，约瑟夫·斯科拉直接介入，帮助她藏身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参与了虐童案。
理论二：出售虐童录像进行敛财。
第二个假设来自于在库里姆的楼梯间里发现的摄影设备。除了婴儿监视器，楼梯间内还有一套价值不菲的高清摄影设备。同时，警察还发现了一卷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录像带，内容是安德瑞赤裸被拴在楼梯间内的情形。
再加上之前安瑞德对着摄像头几乎条件反射式的微笑，警察怀疑虐童是为了制作录像带，然后高价出售给虐待狂恋童癖人群，牟取暴利。
但是警察没有在网络上找到任何关于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童视频和照片。
理论三：卡特琳娜的虐待狂恋童癖及操纵狂本质。
这点应该也是检方所持的观点。在第三方精神测试之前，检方的精神病学专家指出，卡特琳娜具有虐待狂和恋童癖的性倾向，还特别善于操纵他人。
而卡特琳娜和克拉拉的人格特质刚好符合经典的操纵者和易被操纵者的特征。卡特琳娜抓住妹妹的弱点，轻易地利用她为自己的欲望服务。上文提到的那个三个半小时的录像带很可能只是卡特琳娜为了个人欲望而录制的。
另外，上文还提到克拉拉说，经常被医生要求按摩安娜的隐私部位，以建立一种“母女联结”，而这个任务经常由卡特琳娜替代克拉拉完成。由此推测，将芭波拉打扮成孩子并发生亲密接触，可能也折射了卡特琳娜的一部分欲望。
当然克拉拉既是受害者也是共犯。安娜被完美的包装，以吸引她的弱点——“成为一个无懈可击的好母亲”，并从卡特琳娜和虚拟的医生那里得到认可。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成为安娜的完美母亲”这件事上，以至于她的母性本能也从自己孩子身上转移到了安娜身上。
芭波拉本身不仅具有强烈的表演型人格，同样有极强的控制欲，从操纵他人的情感上获得快感，甚至十分愿意看到被操纵者陷入悲惨的境地（结合养母克拉拉和所谓的养父法尔纳的经历来看）。虐童案完全是她和卡特琳娜合谋的结果。
另外虐童案的直接参与者汉娜·巴索娃、扬·斯科拉、杨·图雷克这三人，不仅仅是蚂蚁行军俱乐部的成员，还都曾经在卡特琳娜负责的日托中心工作。作为工作中的权威人物，也许再加上一些宗教教义的洗脑，笔者怀疑反而是卡特琳娜利用了这个组织，让它的一部分成员成为了自己恶行的帮凶。
而芭波拉的父亲可能只是在她陷入麻烦之际，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组织教内成员帮助她逃离捷克，给她提供容身之处。
理论三是本文作者考利的推论，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只能猜测。
理论四：卡特琳娜和芭波拉的同性恋情人关系和卡特琳娜对于克拉拉的嫉妒。
编辑部里的袜皮与王大力在和考利进行讨论后，大家一致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卡特琳娜依旧是黑暗大boss，但是她并不是一个恋童癖，因为芭波拉的生理特征还是成年人。两人之间长久而又奇怪复杂的关系实质上是同性恋情人的关系。
之前有两条很孤立的信息，考利认为不重要，就没有提及。但袜皮提出这个观点之后，这两条信息刚好就成了佐证。
第一，当时警察去搜查克拉拉家的时候，发现安娜（芭波拉）是对着卡特琳娜叫妈妈的。第二，有人和她俩一起参加过一个露营活动，大家都是各人住各人的帐篷，只有卡特琳娜和芭波拉是共用一顶帐篷的，那人当时就觉得她俩可能是情侣关系。
对于第一条，她俩可能像一些情侣之间的角色扮演，一个喜欢装成小孩，把另外一个当作爹/妈。（参见北大包丽案，牟某翰最初就是叫包丽妈妈的）。
卡特琳娜和芭波拉的相处过程中，芭波拉喜欢装成孩子，并且极其地黏人。卡特琳娜因为工作等一些原因无法完全满足她的需求，于是都以操控他人为乐的两人决定找一个免费的保姆。这时候，刚刚离婚比较脆弱，性格本身也很软弱的克拉拉成为了她们的目标。
克拉拉自小和二姐加布里埃拉关系更好，父母也对最小的克拉拉帮助更多、付出更多。强势的卡特琳娜有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家庭中被孤立了，选择妹妹作为目标，可能也有嫉妒报复的成分在内。
当两个男孩开始和芭波拉争夺克拉拉的母爱时，卡特琳娜觉得他俩会破坏她们的计划，她必须将两个男孩和克拉拉之间的亲情切断，而丧失了母爱本能的克拉拉也更容易被她们完全控制。
于是，卡特琳娜便利用她的工作下属，再辅助一些宗教方面的洗脑，成功制造了这出人伦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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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尾声
审判结束后，克拉拉的父母得到了两个外孙（雅各布和安德瑞）的监护权，他们终于离开儿童中心，回到了家中。他们定期地接受心理治疗，希望能够淡化可能伴随一生的阴影。
三年之后，他们开始去看望狱中的母亲，第一次的见面是艰难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母子之间的关系开始渐渐地修复。
2013年，克拉拉假释出狱。二姐加布里埃拉给她提供了住处，还帮助她找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她和父母的关系也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她常常陪伴着两个孩子，虽然不被允许和他们住在一起。
姐姐卡特琳娜也于2014年假释出狱。关于她后来的信息很少，只知道她的家庭，包括克拉拉在内，都拒绝和她相见。
芭波拉和其他的从犯也都提前出狱了，之后都消息全无。据一个网站说这是芭波拉的近照。
但没人知道，她现在在哪，又在扮演着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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